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仪式的冲突性与新闻发布会的问答交锋
政府新闻发布会往往因有重要影响的公共政策的出台或公共危机的发生而召开。这些议题或事件的共性是可能引起舆论的强烈关注甚至引发争议。新闻发布会的冲突性还体现在发言人和记者两者角色之间的“对抗性”。有学者甚至认为，“自有公关行业以来，新闻记者与公关人员的爱憎（love.hate）关系便已存在”。在第四章中提到，记者和发言人是从事不同社会分工的、地位平等的职业人，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也不存在同业竞争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在实际的新闻发布语境下，人们会经常感觉到浓重的“火药味”呢？难道，新闻记者和新闻发言人之间果真存在着强烈的“爱憎关系”？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新闻发布会的仪式语境入手来分析。
仪式的冲突性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仪式往往因冲突而起，仪式担负着化解冲突的责任。这一点与新闻发布会的产生背景存在相似之处。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在对一个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恩丹布部落的田野研究发现：“作出举行仪式的决定往往与村民社会生活中的危机有关。”他同时发现，互相矛盾的社会规范所导致的危机，在富有象征意义和内涵的仪式下得到了化解。
第二，角色的对立关系伴随着仪式的始终。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可以找到最典型的二元对立关系：记者和发言人。二元对立体系存在于仪式空间的不同层次之中。仪式中有角色扮演，而这些不同的角色之间往往充满了紧张的对立关系。特纳用“社会戏剧”的概念来描述仪式在社会冲突演进中的作用，他说：
我采用社会戏剧的概念作为描述和分析的工具，来显现社会冲突的情节。简单来说，这一戏剧由四个阶段构成，起始于在相关社会团体内被视为至关重要的某种社会关系的破裂——这种破裂不仅提供了戏剧的背景而且提供了众多的目标，因团体内部主要二元分化而产生迅速上升的危机，经由在冲突派别之间起修正或调和作用的法律或仪式的运用。最后一个阶段，要么是对和谐一致的公共符号表达，要么是对不可调和的分裂表达。
可以将特纳的社会冲突情节概括为如下这一过程：
社会关系的破裂→二元分化产生的危机→为趋向和谐而运用的仪式→符号表达（和谐或分裂）
特纳关于“社会戏剧”的思想，已经被运用到有关冲突和公共危机的媒介报道的大量应用研究当中，媒体在这些公共危机中的表现涵盖了高度仪式化的元素。这些研究包括美国“水门事件”中的媒体报道（Alexander，1988），对美国社会中具有对抗性种族关系故事的报道（Ettema，1990），等等。媒体对仪式化公共事件的偏好恰是新闻发布工作者同样需要理解仪式运作过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接下来，需要从仪式冲突性的两个维度来理解发言人与记者之间的“对抗性”，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发言人如何在新闻发布会的语境下，掌握与记者对话的技巧。
一、理解发言人与记者之间的“冲突”
在新闻发布会的仪式语境下，记者和发言人之间的话语交锋本质上是职业人所代言的两种权力之间的交锋。在新闻发布会的语境下，“我”隐藏在职业身份之后。记者代表媒体发问，发言人代表政府作答。记者与发言人的交锋，实际上是两种角色所代表的两种权力之间的博弈。政府掌握着公共政策的解释权，媒体则通常被认为是公民知情权的维护者。政府和媒体的权力博弈便体现在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公共政策解释权与公民知情权之间的较量。
1.工作关系上的冲突与合作
站在记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经常必须倚赖政府这一权威信息源来提供关于公共政策的解释；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代表公众提出质疑，以伸张民意。
站在发言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希望能够将政府对公共政策的解释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公众；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借助信息的“二传手”来完成这一任务。
在记者的眼中，发言人这个信息源有时并不称职，总是试图遮盖一些事实，或顾左右而言他。在发言人眼中，记者这个信息的“二传手”有时也并不“听话”，总是故意夸大一些事实，或者扭曲一些事实。格鲁尼格和亨特便指出，听新闻记者与公关人员谈论彼此会觉得媒体关系就像是个战场（battle ground）。记者觉得自己受许多公关人员（消息来源）的包围，这些人不断提供记者不想要的或没有新闻价值的资料；但另一方面，公关人员（消息来源）却感觉记者与编辑对他们的组织有偏见，同时也不太知道组织的复杂性。
早在1961年，吉伯和约翰逊（Gieber&；Johnson）便尝试将消息来源与新闻记者的复杂关系简化为三种形态：相互独立关系形态；相互合作关系形态；同化的关系形态。
a.相互独立的关系形态的关系
这一形态表示消息来源A和新闻记者C彼此保持独立地位，二者的传播行为分别发生在各自的参照系（圆圈）内，由明显不同的官僚机构功能、角色分配、认识、社会距离、价值观等区隔开。渠道中的信息流动（双线）大多是正式的。二者对新闻价值的看法并不一致，除了与新闻有关的信息外，额外的信息沟通很少。此模式的假设是，“制造新闻”的社会体系与另一个客观报道事件的媒体之间存在着完全的独立性。媒体独立处理、判断新闻价值，不受消息来源左右立场的情形。
b.相互合作的关系形态
此类关系形态代表消息来源A与记者C的参照系有重叠，二者相互合作完成了他们的传播任务，并对各自的职能达成共识。他们有着某些共同的目标，即其中一方需要把某一消息发表在报纸上，而另一方需要得到新闻来使版面编辑满意。这意味着角色C会失去一定的独立性，尽管其作为“需要知道真相”的公众的代理人，应该保持中立。
除了与新闻事件有关的信息外，二者也进行非正式的信息沟通行为，额外的沟通信息也很多。此一类型说明消息来源与记者彼此互相依赖，例如消息来源希望透过记者让新闻报道出来，而记者则需要消息来源的新闻线索与素材。
此一类型表示消息来源A与记者C二者的参考网络完全重合，或者可以理解为一个传播者的参照系已经被另一个所吸收或征服。一方的沟通行为成为另一方的行为表现。两者在执行角色和价值观上没有任何区别。尽管该模式主要指的是一个无特定方向的同化过程，但是麦奎尔和温德尔（Mcquail&；Windahl）认为，同化的压力几乎总是在记者一方，即由于信息提供者在这对关系中通常处于较强势的地位，因而记者被信源同化的可能性更大。
三种关系形态的描述对于理解新闻发言人与记者之间的关系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卜正珉认为：
政府新闻发言人（消息来源）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同化记者，掌握记者的报道立场与内容，而新闻记者则希望与官员保持一定距离，以维持媒体的独立自主、不受政治支配的角色；但在现实社会的诸多因素限制下，发言人与记者的主观期望恐怕都无法完全实现，而必须有所妥协，反倒是第二种相互倚赖的关系较能解释实际的情况。
理解新闻发言人与记者之间的“冲突”，除了从上述的工作关系角度来看，还要从彼此的“刻板印象”入手，分析两种角色间的认同落差。即记者如何看待发言人，而发言人又如何看待记者。加深这一层面的理解有助于政府发言人把握与记者交往的分寸。
卡特里普（Cutlip）等人综合以往的研究，归纳出新闻记者对公关人员的看法如下：
a.公关人员企图美化或检查应属自由流通、合法的新闻；
b.公关人员攫取媒体版面或时段做免费的广告，使媒介损失实质收入；
c.公关人员企图间接，甚至直接收买记者，并企图贿赂资深记者，以影响或压迫新闻报道；
d.公关人员完全忽略媒体编辑上的要求，对何谓新闻或撰写新闻没有概念；
与此相应，卡特里普等人也总结了公关人员对新闻记者的评价：
a.媒体盲目扩编，而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领域，如工业、金融、教育和医疗等缺少专业的记者予以关注和更充分地报道；
b.媒体对新闻价值的界定缺乏变通，只强调冲突性并简化社会事件的复杂性，总是以耸动性（sensationalism）作为取舍新闻的标准；
c.记者总认为公关人员所发布的新闻稿不是新闻，而是具有商业目的（或政治目的）的发言稿；
d.记者分不清哪些是诚实、肯帮助记者的公关人员，同时否认媒体对公关人员的倚赖正逐渐增加。
综合以上两个层面的理解，需要提示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人员的是，理性地看待记者与发言人之间“冲突”：既不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过高的期待，也不必因为工作中发生的“对抗”而困惑。新闻发布工作人员需要秉持的原则是，以专业精神服务新闻从业者。在新闻发布工作中，尊重媒体、尊重记者，并寻找可能的合作机会。
二、应对记者与发言人之间的问答“冲突”
根据新闻发布会上的记者提问，可以对记者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以下简要概括四种类型记者的特点：
专业型记者：此类记者一般提问简洁清楚，直入主题，并对该领域的问题具备比较扎实的专业知识储备。能够就事论事，很少在提问中掺杂预设的价值判断。此类记者一般比较有采访经验，也多次参加过新闻发布会。
自我展示型记者：此类记者往往视新闻发布会为展示自我能力的舞台。在提出问题之前，总会作一番冗长的铺垫，有时还会将个人经历或与主题不相关的事情纠结在一起，目的是利用提问的机会“推销”自我，却经常让发言人和观众不知其所云。
合作型记者：此类记者在发布会上往往扮演政府合作者的角色，能够从政府的角度思考发言人更愿意传达的信息和态度，提出的问题是发言人的“引子”。有时政府新闻发布会会提前安排一个或几个这样的记者来为发言人“热场”。
挑战型记者：此类型多见于境外媒体的记者，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比较尖锐，有时在问题中已经隐含了“负面预设”；还有的记者甚至提出问题就是为了“难住”发言人。从挑战型记者的提问中，有经验的发言人可以察觉出他们的动机。
发布会的不可预见性，体现在发言人并不能全部预知哪些记者会提出问题，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这就需要发言人在平时训练中注意从记者的话语中识别“陷阱”，并巧妙地化冲突为机会。
1.记者提问的“陷阱”
记者在提问中设置的“陷阱”可以大体归为三类：
（1）危险预设类
对于某一公共议题或是事件，记者往往是“有备而来”，提出的问题也大多已经暗含了对事实的主观判断，但是这种判断未必符合事实。比如记者可能以如下方式为开头进行提问：
“据我所知，事情是这样”；
“有传闻（有媒体报道）称”；
“如果事情是这样的”；等等。
为什么说这种预设是危险的呢？因为如果发言人没有及时识破并道破“记者的此类提问是建立在一种猜测上，而这种猜测又不符合实际情况”，那么发言人做出的任何回答都会被解读为已经认可了记者提问中的假设。而与此同时，如果发言人对这种问题给予了明确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没有注意记者提问中的细节，那么又等于发言人将记者的提问内容全部予以了肯定或者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