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条河，它从远古潺潺而来，向未来奔流而去。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这条河历经多次改道，饱经沧桑，而依然奔涌，为国人和世界打造着中国梦。
一、曾经沧海：他梦、无梦、噩梦、梦游
中国的汉唐盛世，甚至一直到宋、元、明、清初，都是农业文明时代的发达国家。中国彼时无意识造梦，但却成为他者的梦想：四大发明通过中东商人传递到欧洲；日本先后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学习大唐技术和文化；流传于世界的华语经典文献译本最多的是《道德经》。
18世纪，歌德（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在与爱克曼谈到中国时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爱克曼，1978，pp.112-113）。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曾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我相信，这是命运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又是地域相隔最为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夏瑞春，1997，p.3）
1768年，美国建国想象中，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说：“假使我们非常幸运地能够引进中国的工业、生活艺术和畜牧业的改良方法……将来某一天，美国可能会变得像中国一样人口众多。”（南洋，2009）另外一位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推崇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学说的法国经济学家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杰弗逊说：“这种学说值得被所有国家当做一种范式。”魁奈之所以崇奉儒学，是因为中国儒家倡导的经济政策恰好符合他的理论：一是自然法；二是重视农业，因魁奈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而欧洲国家还不能如中国那样认识到农业的价值（张云江，2009）。
从宋元明清以来，中国的发展太过现实，从文化上来看，“清明上河图”展示的是一群无梦的小市民生活。
1839-1840年，英国远征军的胜利（鸦片战争），美国发觉自己的偶像如此不堪！一名史学家甚至愤怒：一次急剧的情感突变发生了，崇敬时期结束了，一种奇特的情感，“让他们甚至想用暴力去报复去惩罚”（南洋，2009）。
19世纪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进入了噩梦期，也开启了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演进的过程。传统的封建统治几近崩盘，通商口岸的土地被英法政府永久性租用，它们每年只付一笔为数不多的租金，这就形成了所谓“租界”。除了各国政府专属租界外，“英美两国于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公共租界’，这里生活着2000多名外国人，其中尤以英美人居多。租借者的代表由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组成，该委员会直属本国领事馆并享有治外法权。后来该委员会渐渐包办了上海市的所有市政工作，诸如道路、码头、下水道、卫生设施、警察及娱乐设施（如跑马场）等等。这样，上海虽然仍是中国的领土，但却完全控制在外国领事的手中，实际上成了国中之国”（费正清，2008，p.242）。
外国商人带来的迥异于中国传统生活模式的商品，比如钟表，还有改良了的中国产品，比如机器制造的布匹、丝绸等工业文明时代的产品开始全面冲击中国市场。“这些西方人在通商口岸发展起各种西方的城市制度，如新闻报纸事业、学校、图书馆、医院、下水管道与供水设施、马路及照明等等。另外，他们也将食肉的习惯、皮鞋、弹簧床及现代水管装置等优裕的生活享受带入了中国。所有这一切使得洋人在中国高人一等，他们与中国上层人物一样享有特权，并且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费正清，2008，p.243）。而作为这种现代工业文明传播者的传教士也大举进入中国，中国人开始进入产品不如人、国人低人一等、文化被贬低的噩梦时代。
到了20世纪，在具有几千年本土文化传统的大国——中国，作为元首的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皈依基督教，在尚未解决国人的温饱问题的前提下，蒋介石不切实际地推行法西斯式的“新生活运动”——中国文化进入了梦游期。
二、巫山云雨：梦醒、寻梦、造梦、圆梦
从明朝末年耶稣会士利玛窦（Ricci Matteo，1552—1610）进入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已经促使部分中国人反思“中央之国”。
在利玛窦札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在教堂接待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地图。有学识的中国人啧啧称赞它；当他们得知它是整个世界的全图和说明时，他们很愿意看到一幅用中文标注的同样的图。在所有大国中，中国人的贸易最小；确实不妨说，他们跟外国实际上没有任何接触，结果他们对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他们确乎也有与这幅相类似的地图，据说是表示整个世界，但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十五个省，在它的四周所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个小岛，取的是他们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金尼阁，2005，pp.179-180）
“大梦谁先觉”？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将林则徐看作是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西风东渐，对中国的传统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而等清政府认识到这一点已为时过晚。林则徐曾编译《四洲志》，此书后经魏源增补为《海国图志》。该书辑录了不少西方近代史料，并提出‘以夷制夷’的主张。”（费正清，2008，p.214）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中国进入了一个寻梦之旅。源于德国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国思想旅行到俄国和中国，一直到1949年建国，由此开始，民族独立梦、富民强国梦、走向世界的中国梦，在面前依次展开……
三、梦魇惊醒，如何解梦？
打开国门，开放胸襟，蓦然发现，路走到今天，实万分之不易；实现中国梦，犹任重而道远。
且看一些例子。2010年8月6日，北京市公共汽车“特8路”车身广告：“皇家加勒比伴您梦想起航”——一艘外国油轮招徕游客的广告；充斥于街头报刊亭杂志封面上的外国男女模特，以及整形、化妆成外国人形象的中国模特；染发（无关乎审美），化妆，法国香水；延安城里拐角处的肯德基；山西晋中农村家里的美国好莱坞电影盗版碟；河南固始县“小哈佛双语幼儿园”；充斥于北京都市报版面上的房地产广告：“原乡美利坚别墅”、“富力·丹麦小镇”、左堤“英法乡村写实风格建筑”，刊登于2010年8月5日的《北京青年报·广厦时代》，“一渡新新小镇·影溪山”——“萃取英伦原乡风情、俯仰山河，万境归心”的合成效果图中竟然插的是英国国旗。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不断被质疑文明素质，随地吐痰，喧嚣吵闹等等。中国人偷渡到某个国家，包括一些小国，或者被抓，或者被遣返，或者死亡等的新闻报道不断。另外，报纸大篇幅报道国外移民政策的变迁，还有当前热烈讨论的中国第三波移民潮等等。
一个国家的首都作为文化中心每天发生着文化符号的被覆盖和替代过程；一个国家的国民内心向往着的是如何择机投奔他国；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向外延伸回笼的似乎只有货币，搭建的却是外部文化向内延伸的通道。
中国这是怎么了？中国文化到底怎么了？
中国需要梦。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梦绝不是在中国土地上跑西方的马，演绎西方文化，而和中国文化同床异梦；也不是在中国土地上敝帚自珍面向世界梦中呓语，痴人说梦。中国需要梦，需要汇聚30多年的建设成果，实现百年的梦想，背负千年的文明复兴。
我认同一个判断，“文化即探讨、追寻完美”（马修·阿诺德，2002，p.9），可是，目前中国几乎所有可以为普通百姓所能感知到的，或者自我期望向我延伸的文化符号，所有可以和“美”挂钩的东西，几乎都被国外形象和文化符号充斥和替代。
金克木1988年追问：“历史是怎样挑选外来文化的？会怎么挑选当前文化呢？”（金克木，1988，p.60）这个没有答案，也很难回答。也许房龙是对的，“自然有自己的法则。它们是公正的，同时它们又是很残忍的，那里并不存在可以上诉的法庭”（亨德里克·威廉·房龙，2003，p.5）。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找到文化的法则在哪里，类似自然的选择：“文化这部行为化的文献，是为公众所有的。尽管是观念化的产物，但它却不存在于某个人的头脑中；尽管是非物质的，但它却不是一个超自然的实体”（克利福德·格尔茨，1999，p.13）。文化存在于公众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这是任何宏大叙事所无法遮蔽的。
中国从自诩的世界文明的中心走向边缘发生在19世纪上半期。我们姑且不论对与错，中国有关何谓文明，何谓不文明的观念延续了几千年；但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之后中国文明传统中断了，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且从空间上逐渐用“东方”、“东亚”、乃至“远东”被重新定位。
影随世界空间地图的置换，中国的人文地图也为之一变。传统的文化和文明观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就几乎被西方的理念和发展思路所覆盖。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在不断浸染西方的科学文明，参研西方的民主文化的过程中走过了100多年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49年打碎了物理意义上的“二半”枷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主体跻身世界，但思想、精神上的殖民依然根深蒂固。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范围内有关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姜飞，2005，pp.17-19），以及21世纪初期以来有关思想和道德重建的讨论足证这个潜流。
当中国历经100多年的颠沛流离，60多年的卧薪尝胆再次跻身所谓世界大国之林时，从何种意义上定义世界秩序，以及用何种话语方式来阐释自己却成了一个棘手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到2009年建国60年的发展成果，中国的GDP从3600亿人民币上升到30万亿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又晋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开始在经济、政治上崛起于国际社会。60年前中国站立起来，60年后中国直起腰环顾世界的时候，发现世界留给中国的发展空间如此促狭：经济上一系列的生产、包装、运输、销售、消费标准，政治上的游戏规则，军事上的势力范围，文化上的话语方式，文明的价值标准等等，一应俱全的、确保崛起乃至生存的法则都已既定。
中国处于物理和精神层面的夹层。运用西方稔熟的市场手段对中国实施有效的场外打压，不让入场；挟启蒙精神以降的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对中国等西式现代化建设“插班生”实施话语霸权，不让发声。预留两条道路：要么屈服为西方生产链条上的倾销市场或下游新兴市场，要么“被消失”——总之在百花园中难容一朵不同的，更艳丽的花朵。
如何突破这样的“夹层”，从长远意义来看，已经不能局限于物质成果的积累，所谓吃成“肥羊羊”的战略——这虽然也很重要，但还有更重要的思想层面的任务。文明要素（新媒体等）的引进、演进促进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变迁引发思想上的再次反思前瞻，此起彼伏，构成一个文明体的基本生态。但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浮沉从思想上哲学上来检讨，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制于人的——不管是从言语还是从话语上？是否需要对于形成、支撑当今西方世界文化—文明话语方式的哲学、思想渊源进行反省，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交相比照，综合世界其他国家的合理思想，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在新媒体背景下借助新媒体建构一个看待、阐释、处置世界的文化—文明话语新体系，进而开启中国梦的进程？
这是一个系统、长期的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