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意便是说辞要被听从，一定要与对方合情，所以说合情才会被听从。如何做到合情呢？要按照事物的性质和类别来加以揣摩，如此哪有不呼应的呢？顺着被游说者的欲望进行揣摩，哪有不被听从的呢？
社会心理学的一些研究结果也表明，“理性诉求”与“感性诉求”对于说服的效果是因人而异的。受到更好的教育或者善于分析思辨的人比受教育水平不高或不善于分析思辨的人更容易接受理性的说服（Caciopoo&；others，1983，1996；Hovland&；others，1949）。有思想和积极参与的听众会使用说服的中心途径，他们对逻辑的论点回应最为强烈。而不感兴趣的听众则会使用说服的外周途径，他们更可能受到传达者偏爱程度的影响。所谓说服的中心途径，即指与论题直接相关的论据和论证；而说服的外围路径指与论据和论证本身无关的一些外部线索。前者如选民根据候选人所提出的施政方案的可行性而投票支持他（她）；后者如选民因为喜欢某位候选人的长相或话语方式而投票支持他（她）。
情感诉求的种类有很多，例如幽默或者诙谐也是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这里将着重对发言人的幽默问题重点讨论。邹建华在《外交部发言人揭秘》一书中，列举了幽默的几个好处：
第一，幽默能拉近发言人与记者的距离，增强感染力，有利于培养发言人的亲和形象；
第二，以幽默的方式回答问题能更深刻、生动地说明问题，更能得到记者理解，在轻松的气氛中达到目的；
第三，对有些敏感的问题，不便回答的问题，通过开玩笑的方式，可轻松地加以回避，消除尴尬的被动场面；
第四，幽默能活跃气氛，消除记者对立情绪。
这里需要强调适度原则。幽默只不过是为了促进受众理解和接受发言人的某些观点的一种辅助手段。切不可为了幽默而幽默，如何区分不同的议题，掌握发布现场的气氛，采取合适的幽默方式是值得发言人思考的。
4.两面说理
新闻发言人经常要面对如何处理相反观点的问题。对于公众或媒体记者提出的相反观点，新闻发言人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来处理：一面说理（one.sided argument）的方式，即完全不理会相反观点，集中说明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两面说理（two.sided argument），指在表达自己所支持的观点同时，提及相反的观点，并予以批驳。那么，究竟采用哪种方式更有利于实现说服呢？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和研究自古典时期以来就有很多。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便将三段论分为演示式和驳斥式两种，演示式相当于一面说理，而驳斥式则相当于两面说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最著名的还是霍夫兰在20世纪50年代设计的对照实验。当德国人在“二战”中投降的时候，美国军队并不希望他们的士兵因此而放松警惕或者认为接下来与日本的战斗很容易。于是部队情报和教育中心的霍夫兰及其同事们（1949）设计了两段无线电广播，论证太平洋战争至少还将持续两年。其中一段是一面说理，另一段是双方面的说服，它提到并回应了相反的观点。实验结果显示，信息的效果取决于听众。对那些已经持赞成态度的人来说，单方面说服更有效果；而双方面的论证则对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比较有效。
还有一些实验证明，如果受众对于相反的观点有较多了解的话，传播者采用两面说理的方式会比较有效，而且说服的效果也会更加持久（Jones&；Brehm，1970；Lumsdaine&；Janis，1953）。
下面来看一个例子，2009年10月28日，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在看望慰问打黑除恶一线干警并与政法系统同志座谈时的两段讲话：
薄熙来：对此次打黑除恶，广大市民拍手称快，个别人却酸溜溜地说是“作秀”，有些人还站在一边指指点点：“适可而止吧！”“见好就收吧！”但为百姓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有大量的抢劫、杀人、强奸和绑架案破不了，多少家庭将惶惶不可终日！如果面对黑恶势力，政法战线却无动于衷，按兵不动，群众能满意吗？如果连百姓的生命财产都保障不了，又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和“平安重庆”？我们绝不能对黑恶势力温柔放纵。我们温柔，黑恶势力不会温柔，而且要杀人的！对少数人的宽容，就是对大众的不公、不负责任。黑恶势力连渣场、快餐、“小面”、零售这些小行当也不放过，困难群众怎么生活？
薄熙来：有人认为，“打黑除恶”会把各路客商都“吓跑”，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只有包容才能发展”。这种说法是假“深刻”，至少是“杞人忧天”。恰恰相反，一个地方，只有具备了清明的社会环境、严谨的法治环境，才能吸引真正有本事、走正道的公司和生意人，放心来投资发展，地方经济才有希望，才能最终繁荣起来。
薄熙来的这两段讲话是比较典型的运用“两面说理”阐述观点的例子。两段讲话中，薄熙来都是首先用生动的直接引语的方式列举了一些民间关于打黑除恶的“杂音”，之后对这一系列杂音进行了一一批驳。先设立靶子，再予以驳斥，或许就比一方面陈述自己的观点取得更好的说服效果。
5.辞格的象征性运用
在本章的第一节中介绍了陈望道先生所列的三十八种辞格。对于政府新闻发言人来说，最有必要掌握的应该是其中具有象征形式的修辞格。
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其不可规避的意识形态属性，而意识形态建构和表达的一种重要途径是语言的象征形式。英国学者、社会学家、传媒研究家约翰·汤普森（John B.Thompson）认为“从广义而言，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它号召我们根据某种情况来研究象征形式：根据运用或配置这些象征形式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可能有助于产生、培育、支持和重建的结构化社会关系”。政府新闻发言人要学习的是一方面如何通过修辞格的象征形式来建构和传达意义；另一方面，需要能够洞察他者对于修辞格的象征性使用。
例如，在1972年至1973年间，美国面临能源缺乏，美国政府呼吁人民节省能源，效果甚微。当美国政府将“能源缺乏”改为“能源危机”，民众反应激烈，立即在夏天提高冷气的温度，在冬天降低暖气的温度，在公路上行车速度低于每小时55英里。
仔细考察美国的政治修辞文本，不难发现存在两组隐喻等式：
美国=自由、民主、机会平等
美国人=上帝的选民、和平的维护者
西方政治人物喜欢用自由、民主、正义、平等等美丽的名词，但是，在政治人物给它们一定意义之前，自由、民主、正义与平等并无意义。政治人物正是通过这种命名或者“贴标签”的方式来渗透自己所要宣扬的观点。正如美国黑人权力运动领袖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曾说：“我相信，谁能给旧名词新定义，谁就是政治领袖。”
《墨子·小取》中提到的“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对比喻修辞格进行的解释。对于政府新闻发言人来说，具有象征意义的修辞格不仅仅是为了“使人明”，而且要能够表达出“言外之意”，同时还要求新闻发言人能够对他人使用的“隐喻”保持清醒的辨识能力，拒绝他人“贴标签”（labeling）或“戴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