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后，并没有造就一个稳定的由文官控制权力的国民政府，而是开启了新军阀割据时代。旧派军阀孙传芳、吴佩孚被消灭了，可阎锡山、继承张作霖天下的张学良还存在；打倒了旧军阀，以血缘、地缘和政治关系维系的地方实力派李宗仁、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唐继尧纷纷崛起。这些在北伐时期被纳入国民党旗帜下的地方军人，因北伐有功，不但不易剥夺他们的地方独立，反而成为“党军阀”的一员，参与国家的大政。于是，聚集在国民政府里的这些“多枪阶级”不断为谁统治谁，又该谁当统治者而与蒋介石反目成仇。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国民党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在胡汉民的主持下，正式通过《根据总理教义编制一切党之法令规章以成一贯系统暨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决议中，明确规定：“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的最高之根本法”。国民党在对以上的决议说明中称：辛亥以前，孙中山曾于革命方略中有“每县于敌兵驱除、战争停止之日期，立即颁布约法”的规定；民国元年也曾临时“同意于约法之颁布”，“迨本党在广州开创政府之时，总理先后著成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诸要典，乃不复以约法为言。”这个最高根本法案及对放弃约法的说明解释，十分清楚地向天下表明，已进入训政时期的执政的国民党将以孙中山的遗教为国家根本大法，训政时期将不再制定和遵守“约法”了。这为此后一年多间，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同地方实力派此起彼伏的各种政治、军事组合，打了无数次的内战埋下了导火索。而表决通过“一党专政”的大会代表有近百分之八十为中央圈定和指派，这也为此次大会的合法性埋下了数不清的祸根。
国民党内不同的派系，没有哪一方不打孙中山的旗号，没有哪个人不说自己是遵循“总理遗教”。所争的“约法”，其实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的何澄十分清楚：一九〇六年，孙中山在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时，曾将革命进程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军法之治是为了推翻皇权，宪法之治是为了建立民权。但这两个目的之间，似乎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即“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抵触。”怎样才能做到“解除兵权以让民权”呢？孙中山认为，这中间需要经过一个约法之治的过程：“军政府与人民相约，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其荦荦大者悉规定之”，以此来防止军权的膨胀，不致抑制民权的发展。一九一四年，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在党章中，规定了从革命军起义到宪法颁布前的这段时间，“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就是近代中国“以党治国”的思想源头。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一大”会议上通过《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在这个孙中山起草的大纲里，除了仍将革命过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外，还特别规定：“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但在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开始训政时期，是否还需要“约法”，孙中山在其《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并未提及，这就为以后国民党内派系之争留下了任人解释、自任为是、自我标榜是唯一正确的一片空地。
国民党三全大会欲确立“一党专政”治国理念，引起国民党内没有进入政治核心圈的反对派和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强烈不满。据国民党中执会秘书长内部刊印的《中央党务月刊》，参加国民党三全大会的代表共四百六十六人，其中除五十四名为上届中央委员当然代表，由中央圈定的代表为一百一十六人，指派的代表为二百零九人，由选举产生的与会代表仅为八十七人，不足总数的百分之十九。国民党内首先挑战蒋介石的是汪精卫，联合十三名中央委员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指责此次大会将近百分之八十的代表，为中央圈定与指派，是为一次不合法的代表大会。在知识分子群体代表中，最早公开挑战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的，是大名鼎鼎的胡適。三月二十六日，胡適以参加国民党三全大会的上海代表陈德徵提交的《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为例，开始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发起猛烈攻击。陈德徵在这份提案中说：“理由：……吾人应认定对反革命分子应不犹豫地予以严厉处置。查过去处置反革命分子之办法，辄以移解法院为惟一之归宿，而普通法院因碍于法例之拘束，常忽于反革命分子之实际行动，而以事后证据不足为辞，宽纵著名之反革命分子。因此等之结果，不独使反革命分子得以逍遥法外，且使革命者有被反革命分子之攻击危害之危险。均应确定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之办法，俾革命势力得以保障，党国前途实利赖之。办法：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这种以中央党部的一纸证明就可定人为“反革命”的搞法，令胡適十分气愤。他给司法院长王宠惠写信说：“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对于此种提议，不知作何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我的浅识寡闻，今日读各报的专电，真有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党员，创此新制，大足以夸耀全世界了。”接下来，胡適把国民党大大讽刺了一通：“其实陈君之议尚嫌不彻底。审判既不须经过法庭，处刑又何必劳动法庭？不如拘捕审问，定罪、处罚与执行皆归党部。如今日反日会之所为，完全无须法律，无须政府，岂不更直截了当吗？”
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胡適针对国民政府于四月二十日所下的一条“保障人权”的命令，写了一篇《人权与约法》交给《新月》刊发，再次批评国民党：“命令所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而不曾提及政府机关。我们今日最感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针对此命令所说“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胡適反问：“所谓‘依法’是依什么法？我们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种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权利？中华民国刑法固然有‘妨害自由罪’等章，但种种妨害若以政府或党部名义行之，人民便完全没有保障了。”他认为，如果真要保障人权，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应该做的事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如果这件事暂时做不到，那么至少也该制定一部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出来。在对“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法时期”做了法理上的讨论之后，胡適呼吁：“我们今日需要一个约法，需要孙中山先生说的‘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的一个约法。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胡適的理想境界是上自国民政府主席，下自平民百姓，人人平等，所以看到没有一个约法来约束国民党中央党部凭借一张纸条就可以定人罪名，使他很生气也很无奈，因为此时的中国是他曾支持过的比旧军阀现代一些的“有枪阶级”控制的。
国民党三全大会没有弄出一个约法，反倒说明了为什么不再需要约法，这已表明国民党已经意识到北伐之后的“重新统一”，不但没有削弱地方军人势力，反而有扩大破坏“一党专政”的危险。地方军人专制的结果，致使南京政府控制的中心区域仅限于浙江、江苏和安徽；福建、江西、湖北和河南，与之联系紧密一些，但也只有审慎地使用军事控制手段才能保持对南京政权的忠诚；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山西和山东，都显然保持着独立，有时还会积极地与南京政府敌对。再远一层，在东北、华北和亚洲腹地的边疆地区，问题不仅是脱离中央，保持地区的独立的问题，在遇到外来侵略时有可能还会分离。所以，尽管胡汉民主持设计的三全大会把蒋介石在训政初期所讲的应颁布约法推翻在地，使蒋介石失信于民，失信于新崛起的一代实力派军人，失信于其他对“约法”翘首以待的国民党派系，但蒋介石为了应对地方实力派的挑衅，还是暂时容纳了胡汉民在开幕词中所讲的“所谓训政，是以党来训政，是以国民党来训政”，“在训政时期中，国民大会的政权乃由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行……政治上一切最高的方针与原则，无论外交的、财政的、军事的、内政的、教育的，都有待于大会决定”。
自从陈德徵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提交了《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以来，“革命”与“反革命”就成为两个颇为流行的话语。一九二九年四月，铁道部建设司司长陈伯庄向孙科建议请丁文江来进行西南川黔和东南浙赣闽沿线的地质调查时，孙科厉色向陈伯庄说：“为什么推荐一个反革命的脚色！”陈伯庄说：“建设要请技术领袖高明专家才是。”及至见了丁文江，孙科对这个先前他认为的“反革命”又如鱼水之欢。
应该说，北伐之后形成的新一代地方实力派军人大多是有着民族主义理想的一批人，他们没有分裂国家、独立为国的野心，都是在统一中国的前提下，为控制权利相互争夺。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三日，已近尾声的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改组派等各反蒋派系合流在一起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并以起草约法与召开国民会议相号召，于十月三十一日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太原扩会约法草案》（俗称《太原约法》，却包含了许多中国法制史从未有过的民主思想和还政于民的内容。尤其是第二章“人民之自由权利义务”，有关人民本该享有的自由、权利和义务多达二十八条。据这个约法的主要起草人邹鲁回忆：“盖草案全部，以《建国大纲》为纲领，而根据之以定条目。《建国大纲》注重于人民之需要，训导人民之智识能力，使之能自决自治；故草案于人民之自由权利义务一章，详为保障与规定，使能自动的完成个人之人格，而担当国民之大任。《建国大纲》注重以县为自治单位，及中央一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故草案于国权及中央制度地方制度诸章，悉准引旨以为厘定。务期扫荡十九年来军人主政与割据地方之恶习，及使人民得有行使直接民权之根据。此外更依据总理遗教，见诸《建国方略》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者，订为教育、生计两章，以期养成民德、民智、民力而驯致于民生主义实行之成。”军事上反蒋虽然失败了，但《太原约法》却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同并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法制史料。
遗憾的是，即使怀着“务期扫荡十九年来军人主政与割据地方之恶习”的崇高目的国民党元老邹鲁，也未走出与地方军人主政的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搅在一起的怪圈，致使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中原内战爆发。
对于蒋介石和阎锡山的不和，何澄是本着“平心平政”的态度来劝和双方的。他与双方都是多年的老朋友，无论谁打倒谁，战祸一起，于国家和人民都是莫大的损害。本着国家和人民的大观念，何澄与黄郛分头劝说与各自关系甚好的阎锡山和冯玉祥。但因蒋介石气度太小，阎锡山和冯玉祥被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张继、林森、居正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以孙科、王昆仑、钟天心、周一志、梁寒操为主的再造派的各自政治目的所迷惑，不顾后果地要把蒋介石赶下台。双方即将大动干戈，何澄长叹奈何，只好在灌木楼里吟吟诗，写些随笔，以抒反对内战的种种切痛。
阎锡山反蒋之初，曾有一位支持蒋介石的友人给他来信，询问阎锡山的真实动态：
亚兄老友：
续奉赐复，知贤劳况瘁之中不废吟咏，倘所谓今之有心人耶。弟辍咏十年，姑一步韵，言为心声，愿相喻可矣。
顷闻密讯，贵省领袖高唱镇海之歌，缓讽顽石相让，未知信否，此真最近兴亡一问题也。浦石事件与青济近日情状，似颇有连，尊处如有更确闻见，望以见诏。年内尚思出游否？繁霜阴由，维努力珍重。
祗颂日祺弟□顿首一九二九年双十节，冯玉祥旧部宋哲元等二十七人联名自西安通电反蒋，拥戴阎锡山、冯玉祥为国民军正、副总司令，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十二月一日，屡次三番投诚又反水的唐生智在郑州发出通电，宣布就任汪精卫的护党救国军总司令，并宣布阎锡山为副总司令；十二月三日，唐生智又在郑州发表《拥汪联张（发奎）》通电，拉上石友三，出兵讨蒋。阎锡山是准备与这些乌合之众联手反对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呢，还是真心拥护中央，拱卫北方呢？何澄对此事极为关注，他给薛笃弼去信，想知道阎锡山的底牌。薛笃弼此时对南京国民政府虽有“虚伪统一”的看法，但据他的观察，阎锡山还不至于和反蒋的“叛将”联合起来，认为还是与中央合作有利。
亚农吾兄鉴：
六七两日快慢两示圴悉。观察大局，极佩伟论。中央年来只为虚伪的统一所误，乘此保守江左（按：南京）。修明政治，待各军阀利害冲突，然后图之，真正统一始现。今日局面，在我辈观之，并不稀奇，只要放开统一二字，海阔天空皆妙谛也，何必苦苦花许多钱买虚伪的统一也。至阎（锡山）态度，弟意必不聚变以叛将连（联）合，非彼福也，彼还是与中央合作有利罢。
阎锡山与中央保持一致，“共存共荣”的态度，令何澄十分高兴。或许，他也把这一情况传达给了蒋介石周围的人，之后才有蒋介石任命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事。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阎锡山通电拥护中央后，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开始在何成濬的督导下，率军讨伐叛逆唐生智。唐生智全军被缴械，通电下野后，据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蒋介石对阎锡山与唐生智暗中联手反蒋早有察觉，虽然此次出兵南下，卓有战功，但若让阎锡山夺取了河南广大地盘，再与冯玉祥联盟起来，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考虑，都将对蒋构成更大的威胁。于是，蒋介石密布何成濬、韩复榘在郑州活捉阎锡山。一月十四日，此事被阎锡山派到郑州电报电话局检查来往电报电话的张象乾侦获，阎锡山扔下原来乘坐的专列，登上驻守在新乡的第九军军长冯鹏翥派来救驾的另一列火车脱壳逃脱。巧合的是，何澄恰在此时有信请孙鹤皋托转讨逆军总预备队总指挥陈调元輥輯訛。陈调元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四日复函何澄：
亚农八哥左右：
正深驰忆，适鹤仙兄交到手书，高怀雅量，溢于字里行间。三复循环，益增钦企。弟未尝学问，粗具心知，惟此真诚，无惭清夜，辱承过誉，奚以克当。国难方殷，匹夫有责，矧以名贤，讵容高蹈，尚冀为国努力，共济时艰，是所切祷。
鹤仙晤谈，洵属端人之友，昨已由济赴平矣。手此布复，不尽百一。岁晚天寒，唯顺时自卫。祗颂台祺弟陈调元顿启一月十四日何澄托请孙鹤皋向陈调元探询的这位友人是谁，虽然不得而知，但身份和地位应是相当高的。
北洋旧军阀时代，在讨伐对方前，要进行一番你来我往的通电，把为何要讨伐，为何要进行这场战争的原因向公众讲清楚。而谴责对方的内容，主要侧重于私德，如对友谊的背叛，对上级不尊重，违反传统的家庭关系等等。等到正式开战时，要举行宣誓讨伐仪式，宣布讨伐令，然后才是正式开战（没有宣战而偷袭，会被认为是违背军人的道德）輥輰訛；进入“党军阀”时代，仍然沿袭了北洋时代旧军阀军人起码应有的道德操守，公开通电，公开宣战，但在通电的内容上，却大为改变，主要历数对方在政治方面的罪过，人身攻击和私德方面也有，但只说对上级和友情的背叛，不再提及子女不孝和个人私生活的内容，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法制建设上有所进步的小小迹象。
阎锡山与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开战前，双方的通电就很有意思。
事情缘由阎锡山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二日补行陆海空副总司令就职宣誓仪式的一番话。阎锡山提出要建立“整个的党”和“统一的国”。话中之话，是说因为蒋总司令独裁，才造成了党和国家再次分裂的局面。蒋介石自然不甘独担这份罪责，于二月九日给阎发电：“今日中国危机已达极点，为救国之事与祸国之罪，皆由我两人负此责，弟与我兄有不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者，党国历史所不容也。”言外之意是说，把好端端的统一了的中国搞到此种地步，难道你没有责任吗？阎锡山于次日即复蒋介石一电，毫不留情地道出：“同恃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内搏，伤亡者皆我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之信徒。况军心不定，武力将何所恃？党已破碎，党国将何以全？”在电报中，阎锡山还以事实论证了蒋介石以“武力统一不特不易成功，且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阎锡山的这番私论，确实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光击中要害还不行，阎锡山甚至提出了解决愈用“武力维护统一”，党军党国愈加分裂局面的途径是，你我“在野负责”，“党事国事完全实行党的议决案”的方案輥輱訛。
蒋介石确实没有当初孙中山的雅量，不但不敢通电下野，哪怕是暂时回避一下政治矛盾再出山也行，反而拼命标榜自己。他在十月十二日给阎锡山的回电中称：“革命救国为义务，非为权利。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诿卸。此时国难正急，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除拒不答应下野外，还对阎锡山所说的四处武力讨伐之事，反唇相讥：“中央始终以和平统一为职志”，“绝非有轻用武力之意，惟兄前月毅然出师，以消灭改组派为己任，固亦此意也”。輥輲訛二月二十日，阎锡山致蒋介石的电报中阐述了上月在补行陆海空副总司令就职宣誓仪式时所提出的主张：“惟党国是以党为主体，个人之中心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齐交还于党，再实行编遣。否则钧座编遣之苦衷，反不能使人谅解，事实上，亦窒碍难行也。”輥輳訛同时建议成立元帅府或枢密院、元老院一类的政府贤达机构，参与决定党国的大事。阎锡山的这一主张，在反蒋派中引起强烈共鸣，纷纷以“党人治党，国人治国”为口号，抨击蒋介石的独裁。对于阎锡山的重重揭黑，蒋介石有些招架不住，在二月二十二日回复阎锡山的电报中，甚至有失政治家的风度说：“中正实不忍妄自菲薄，尤不愿轻易受诬蔑。使中正果有背叛党国之罪状，党国当予以最严厉之惩罚。又或中正违反党纪，淆乱国是，倡为‘党人治党，国人治国’之谬说及别设枢密院、元帅府，以解决国是之怪论，则亦无所逃于清议之责备。”輥輴訛二月二十三日，阎锡山打电报给在香港的汪精卫，提出：“锡山等提出拟请由我全体党员同志投票，取决多数。三届续统可，二届复统亦可，产生四届亦无不可。”汪精卫立即回电表示赞成，称此举“实为本党最高主权之所在”，并鼓动阎锡山“提倡进行”。蒋介石方面见阎锡山竟然向国民党最有影响力的改组派发出了通电，更为紧张，怒斥阎锡山若“反对三大中央，即为党国之叛徒”。在对阎锡山进行最后警告的同时，也规劝他“悬崖勒马，维持和平”。但此时谁都停不下武力解决的步伐。四月一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发表通电，概述阎蒋之争之经过，揭露蒋介石所犯的种种罪行，开始征讨。一个月之后，蒋介石在南京亦举行讨逆誓师典礼，发表讨阎誓师词；十一日，中原大战终于随着蒋介石所下达的总攻击令而爆发。
五月十八日，何澄在上海出席了陈其美纪念塔开工典礼仪式。陈其美纪念塔建在西门中华路方斜路交叉处之三角场。开工仪式这一日，也是陈其美遇害第十四周年纪念日。当日到会的有上海市市长张群，市府秘书长暨各局局长，市府暨各局职员，来宾有王一亭、褚辅成、杨永泰、叶惠钧、袁履登、钱新之、徐维震、陈训泳、杨虎、范争波、吴开先等，各机关团体，各区党部代表也有代表前来。陈其美家属到场者，有陈霭士、陈果夫。上午十时，奏乐开会，首先由张群讲话，略谓：“今天举行陈英士先生纪念塔兴工典礼，邀请各位惠临参加，为的是要共同表现我们心理上纪念先生的一点意思。英士先生人格的伟大，功业的崇高，是我们同志同胞人人钦仰与崇拜的，所以都应该纪念；尤其是英士先生与上海的关系深，我们上海的市民，应该要特别的纪念。今天来宾，多半是英士先生旧识，或者曾经与英士先生共过生死患难，当然对于英士先生，认识的非常清楚。而且当时英士先生的参谋长，就是本市第一任的市长黄膺白先生，今天特地从远道前来，举行开工典礼，一切的话，请他来讲，一定是能表彰英士先生不死的精神。黄先生任市长的时候，他抚今思昔，感慨无限，久想为英士先生筹一纪念办法，因在职不久，即随蒋主席下野，未及着手进行，引为憾事。兄弟任市长以后，旧话重提，遂为建筑此塔之动机。塔虽不大，但除纪念英士先生而外，尚可利用作为市政建设之一助。塔之工程，概托本市工务局长沈君怡代为主持，预定在今年的光复上海纪念以前完成。塔内有梯，可以上升至顶，展望全市形势，可作一切瞭望之用。至于选择这个地点建塔的原因，为的是英士先生在沪军都督任内，拆城筑路，兴办市政，为今日建设大上海之动机。今日建塔地点，适为当时之城濠，每亩所值不过五百元，今已涨至数万元，单拿这一件事来说，已可想见先生在破坏时期之中，如何努力建设。可惜英士先生殉国已十四周年，不复得见。我们悲伤之馀，惟有希望同人继续英士先生之遗志，努力奋斗，完成革命，热心建设，以竟英士先生为国为民之旨趣，这是纪念英士先生之意义，亦是本塔建立之微意，愿与同人共勉之。”輥輶訛张群讲完开幕词，由黄郛作长篇演讲。黄郛在概述陈其美的革命历史及生平事迹后，还藉纪念陈其美，希望“政治上之纠纷，可以立解”：“民国五年的今日，为英士先生遇难之日。本年由张市长动议，拟在遇难地之上海，为英士先生建立一纪念塔。介石主席及本人，与英士先生在公谊私交上各种关系，当然十二分的热烈赞同，遂决定于本年遇难纪念日开工，本人并被指定举行开工典礼，并预计于本年十一月三日以前完工，以便次日即上海光复之日，可以行落成开幕典礼。此等纪念办法，不能不谓为含有无限意义，无限价值及无限感慨……吾人今日为英士先生建此纪念塔，一方面固追念其事功，一方面实景仰其人格。吾闻市政府之调查全市人口，已超过三百万。异日塔成以后，沪人士人人观摩，日日观摩之结果，造成三百万之仁慈、平等、勇敢、节俭之国民，以为骨干，然后再向全国推演，不独政治上之纠纷，可以立解，而经济上之争执，亦可不作。盖节俭之风成，则生活之享受，贫者与富者，相差不远；平等之习成，则社会之往来，高位与平民，完全无别。益之以国民相互间，有互相亲爱、互相怜悯之仁慈精神，有互相策励、互相奋勉之勇敢行为，为问吾国之黄金世界，尚有不立现者乎？最后尚有一言，不能不叙者：即此建塔之民国路，在十九年前，系沿上海城一条极逼窄之城河，沿边一带，有三五茅屋点缀其间，河水又极污浊。因当年都督府设在小东门城内之海防厅旧址，本人每日到府办公，必经过其地，交通不便，地方鄙塞，沪人士同有此感。于是一部分先觉之士，提倡拆城；然时代不同，在今日拆城之举，人民已习见不怪，而当民国初元之时，上海拆城之说，实为全国破天荒第一声；故同时亦有一部分保守之士，反对拆城。英士先生默念以为吾国政治是否能一度革命，而即臻上理；内地秩序，是否不再需此颓垣破壁，以资保障，实属疑问。惟上海城情形不同，城河对岸即为极繁盛之租界，不独文野之别，显划一线，为吾人之羞耻，万一他人借口交通不便，地方不洁，起而代谋，反失国家主权，不如先自为之，则可促地方之发达，而泯文野之迹。二则城外有逼近之租界，城内有繁盛之市场，即使地方有警，亦不能再据城垣，以事攻防；故城垣之与上海，已成无用之长物，乃断然下令拆城，实形成今日大上海市计划之先声。其时城脚河边一带，畸形污洼之地价，亩不及千，黠者遂疑及下令拆城之别有作用，实则英士先生以纯洁之精神，一意为地方谋发展，此种小人心迹，决非彼梦想中所及。不独英士先生然也，即沪军全体同人，可说无一人有寸土尺地于其间。虽然，换一方面观察，惟其当时无寸土尺地，故今日得藉此数方之地，以为建筑纪念塔之用，而此纪念塔方能含有无限意义，无限价值。否则，吾人今日在此为英士先生建塔纪念，沪人士感想将何若乎？”輥輷訛参加完陈其美纪念塔开工典礼仪式，何澄不愿偏袒中原内战的任何一方，只想等孩子们放暑假时，带孩子们一起躲到莫干山去。挚友王徵得悉他将上莫干山时，连续致信何澄，相约一同上山。
亚农吾兄：
再读手教，至慰至慰。惟第一函系在天津接到，吓了一跳，鄙同乡亦未见得。北戴河“太热”（亦有热昏模样），只得料理料理家事，将北平暂寄之家移至天津。一子一女均交与张伯苓厢了，之后赶紧回青（岛）。日前到青，暑气全消，潮声犹在。隔岸青山，海中帆影，虽非中秋，而月明如画。数次来青，以此次为佳也。木器价若干，乞兄先为垫付，物存兄处。弟不久即拟回沪，如无他事，或可来莫干山观月也。
亚农吾兄：
日前曾上一函，计达。昨日经轮船公司通知，谓十三日船可通融出一位置。如此，则十四日可抵上海。如阁下尚未上山，乞赐函鄙寓。如机缘□假，可一同去莫干山也。
一九三〇年七月，何澄偕全家大小，同上莫干山。
莫干山本是浙西武康县一个很普通的山，十九世纪末，被喜爱自然景观的传教士发现这里是杭州周边一处避暑胜地，传教士们纷纷在此造房子，声名渐渐远播，遂成为南方上层人士喜到之处。及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里已有不少传教士建造的西洋房子，另有沪杭铁路局开办的铁路宾馆和一所疗养院等。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推行革命外交，民众也大喊排外口号，吓得过去的房主都不敢上山，所以山上的西洋房子即使在夏季好多也是空的。从看管房屋的人手中，很容易租到一所设备简单但清洁实用的房子。当时从杭州到莫干山也很方便。每日都有从拱辰桥开往三桥阜的小火轮，约三个小时可到；到了三桥阜坐藤轿上莫干山，约一个半小时。何澄的长子何泽明喜爱摄影，何澄给他买了一架相机，此次在莫干山派上了用场。何泽明不但给弟弟妹妹们留下了多张珍贵的照片，而且还把他的同学朋友请上山来一道玩。莫干山中最有名的景点是“剑池”和“阜溪之达”飞瀑。“剑池”据说是春秋时期铸剑大师莫邪和干将磨铸雌雄宝剑之处。何澄的三女儿何泽瑛在“剑池”和莫干深处的“阜溪之达”飞瀑均留下了喜爱山水的纯朴身影；而何泽慧和她的同学、哥哥的同学则在武陵村口的“滴翠潭”留下了有些青涩的团体合影的瞬间。
何泽慧先是随振华女学校组织的集体暑假旅行团到杭州旅行，等同学们返回苏州后，她和仨俩好友再上莫干山。
在莫干山，何泽慧写下了一篇游记和一首古体诗，刊发在一九三〇年的《秋日旅行丛刊》上。文辞之好，描述之准确，对山水感觉到的灵气，颇能显出这位以后成为中国核物理学家在文学方面的天分。
旅行杭州记余尝爱姑苏之灵岩、天平，以为此外遂无奇秀，第闻浙江之杭州，名胜甲天下，然至今未尝一游也。庚午秋，与同学百馀人，作杭州五日游。
湖山灵秀，胜吾灵岩、天平远矣。西子湖以其位于杭城之西，故又名西湖，为诸胜之冠，浩浩荡荡，平浪无纹，湖水团集，群山纠纷，画舫点点，若秋叶之于大海，浮荡其上，诚仙境也。岳坟，武穆王埋骨地也，在西子湖畔，筑大殿于其外，以表雄壮。游人过此，敬叹生矣。苏堤白堤，纵横湖中。余等去岳坟而就孤山，放鹤亭在焉。夫鹤之为物，清远间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今孤山之鹤，已入其冢，而隐士亦已不复有矣。蓬断草枯，荒景满目。孤山之梅，有名于世，仅存者百株而已，良可惜也。舍湖光之胜，而登北高峰。又由灵隐而上，至韬光，于此即能远眺。然所谓观海者，钱塘而已。经韬光而上，凡石级若干数，曲折至其巅，北高峰至矣。于是俯仰徘徊，纵览六合，见夫天垂如盖，日悬如燧，众山断续环拱，如砺如拳，川海萦回，若带若线。东海、钱塘、天目、武林诸胜，亦无不历历在目焉。盖昔日所传闻其概者，今乃目极之；久欲见而无从者，今乃不求而尽获之。快意适观，于斯为极。辞北高峰而至紫云、水乐、烟霞等洞，皆天然之奇胜处也。紫云若广厦；水乐则奇深，洞尽处有一泉，汩汩作声；烟霞则奇石倒悬，皆成奇观。惜非闲人，不得坐卧十日，招太白、梦得辈于云雾间相共语耳輦輮訛。
游水乐洞烟霞古洞早闻名，水乐一洞今始成。
此洞埋没二百载，重见天日不数更。
秉烛前行不知底，空穴来风皆成音。
暗中摸索何时尽，但闻清泉处处鸣輦輯訛。
何澄到这里来，系因黄郛在莫干山的东顶买下了原英国人“琼斯”的“春园”（后改为“白云山馆”），隐居山上，读书写作，远避政治尘埃。何澄每天前来“春园”，原主人所种枫树的红叶，小径的修竹，无人打扰的幽静，以及和黄郛的清谈，都令何澄感到心宇澄明。七月底八月初，何澄给侄儿何泽贶去信，告知全家都在莫干山避暑。何泽贶在八月八日收到何澄的信后即回信说，中原大战期间，“民间应付差徭，困苦已达极处”。可见民间对内战的痛恨与无奈，所盼只有早早结束战乱：
八叔大人尊鉴：
持奉八月八日莫干山中所发手书敬悉。暑中尊体安适，阖家咸去，深慰远怀。
今年晋冀一带风雨调和，秋收有望。惟民间应付差徭，困苦已达极处。南北大战不知何日方休？回忆前在苏（州）时，有人预言黄河南北将遭大难，今日果验。此间乡下童谣，将来是去老西受骗。河北矿业受军事影响，场（按：指井陉矿务局石家庄炼焦厂）陷入不死不活状态，井□有车一列，勉强维持生活。
因故没能与何澄同上莫干山的王徵，亦有信致何澄，让他少作些骂人的打油诗，多写些能惊醒当局的时事文章：
亚农吾兄大鉴：
知吾兄仍在山中读书，可喜可喜。弟函原为中秋之约，本不必辩。足下来去光明，即伴佛国而去，人亦不能谓为误国而来。召此一辩，得此未能免俗耶？一笑。弟本拟即来苏一行，昨得舍弟函，谓双十前后将来沪，只好静候数日。归时或同来一游也。日来消息，统一局面似有希望，阁下能否分点打油（诗）工夫，作些语录文章？当局读之，较胜曾文正家书数倍。现在为我国生死存亡关头，万一能提醒一二处，将来收获不题，高明如兄，当不以弟言为日薄□也。
大概是听从了王徵的劝告，何澄在莫干山写了一本《舟中随笔》的感思录，下山后自费印行，分赠好友。有友人阅后送朋友看，还不断有人来函索要：
亚农我兄足下：
顷管懋稼来探，立旌何日北行，渠好预备，最好节后尤佳。
《舟中随笔》如留存者，望寄一二册，因友人来函索取。弟处已无存也。
弟蒋年勋九月十一日黄郛也有信来赞何澄之作“痛快锐利”：
亚农吾兄大鉴：
九日手教奉悉。大作痛快锐利，真是快人快语。惟下愚无知，误己误国。吾辈当怜之也。日前，大驾惠顾，适值小有工作，不能畅叙，至为郁怅，三四日后当可较闲。如有来沪之便，仍盼惠临，藉图快叙。耑复。顺颂双安。
弟郛顿首十一月十日何澄躲上莫干山，每天走山，作“舟中随笔”，看孩子们刻印、临书帖，做体操，游泳，暂时也忘却了中原大战的你死我活。但一回到苏州，他就耐不住，要打探战事的消息。蒋介石这边的一帮朋友，如孙鹤皋等人，还催促他赶快出山，以“挽救未倒之狂澜”：
亚农我兄大鉴：
今得书敬悉。驾已返苏，欣何如如。昨礼卿（吴忠信）兄陪纬国（蒋纬国，蒋纬国家与何澄的“灌木楼”同在南园）去柳（州），报传先生作陪，可知近在咫尺而消息如是不准，远方消息则其不能精确，更可明白矣。闻总座不日回京，未识先生有所闻否？东北究竟意如何？兄对于彼方情形熟悉，定能洞鉴内容，便乞示知几行。
弟求去不得其机，诚苦不堪言。希望我兄等早日出山，挽救未倒之狂澜，是为至盼，使精疲力尽者得以休养，亦是政局应有之变化。否则，暮气重重，终无天朗气明之时。可虑可虑。此请近好弟鹤皋上九月四日另一友人亦来信，告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朱熙輦輰訛已代安徽省主席（一九三〇年九月九日）；张群在东北张学良处活动统一到中央这方面来，将来是否会成为吴三桂第二？实在不好说等等：
亚农老兄大鉴：
奉书久未作复，罪过罪过。琛甫（朱熙）等已赴皖任，官兴尚旺……弟料理他们上任后又须侍候雪暄（来电偶一到郑州即奉迎），观潮恐难如愿，惟拟于中秋后一日到沪一次的，必住一品香。大驾过沪时，请过一叙是盼。岳军（张群）将来是否为三桂之后继人，实难断言（有友来信，硬说岳为吴三桂第二）。不过，我以为“很是不妥”耳。可惜两老儿不听吾兄之劝。
张群终没有为蒋介石方面所担心的那样，成为吴三桂第二。九月十二日以后，张学良即宣布不再见客，而晚间则到张群、吴铁城寓所密谈，至九月十六日，已将出兵援蒋的军事布置妥善；九月十五日，张学良在北陵别墅召开最高全体将领会议，讨论对时局态度。详述出兵华北原因，声称：“目前国事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足以对外”，“最近闻阎、冯军队业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应实践出兵关内诺言。”张景惠原主张对北方好感，然经南方代表疏通，改变初衷，支持张学良出兵计划，张作相也不再反对，于是一致通过出兵调停。会后，张学良即至吴铁城寓所，与吴铁城和张群密谈后又同偕吴铁城、张群同至反蒋代表顾维钧宅畅谈竟宵。同日，阎锡山闻讯，即在石家庄发出下野通电輦輱訛。
九月二十日，阎锡山的首席辅弼赵戴文到北平，说阎锡山决意守山西，请扩大会议中央委员赴晋。汪精卫、陈公博、王法勤、邹鲁等人随赵戴文曲曲折折，转道绕道，走了十天，才到达太原。十月一日，有一位不愿参与阎锡山方面的友人给何澄来信，报告那些原先在北平开扩大会议的委员们从北平转往太原的消息：
开扩大会议，委员们东逃西跑，不知何时始能收缩回来。近闻漳河铁桥已断，系晋军破坏，因防石三郎（石友三）渡河北来。为此，四面楚歌，只好演霸王别姬一曲，以闭幕也。再说弟自三月由并回平，坐观成败，忽忽七八个月，于个人经济影响甚大，特恳吾兄赐函伯群（王伯群）、作民（周作民）两公为弟于平津方面调一位置，尤所感也。专此祈请西山红叶、北海菊花，我兄佥驾北来，正以付也。
潭福小弟文燦顿首十月一日灯下九月二十九日，黄郛的好友程远帆輦輲訛致何澄一信，内中言说当初阎锡山不听何澄劝说，致有今日之事：
亚农吾兄：
赐鉴读。二十日书惠至为欢慰。日来弟在沪上已择定环龙路志丰里八号为暂时寓所，约二星期后自山迁往。苏沪相去匪遥，可常趋教矣。
阎百川（阎锡山）不听兄言，至有今日。痛定思痛，必生愧感。此人秉性慎重，不为己甚，吾兄似不妨乘机再为劝导。本人下野，部下来归，一方劝蒋公以宽大公平之态度待之。不然，恐阎与冯（玉祥）、汪（精卫）诸人被迫走险，联俄联共，以再酿大乱，岂国之福哉。
不久，弟或再有津平之游，兄亦有意北行否？
膺白（黄郛）等均好。二三星期后亦将下山。
草此祗颂勋安并祝阖府清吉弟帆上九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因为张学良的出兵支持，击败了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一九三〇年十月三日，可谓硝烟尚未散尽之时，身在开封的蒋介石就致电国民党中常会，要求提前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及训政时期适用的约法：“此战之后，决不至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与叛乱党国。故本党于此乃可征询全国国民之公意，以备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輦輳訛关于蒋介石将不日回南京，筹备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孙鹤皋在回复何澄的一封信中也明白无误地有所披露，且让何澄和黄郛都要有所准备，担当起“为国尽力、为个人造光荣历史的责任”：
亚农我兄大鉴：
今得还书敬悉。大驾定双十节后晋京，甚慰。闻前方战事郑州已下，总座拟最近几日内返京。内政、党务似有一番改变。第四届大会不久就要筹备开幕，先生与膺白（黄郛）兄等应有预为准备之，实此为国尽力、为个人造光荣历史也。消极固为个人所宜，然闻今日之社会从何消极耶？恐成理想而已。弟求去已非一日，但终无法脱离，实不忍骤去耳。弟十五以前在京，驾临欢迎也。
此布复即颂台安弟鹤皋上（十月）七日何澄在过了双十节到了南京，会见谁？做什么？都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何澄和黄郛都没有参加于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也没有接受、出任此次会议后的任何职务。
十一月三日，何澄到上海参加了陈其美纪念塔落成仪式。黄郛主持仪式并代表蒋介石致词。是日到会者有上海市市长张群、各局局长，来宾有胡汉民的代表焦易堂、李煜瀛、李烈钧、贺耀祖、刘纪文、陈训泳、吴光宗、陈世光、刘云舫、郭承恩、任恩灏、杨虎、徐维震、粟显扬、邓振铨、许金源、席楚霖、张九如、许修直、孔廉白、范争波、吴开先、杨清源、童行白、王晓籁、王延松、袁履登、周佩箴、田桓、殷汝骊、吴成齐、虞恰卿、王一亭、张澹如、叶汉丞、沈田莘、周内瑾、诸辅成、王汉强，日本众议员菊池良一等四百馀人；陈其美家与会者有夫人姚女士、长兄陈勤士、侄子陈立夫、陈振夫、陈汉夫、陈希曾、儿子駪夫、甘夫等。十时开会后，首先由张群报告建筑纪念塔之经过：“今天是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三日。在十九年前之今日，陈英士先生遵照总理的计划，领导我们革命的同志，不顾牺牲，与满清的恶势力奋斗，光复上海，树立革命的基础。他的丰功伟绩，大而言之，与民国的关系，小而言之，与上海的关系，是何等的深切……一直等到十九年后之今日，我们才能够在上海，为先生建筑一个小小纪念塔。抚今思昔，我们于欣幸之中，实有无限的悲感，无限的惭愧……”。
次由黄郛代表蒋介石致词：“今日在此行开幕典礼，预定由介石主席到会致词，故本人并未预备讲话。不料昨日得介石主席来电，谓因事未能如期赶到，嘱为代表致词，故又不能不重叙数语。惟既系代表致词，则所说，只可作为介石主席在此发言：本纪念塔选定英士先生反对帝制为国牺牲之日奠基，又选定英士先生几濒危于光复上海之日开幕，此种纪念法，不能不谓含有一种极深长之意义。意义维何，即欲使后死者知先烈缔造民国之不易，时时观物兴感，继续努力，以完成先烈之遗志是已！既非安慰一二人之私情，亦非徒壮上海市之观瞻者也。然所谓英士先生之遗志也者，究竟安在？吾敢简单作答曰：在总理指导之下，努力奋斗，期三民主义之实现于中国，如斯而已矣！曾记英士先生在秘密工作时代，尝与同志讨论三民主义，彼谓：既称三民主义，首须了解这‘民’字，系指全民而言。盖不合全民，不足以言民族。一部分人占居特殊地位，行使特殊权利，不足以言民权。少数人生，而多数人死或萎，不足以言民生。此一说也。彼又谓：民族主义是本党最后之目的，民权民生乃求达目的之惟一方法。此又一说也。吾人根据其生前之两说，即可以知英士先生遗志之所在……”輦輵訛陈其美纪念塔高八丈，进入塔门，沿梯而上，可以登至塔顶。塔基立碑石一方，上刊“英士先生纪念塔记”。塔记原稿列名为蒋中正、张群、黄郛，最后定稿，始依齿序。陈其美纪念塔当时算是上海公共建筑中最高的一个。登临此塔，可观览上海全市的各个主要景观。落成仪式结束后，何澄与众多来宾一起登上了塔顶，饱览上海市景之馀，感念万千，既感为缔造共和的英烈，亦念为共和之路的艰难险阻和内争内战不断的个人野心。
十一月四日，阎锡山、冯玉祥联名通电，表示“将晋察绥陕甘宁青各省政治交与各省府，军队交与各该警备司令，整理结束，以善其后，锡山、玉祥即日释权归国，藉遂初服。如何振导祥和。”輦輶訛十一月五日，阎锡山致电张学良，告已下野返居五台，晋政权交商震，军事分交徐永昌、杨爱源主持。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张学良抵达南京，列席国民党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四中全会。何澄得知张学良最信任的与各派系交涉的好手葛光庭輦輷訛由天津上专列随往南京，即请友人托转一信，请葛光庭前来苏州“灵石何寓”，商谈晋军善后及宽待阎、冯事。
亚农学兄师长惠鉴：
顷奉到中午转来手示，敬悉种切，即维履祉，多豫为颂。
弟日前随张副司令来京，侨寓中央饭店，连日酬酢，迄未宁息，殊苦人也。惟以此间距吴门甚近，实深向往得晤，当即趋访左右，藉倾积悃，先此奉复。敬颂道安弟葛光庭顿首十八日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阎锡山凭着晋军对他的效忠，靠着晋系部队整建制地保存了下来，并合法地回到山西驻防，突然乘坐租用的日本一架小飞机返晋。何澄得到这个消息特别高兴，特地从苏州前往阎锡山老家河边村探望这位乡党和老友。是底年，何澄致阎锡山一信一诗。在诗中，何澄感叹一九二九年与阎锡山相见劝和时的场景，抒发了大伤元气的内战过后在河边村和故人相逢的喜悦，最后以“桃园境界君修得”规劝阎锡山就这样隐居不出为好：
别西汇·忆百川兄忽忽相逢又隔年，叹然话旧酒樽前。
山深地僻尘嚣远，水到渠成（河边村渠成，是日河水正来也）畎亩连。
翠柏栽成千万株，清泉凿就百重悬。
桃园境界君修得，半日来游我亦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