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箍咒”是明代吴承恩所著《西游记》中的概念，是一种佛教法器。是释迦牟尼佛为保唐僧西天取经，赐给观音菩萨的法宝。原本有“紧、禁、金”三咒并附有咒语。其中，“紧箍咒”给孙悟空戴着。这样的一个圈圈套在孙悟空的头上，在猴王戾气未除、道性未成之时，成了唐僧牢牢控制他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检验猴王修行程度的指标之一。至于后来修成正果，得道成仙，成了“斗战胜佛”，脑袋上的“紧箍咒”就自动消失了。
于今看来，中国在21世纪的文化发展，也同样面临几个大的紧箍咒。文化产业和跨国媒介是从外部被加到中国头上的，因为这两者在西方国家已经发展比较成熟了，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从话语权的把握上，我们都处于一个学习摸索阶段；东西方共同面对的则是文明的世界范围内转型问题。
第一节 文明转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
知识，尤其是基于工业现代性、凝聚于现代化成果和过程中的知识，已经演变为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紧箍咒。启蒙时代以来的知识内容、形式和使用，已经形成强大的惯性，桎梏着后现代社会理性的超越式发展。“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过去启蒙的纲领曾经是使世界清醒。启蒙想消除神话，用知识来代替想象”（欧力同，张伟，1990，p.1）。不管是中国历史上“混沌”之死的寓言，还是美国纽约“罗浮沙洲之王”的困惑，都来自于特定“知识”的咒语。同样，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过程中，也是自我文明演进形成的知识和文化他者知识的碰撞。至于已经踏上了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生态文明转型“三级跳”的西方国家，则又将基于生态文明（潘岳，2007）建设的文化话语这个“箍”扔到中国的头上，试图让中国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过渡期“飞”到生态文明——则是一个双方的“箍”，都在念咒，都头疼。
美国《纽约时报》1970年2月20日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位于牙买加湾内、肯尼迪国际机场西南5英里有一个罗浮岛，因无人居住，也称罗浮沙洲。人们在一定的距离内可以看到一条绰号叫“罗浮沙洲之王”的狗。它大概已经在岛上生活了两年，显然很健康，相信它能在半野状态中生存下来，抵御不测，度过余生。然而一些好心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便向美国“保护动物免受虐待协会”作了报告。于是，一场“大营救”由此展开。由于人们无法接近“国王”，所以只能设置圈套。据《纽约时报》报道：“每天，一艘警察汽艇从羊头湾出发，直驱罗浮沙洲这个除了那条狗以外别无他物的沼泽小岛。每天，警察的直升机在罗浮沙洲上空至少盘旋半小时。”无线电新闻广播节目报道了直升机怎样想方设法使狗进入圈套，但均是徒劳的（它拒绝上当），或者一睹其风采。警方对记者说，这条狗“看上去样子还不错”。当记者向动物保护协会的代表提问时，他们回答说：“狗被捉住后，我们将请兽医给它作一次检查。如果健康状况良好，我们将替他物色一个舒适的家。”事实上，警察在两年前就得知这条狗的消息，但他们一直心安理得地让它留在岛上。甚至在他们执行命令的时候，他们在感情上还是站在“国王”一边。有个警察说：“他们为什么偏要去打扰这条狗呢？”另一个说：“这条狗本来就像在泥洼里打滚的猪一样自由自在。”2月23日，《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报道，详细叙述了狗被捕获的经过，重申了“快乐家庭”这句话（爱德华·T.霍尔，1988，pp.2-3）。
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奠基人爱德华·霍尔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侧重点在于“小小的人与大大的官僚之间的关系”——“保护动物协会为逮住这条狗而到处奔波。他们一旦行动起来，便堂而皇之地把警察缠住，那官僚机构一旦被调动起来，就暴露了自己可怕的特征。”
现在已无从得知“国王”的下落，究竟是“被快乐、被舒适”了一个新的家庭，还是不解风情抑郁而终，还是桀骜不驯乃至“被舆论化”后被处死。一只狗的命运，在现代传媒上三两篇报道也就结束了，多少还带上了一些喜剧色彩。推而广之，一个族群、一个国家呢？谁是警察，谁又是那条狗呢？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考虑如何占领日本而又不激起过多的反抗问题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在《菊与刀》中进行了分析：
在对各民族的文化有客观研究的今天，人们认为“真正的尊严”可以由不同民族作出不同定义，恰如他们对屈辱作出不同解释一样。有些美国人叫嚷，只有我们推行平等的原则，日本人才能获得自尊。他们其实是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如果这些美国人确如他们所说，真的希望有一个自尊的日本，他们就必须认清日本人的自尊的基础。我们可以承认，（正如托克维尔那样）这种贵族制度的“真正的尊严”正从近代世界中消逝，我们相信，另一种更优异的尊严正在取而代之。日本无疑也将如此。但在今天，日本只能在它自身的基础上重建其自尊，而不是我们的基础上重建。而且，它只能用它自己的方式来纯化自身（鲁斯·本尼迪克特，1990，2005，p.105）。
其中暗含的道理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
另，《庄子·应帝王》载：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混沌之死，让人感受到一种文明的消亡。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就尖锐地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A·J.汤因比著，D·C.索麦维尔节录，1958，1962，1964）。
如汤因比所说，历史研究在过分地将视角聚焦于民族国家时，就无法摆脱这些民族/国家框架地域视角下的利益平衡，很多在这个框架下看似合理的东西，当置放到人类文明的大范畴来看时，就不仅不合理，不文明，而是野蛮，于是才会有佛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谈到：“我们正在经历失去理智的……黑暗时代。”转引自爱德华·T.霍尔著，居延安等译：《超越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脚注。换言之，被一些主体所首倡的“文明”，并没有被这些主体身体力行，甚至还在不断地背道而驰。
导致这样判断的原因是视角的转换，从民族/国家的利益视角提升到人类文明演进的视角。这样视角的转换究竟有多重要？编辑《人类文明编年纪事》的施泰因（Werner Stein）在该书的序言中深深叹息：“在20世纪，许多希望破灭了，代之以恐惧和忧虑，是否可以这样说，人类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巨大的能力，但是，能否驾驭这些知识，人类并没有把握，甚至是会因滥用这些知识而走向灭亡。”（维尔纳·施泰因，1992，序言）
如何又能不滥用知识呢？首先需要视角转换，其次回归自我，去除偏见。再次，进行文明转型背景下新知识的生产。
在现代工业文明尚未给予世界足够的时间去普及、反思和享用，两大自然界却已经不堪重负，一个是人类生存依托的自然界，一个是人内心的世界。前者的污染、沙漠化、海平面上升、全球升温等等自然灾害在不断挤迫人类日渐促狭的生存空间。就在“罗浮沙洲之王”的报道过去不到30天的时间，建筑批评家阿达·路易斯·胡克斯特伯在1970年3月15日的《纽约时报》上写道：“一个接一个现实的决定使我们走到了宇宙毁灭的边缘，我们生活在污染和混乱中，企求地球的灭亡。你还能多现实呢？”（爱德华·T.霍尔，1988，p.4）；后者从现代工业革命以来，18世纪康德默认现代工业文明的努力需要宗教的抚慰，黑格尔预言艺术的终结，马克思批判资本这个“每个毛孔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来到世界，德国通过“狂飙突进”运动唤醒日耳曼人，打造德国文化以对英法主导的工业文明进程保持清醒和批判，弗洛伊德为人类内心的困境找寻出路的努力，斯宾格勒再度预言西方的没落等等，代表德国思想界对英法开启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批判，也是所谓人类理性的一脉。但这一脉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因为经济上的衰退而式微，战争后崛起的美国，再次接续上英法一脉的文明观，将工业文明在北美大陆发挥到极致，并被推广到全球。
但是，源自德国的思想并没有因为德国自身的衰落、苏联的解体就此沉寂。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通过各自的方式传承着来自德国的文化批判精神。他们通过吸纳西方工业文明来发展自己，但随时保持着对这种工业资本的警醒，朝向一个新型文化模式的建设。但资本并不允许一个竞争者出现，同时，更不允许一个与自我思想相左的竞争者出现，这就是事实。于是，遏制、包围、超越遏制战略等“低烈度战争”在不断深化这种博弈的形式和内容，甚至有可能不惜一战。
就在这个统一的工业文明衍生出来的不同文化之争的过程中，工业文明本身的形式和内涵却走入了一个时代转型的轨道。什么是文明的转型？“由于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及相关的文化价值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为文明转型。两千多年前，中国经过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混乱，完成了第一次文明转型，即‘铁制农具+小农经济+君主官僚体制+儒道法意识形态’的中国传统文明终于成型”（潘岳，2006）。几百年前，西方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开启的工业革命，开始了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人类几千年文明史，都是以破坏自然来换取人类人口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取代传统工业文明的生态工业文明，即是新文明。它将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更大的和谐”（潘岳，2006）。
曾任法国总理的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也认为，如今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是一场长期的“结构性危机”，将对世界能源、环境、粮食等基本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由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主宰世界长达五个世纪的欧美的权力秩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建立起和平共存的规则。新的世界秩序需要新的理念……美国依靠强权统治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超级大国的时代和单边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世界正在从单极时代向合作时代过渡……地区领导应该有能力基于历史、地理和文化的基础建立新的关系。应该将传统和现代、正统和独创这些矛盾的事物统一起来。世界需要超越这两种境地的能力。世界进入文明“转换期”（日本《朝日新闻》记者，2009年2月3日）。
但这样的世界性的文明转型阶段很复杂——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整体转型，发达国家物质层面上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但在文化层面上依然停留在工业文明时期奠定的文化观念上——或者也可以这样说，西方发达国家正处于一个文明生态和文化观念双重转向的过程中。从后者来看，印证着学者的研究，“每个国家都有大量的事实足证，在很多主流的社会关系中，标准意义上的价值观正面临一个转型期”（Zhongdang Pan，1994，p.introduction）。
中国面临一个从“农业文明+初级的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工业文明”的并置，包含了文明演进历程中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历史分野，点明了我们当前所处的工业文明的时代特征（余英时，2004，p.23）。这样物质层面的文明转型同时面对的是对建基于其上的文化话语结构的转型。既包括自身为这样的转型建构一个文化内涵来与之逻辑上相配，也包括如何向外界阐释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