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由于在当时的人员中除了技术骨干以外，还来不及配置行政资源，区测队的财产由地质局托四川地质局甘孜地质队代管，因此，“四川地质局甘孜区测分队”的名字被叫开了，而且越叫越响亮。其实，甘孜区测分队的工作任务与质量监控都是直接由四川地质局管理，甘孜地质队仅负责后勤保障与服务。
1961年3月，甘孜区测分队改为“四川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队部驻新津县城。1962年5月，有第三区测队和绵阳队的部分人员并入队中，仍叫“四川地质局第二区测队”，队部驻广元县河西。1965年队部迁驻德阳县罗江镇东山。1978年与第三区测队合并，改称“四川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队部驻名山县城西。1991至1993年队部正式迁驻双流县华阳镇。毫无疑问，“甘孜区测分队”是“四川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的源头。
1960年度从事区测工作的人员不多，他们单兵作战，深入不毛之地，在无任何自备交通工具，无劳动保护设备的情况下，全凭着毛泽东主席的英明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来激励自己，工作范围涉及灌县、汶川、茂县、理县，红原、马尔康、金川、丹巴、乾宁、理塘、雅江、康定、泸定、宝兴、小金等地，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
三、三进北较场
成都市北较场，是历代练兵习武的场所。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部（现成都军区）驻地。
一进北较场
1959年春，队党委将一封密封好的信交给我，让我立刻携信前往四川地质局。即刻登上江油到成都的火车，当日到达地质局。地质局立马用当时最高档的汽车送我进了北较场，与军区作战部的军官联系后，安排我住宿军区招待所。第二天清早通知我出发，一辆大卡车上坐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车开进一片望不到边的大山里，搭起帐篷支起锅灶，算是安营扎寨了。首长，约40岁，大校（后来知道他是作战科科长）；首长助手，30多岁，大尉，作战参谋；中尉，30来岁，参谋，负责管理士兵；少尉，事务长，管伙食；此外还有士兵20多人。当天成立了“党团临时支部”，举手选举了首长为书记，大尉为副书记。支部会上，首长对我说：“这次执行的任务是一旦战争爆发，为首长及首长机关选择建造安全的指挥所的地方，这是秘密呀！（此处的首长指的是当时的西南局书记李井泉）”。1967年，“文化大革命”高潮来临，“红卫兵”的传单和大字报中说：“走资派李井泉”为了搞“独立王国，对抗党中央”，秘密修造了隐藏深处的“行宫”。看后令我暗自咂舌，从此更不敢对人提起此事，以免引火烧身。
二进北较场
因为有了上述经历，1960年为甘孜区调分队收集甘孜、阿坝地区地形图的任务自然落在了我身上。当时的所有地形图都由军区掌管。当我携带手续进了北较场军区大院，特别是见了曾共事的军官们之后，我在军区大院、办公大楼里成了“自由战士”，能“横冲直撞”！我与管理员一起钻进了军区测绘队庞大的军用地形图库房，找到了我所要的图纸，我如获至宝，将它们卷成了好大两捆。这批比例尺为1：20万的地形图是20世纪50年代调绘成图的，质量很差，但在当时却是唯一的地形图，十分珍贵，在1：100万的区测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进北较场
1960年末，因为需要比例尺为1：50万的地形图作底图，我第三次进入北较场，取回了整个青藏高原全部比例尺为1：50万的地形图。
队资料馆里的这批地形图，全部是由我从北较场抱出来的。
四、夜宿金龙寺
1960年5月，康定城上空飘着鹅毛大雪，地上的积雪足有一尺厚。康定二道桥温泉洗浴场，更显得热气蒸腾。寄居于康定二道桥甘孜地质队的区调人，聚集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小平房里，期待着苏联区调专家戈尔金的到来。戈尔金刚进屋，立即将一张1：20万康定幅的地形图铺在桌子上，二话不说，让翻译通知第一组前来面授机宜——这颇令我们的头儿——陈廷志措手不及，临时指定关建哲上场。好在关建哲懂几句俄语，把戈尔金逗笑了，缓和了屋内的严肃气氛。戈尔金对每一条地质路线和每天、每一地点的工作内容交代得非常仔细，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对于初涉区调的我辈来说，见到戈尔金就像佛教徒见了佛祖一般。
在1：20万康定幅进行试验性的1：100万区调，是戈尔金在中国按着苏联有关规范进行1：100万区调的首次实践，他共安排了八条地质观测路线，由八个小组同时作业。
我负责第三组，起点为康定县营关寨。向北翻山至塔公，再向北翻上象皮山至金龙寺，再向北绕道山脊折向八美（乾宁县），再往北经老乾宁翻山进入原始森林，穿过崎岖的东谷大峡谷，最后到达丹巴县的东谷。路线长约200千米，七天跑完。我的助手是成都地质学院一位特能吃苦的三年级在校生，名字记不清了，另有三位工人负责后勤保障。这是我平生头一次带组跑区调，干得特别认真负责。
第一天我与助手跑到天黑，已是人困马乏，却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的后勤人员，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天上下起毛毛细雨，海拔4000多米的空旷高原上冷湿难耐。恰巧山坡上有一个挖过雪猪的洞，能委屈半个身体，我与实习生两人轮流在小洞里避雨或用一件衣服顶在头上，如此耐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雨过天晴。我们发现沿小水沟而下，竟然是一条十分理想的地层剖面，责任心与兴趣驱散了昨日的精神疲惫，我们聚精会神地观察着每一个露头。至天黑时到了一处大牧场，这儿的黑色帐房星罗棋布，牛羊满山遍野，负责人接待了我们，临时借给我们每人一件光皮大衣，身体龟缩在暖和的皮大衣里，很快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太阳高挂，我们却还留恋昨夜那至高无上的享受。
第三天，往北上到象皮山，再一路攀登，至天黑时到达金龙寺。金龙寺是个不大的寺庙，建在一个宽敞的山顶平台上，寺里只见到一个老喇嘛，老喇嘛坐在大殿里，以疑虑的眼光看着我们。偌大的大殿，空旷而寂静，两厢的罗汉们面目狰狞，令人生畏，似乎在死死地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这里海拔高约4000米，夜间，冷风袭来，我们除一身单衣外，再无御寒之物，夜寒透心，难耐之极。大家蜷作一团，半醒半睡好容易挨到天亮，立马上山继续工作。
第四天，收工略早，下山之后，快活地行进在宽敞的阳光大道上，奔向乾宁县城（八美）。突然，有一大队人马迎面而来。原来，三位后勤保障工人在乾宁县报了案，说我们两人失踪了。1959年工作区还有散乱的土匪，乾宁县人民政府怕我们遭遇土匪，组织了大队人马上山营救，正好与我们碰面。
五、赤脚区调
1960年6月，为了验证戈尔金的最终成果，组建了几个强大的小组，我所带领的小组负责勘察乾宁-雅江间的地质路线。小组的人除我外，还有林仲篪、徐星琪、饶荣标和成都地质学院一位老师（名字记不清了）以及几位后勤工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我们从乾宁（八美）出发，向南爬上山顶，不料山上却是一望无际的高原，长满了翠绿的草，像波浪起伏浩瀚无边的大海。低洼处那些大大小小的湖泊亮如明镜，湖周围的沼泽湿地里是蛇形弯曲的河，觅食的野鸭野鹤成群结队在那里嬉戏，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我们在这个美丽的景色中工作了两天多，来到八美河河边，八美河像平地上一个深邃而狭窄的壕沟，深深地切入大地。对岸就是著名的容西卡伟晶岩型的铍锂钽铌矿区，甘孜地质队正在那里进行勘探。我们沿着陡峭山壁上的一条崎岖小路下到八美河峡谷的谷底，过独木桥，来到铍锂钽铌矿区参观。之后，住进居民点最南面的一户藏族人家，睡在二楼的火塘边。
清早，顺八美河峡谷右岸的路向南往下游行进，路忽上忽下，傍晚来到一处不大的森林里，再往南出森林就没有了路径，原来这是当地居民砍运木柴的“盲肠路”，只好暂且在这儿安营扎寨。
第二天，该如何前行？众说纷纭，各人按各自的想法分头探路，终于有了重大发现。河的对岸高原台地上有农民耕作，路肯定应在河对岸，但附近却找不到桥过河。正当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人发现河谷窄狭处，中间有一块巨石，只要能搭桥到达巨石，巨石至对岸的距离仅有一米多，即能够跳跃过去。大家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砍树搭桥，不到两小时，一座壮观的木桥展示在眼前，一些人忍不住迅捷地到达对岸。当我到达那巨石上，看见面前滔滔的急流，心里一时犯起了嘀咕，害怕稍有不慎掉入水中瞬间亡命，故须慎重从事。我整顿好自己的衣裤，勒紧腰带，斜挎地质包，将笨重的登山皮鞋脱下来，用鞋带拴起来搭在左肩，铆足力气奋力一跳。人是跳了过去，但登山皮鞋却掉入河水中，瞬间不见了踪影，从此，我便成了“赤脚区调队员”，也成为大家逗笑取乐、解除疲倦的奚落对象。
从此，我只能穿一双或两双大家支援的袜子行走，行路爬山须处处小心谨慎，赤脚走在草地里、荆棘里、乱石里，上坡下坎，艰难之极。中途还要翻越一座海拔4600多米的大山，山上覆盖着一尺多厚的积雪，我赤脚在雪里行走了两个多小时，当我们在山垭口的寺庙住下来，才看到我那双脚肿胀得像红萝卜一般。
下山比上山更艰辛，当下山2000米抵达了雅砻江边的公路上时我遇到了更大的麻烦，新筑的公路上尖利的石子密密麻麻，已严重肿胀磨损的脚，不知该落在什么地方。疼痛与麻木的双脚，似乎已不属于我的了，落脚行路如同踏在针刺与烈火之中。每当回顾这五天，常老泪纵横。在这样的环境下还不能忘记自己担负的工作任务，到达雅江县城稍事疗养，我又接受了新的任务。
六、理塘生死行
一个分队五个作业小组约30人的队伍，于1960年6月末开进理塘县。理塘县城，海拔4000多米，位于一个平坦辽阔的草原中心，城内只有一个东西南北向的“十字路口”：东北一角是县招待所，只能住几个人；西北角是个小邮电局；西南角的小餐馆是卖野味的；东南角有一大片土房，是军队的营房——这就是理塘县当时的全部家当。
到达理塘县后要与地方政府取得联系，却找不到县政府，只有“县工作委员会”
（简称县工委），驻军的团政委兼县工委书记。因此我们去了驻军营房，找到团长与政委。军队干部办事干脆，一口答应为我们的每个小组配备一个基干民兵班，沿途保护我们。当即还给了我五面红旗（每组一面），教授了用红旗做暗号的方法。此后，我内心忧喜交加，忐忑不安。
我带的小组，共有五人，另有基干民兵八人，藏语翻译一人，运输马匹十匹。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由理塘向东进发。第一天，基干民兵班尽心尽力，相安无事。
第二天，刚翻越山顶，俯瞰前面开阔的山沟里有许多新旧不一的帐篷，人不少，对方似乎也发现了我们并朝着同一个地方集聚。基干民兵班班长急不可耐地喊叫：“土匪，土匪。”我拿出红旗与对方对信号，对方毫无反应。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还是基干民兵班班长有经验，他独自一人，将枪倒挂肩上，手牵着马，悠然自得地向目标靠近，直到他确定这是一场误会，我们才跟下去。此后，我们进入了雅江县县境的红龙，有工作组的人安顿了我们。
第三天，我们折向北行，翻越剪子弯山进入雅砻江的一条支沟的支沟，沟中布满原始大森林，粗壮挺拔的松杉遮天蔽日。林中本有路一条，据说，土匪为防备被围剿，将路边的树放倒横在路上，人需钻过或爬过，马可就吃苦头了，每遇一处，均需牵马爬上爬下地绕道而行，人与马都精疲力竭。当天，行至与另一主干水沟的会合处，这里属于呷柯乡的范围，恰是大森林中央。我们安了营扎了寨，烧起熊熊的篝火，篝火旁暖洋洋的很是舒服。正当我们准备傍篝火而睡的时候，基干民兵班班长发火了，他向四周指了指，翻译说“让你们的人分散隐蔽”，我们这才知道此地是土匪频繁活动的地方。晚间，为了防范土匪偷袭，熊熊的篝火旁一个人影都没有，我们的基干民兵们真是辛苦了，他们有的手握钢枪，有的爬上树梢，通宵达旦地为我们守卫。
第四天清早，无路可行。但主河沟的对岸却有大路一条，面前主河沟的流水，流急浪高，水声如怒吼。我第一个带头跳入河沟探路，所有人都用眼盯着我。水下尽是乱石，脚踏不稳，我的身体东倒西歪，几乎就要被流水卷去，众人吼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翻译与另一藏族同胞扑过来，将我架在中间，三人共同搏击，挣扎着到达对岸。生死攸关之际，是藏族同胞救了我，感人之德，至今不敢忘怀。从此以后，凡与藏族同胞交往，我都抱着尊敬、尊重的心态。
第五天，昨日为了过河，用去差不多两个小时，总算平安无事。当我们逆河沟而上，达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哈衣乡境内的时候，总算离开了恐怖的原始森林，到达了辽阔的草原上，似乎彻底地松了一口气。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马乏了。从前听说“人困马乏”的事，但并不知是怎么回事，现今看到我们的好几匹马，站立不稳，无精打采，打一下动一步，有的甚至于任由抽打，一动不动，还有的趴下后再也起不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马乏了的情景，心痛又无奈。其实，我们的人也是乏的啊，我们每天唯一的食品就是糌巴，它是由青稞制成的，部分则是蚕豆粉，由于当时粮食定量供给，每顿定量为四两，用茶水或河水拌和食之，吃后放屁特多，长久缺油水，人也特感困倦乏力。无可奈何，为了大局，当碰到好的草场，只好敞放马匹，这样，第六天到第八天，这三天行进不足十千米。基干民兵班同时提出了夜里轮流值班的要求。这是我平生头一回手握钢枪夜间站岗放哨，虽仅有两小时，但在空旷寂静的夜里，感觉时间特别漫长。
第九天，行至一处分水岭，地势坦荡，几个山头也不高，但地形图上却找不到它，我们几次登上不同的山头核对我们所在的位置，确认地形图与实地不符，地质点、重砂样、分散流样都放不到图上，从哪里下山也众说纷纭。费了我几个小时的工夫，力排众议，向北顺沟而下，穿过原始森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藏族村庄就在眼前，由此确定了我们所在的位置。当天又翻越一座大山，到达了龚坝-理塘县的一个区所在地。这里，剿匪的气氛特别浓，似乎是在进行最后的决战，森林里刚击毙好几个土匪，当我们从森林里平安地钻出来，当地人都说我们的命大。剿匪部队早已知道了我们要来到这里，对我们的照顾甚为周到，直至返回理塘。
七、林仲篪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