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言人提高可信度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修习“可知觉的真诚”。“真诚”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吗？如果能够认同“仁、义、礼、智、信”是后天可以培养的，那么真诚也可以通过日积月累的努力而养成，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如何修炼“内功”，《孟子·公孙丑上》中有段对话，仍值得今人参照：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何谓知言？”
曰：“诐辞知其所蔽（片面的话知道它所受到的蒙蔽），
淫辞知其所陷（过头的话知道它陷在哪里），
邪辞知其所离（邪僻的话知道它怎样背离正道），
遁辞知其所穷（躲闪的话知道它怎样理屈词穷）。”
讲到养气，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意思就是说养气的关键在于培养一种正义感，靠长期实行正义来培养。有了这种正义感，就气盛言宜，自然形成一种刚毅的修辞风格。
仍需强调的是，即便发言人内心是真诚的，也可能因为不正确的表达方式而使受众产生怀疑。赫姆斯利和杜布（Hemsley&；Doob，1978）发现，目击者在作证的时候如果是直视质问者而不是低头看着地面，那么他们会给那些观看这一场景录像的人留下更为可信的印象。发言人也是如此，如果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目光闪烁、言语不流畅，便难免会让人怀疑其所说内容的可信度；同样，如果发言人总是盯着发言稿，而不注意与现场的记者或观众进行目光交流，也难免会让人产生“言不由衷”的判断。
修辞主体风格的培养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受众对象来调整。比如，对于美国人来说，较快的语速代表着力量和能力（Peng&；others，1993），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米勒及其同事（Miller&；others，1976）发现，当一个人的说话速度比较快的时候，他的可信度会升高。但是，如果体会一下中国的文化，或许情况便有些不同。语速快的人有时甚至往往被认为有所隐瞒，中国人或许更信任语速不快也不慢的人，认为那样代表着沉稳和自信。
3.沉稳自信不意味高声叫卖
自信的风格也会增强可信度。埃里克森及其同事们（Erickson&；others，1978）让南加州大学的学生评价两种法庭证词，一种表达方式直截了当，而另一种却犹豫不决。
实验中的学生们发现，那些直截了当的目击证词更可信、更有说服力。显然，如果新闻发言人表现得大方得体、充满自信则很容易赢得公众的好感。这一要求并不难理解，难的是如何把握自信的尺度。
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一些实验表明，如果人们意识到传播者是在努力地试图说服自己，则说服的效果要大打折扣；相反，如果人们认为传播者并非出于说服的目的而与自己进行交流，则传播者的可信赖度会更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主持盟军在欧洲进行心理战的英国人克洛斯曼（R.H.S.Crossman）认为，“宣传之艺术在于宣传者不被认为是宣传者”。因此，“宣传者之首要工作是建立可靠性和真实性，使敌人也能信赖你”。关于这一点，其实2500年前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便有所及，他认为修辞者应该“精心建构（修辞文本）而不使人注意（体现在修辞中的匠心）”。修辞者可以侃侃而谈，但应“听起来自然而然毫不造作”。他认为，“唯有如此才有说服力，而不这么做则谈不上说动受众。因为如果辞章的造作（artifice）明显可见，其受众就会好像见到某个对他们使心计的人一样，产生反感”。《荀子·不苟》中阐述得更为精辟：“言辩而不辞。”
德国修辞学者迈克尔·卡恩（Michael Cahn）的观点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修辞的这种吊诡性，他认为修辞“不示人以其艺术性的艺术是最高的艺术”，这也是修辞最为核心的原则之一，也是修辞对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洞察。
修辞的吊诡性提示新闻发布工作者，处理好自信与修辞的分寸，越是在试图说服的地方，越应避免“过度修饰”。
二、修辞内容上的技巧训练
修辞文本的风格往往与修辞主体的个性风格相辅相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如其人”。在前文，已经提到中国古典修辞在“内外兼修”、“言为心声”等价值判断上的强调，沿之于政府新闻发言人，则需注意发言内容将可能被直接作为媒体和公众评判发言人本身的道德品格、态度立场的依据。
1.使用恰当的非言语符号
非言语符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中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体可以加强言语符号的意义，运用失当则可能产生误解。
古罗马的两位修辞大家：昆帝利安和西塞曾对“语调”（tone）进行了细致的分类。他们认为应该认真区分交谈语调（conversational）、辩论语调（debating）和煽情语调（pathetic）。交谈语调轻松随意，从容淡定；辩论语调或滔滔不绝，或抑扬顿挫，并伴以挥动手臂、转换表情、眼神意味深长等身体语言；煽情语调则以调控情感节奏为主，如夹杂握拳、扼腕、捶胸、指敲头皮、叹息等动作。
西方的政治人物一般都很重视为自己设计一套非言语符号。如丘吉尔“V”字形的手势，艾森豪威尔的咧嘴大笑和在适当时刻的停顿不语，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语调之外还有“声调”（Key），广义的声调不仅包括发言者语音的高低升降变化，还包括风度、表情等。非言语符号本身构成一个相辅相成的体系，要整体修习，保持统一，单独训练或发展某一个要素是不够的。比如，周恩来总理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这个印象不仅通过他的声调、语调，而且通过他的着装、体态等共同表达出来。如果注意观察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的演讲风格，我们会发现他的手部动作非常具有他自己的特点，而且表现得很自然。在言语表达过程中需要重点强调并试图提起观众注意的地方，奥巴马都会配合手部动作来表现。
非言语符号使用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要矫揉造作。如果让观众觉得是在刻意而为之，往往会适得其反。如“语气的肯定性”程度不同，在交流中的效果也随之不同，肯定的语气表达出交流者对信息的自信和把握，然而过度强调也会引起质疑。不肯定的语气容易导致不可靠的感觉。“我想……”、“我以为……”的说法尽管在表达主观观点时更符合事实，然而也会产生犹豫效应。新闻发言人在正式场合发表观点时，应尽可能去除不肯定的语气。即便是不确定的事实，也尽可能用肯定的语气来表达，比如采用回避法、含糊其辞法等语用策略。
2.发言要注重一定的逻辑性
新闻发言人总要就记者或公众的提问作出回应。回应除了具有信息告知的作用外，往往还担负着传递态度的功能。一旦涉及态度、观点的表达，便必然需要论证。新闻发言人需要提供论据、通过论证方法来证明自己所代表的国家或政府的观点。能否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不仅考验发言人掌握了多少事实材料，还需要发言人掌握一些论证的知识，利用逻辑组织材料。
亚里士多德按照论据的类型将说服论证分成了两类，一类是非艺术证明（亦有翻译为非人为证明），依靠“证言、誓言、由拷问得到的供词等”实现证明；另一类是艺术证明（亦有翻译为人为证明），论据直接来自确凿的言辞、活动和人本身，包括或然性的事实、范例、确切性的证据、推证的证据、格言、或然性的证据、反证的证据等。这些证据的获得依靠的是修辞者个人的努力。亚里士多德又将或然性事实分为三类，一种是注入演说的那些根植于人类本性的情感；一种是我们按照某种常规做事的习惯；第三种是利益。
关于论证方法，亚里士多德认为辩证法中的三段论（即给定了某些条件，从这些条件中推出另外某一结论与它们并列）等同于修辞术中的推理论证；他把辩证法中的归纳法（即指出根据众多同类事物的证明）等同于修辞术中的例证法。他认为，“所有的演说者都是通过使用例证或推理论证的方式得到证明来进行说服论证，此外不用别的方法”。对于归纳法和推理论证在说服过程中的效果，亚里士多德认为因修辞者的擅长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总体而言，归纳法因为无法穷尽无限的个别事物，而并不如从约定俗成的东西中得出结论的推理论证更容易赢得信服。
从亚里士多德的论证体系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第一，论证一定要有事实依据。即便是以强调言说者个人素质与说服技巧的“艺术证明”也不是全然脱离“事实”的论证，逻辑证明的前提讲求的便是真理性的、事实性的、客观存在的论据。新闻发言人如果能够恰当地运用论据，并提供可靠的、权威的证据来源，则会提高人们对其可信度的判断。
第二，论证过程中不仅要摆事实，还要注意引入情感诉求、常识和习惯，以及利益诉求。“说服论证不仅产生于证明的论证，而且也有赖于伦理的论证”。修辞的魅力在于解释事实的艺术性。
第三，论证方法应兼顾归纳法和推理论证法。发言人在举例论证观点的时候，要注意例子具有普遍意义，或者暗示例子的普遍意义，一个人做了一件坏事，就称他为坏人是站不住脚的，只有能够说明他经常做坏事，才更有意义。同样，可以通过识破归纳法的“缺陷”来回应一些记者的“捕风捉影”。
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借助常识进行论证的技巧性。
2001年，中美发生撞机事件后。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接受CNN记者采访。
记者问：美方只是要求中方返还24名机组人员，但中方在道歉问题上纠缠到底意味着什么？
杨大使答：这一事件完全是美方造成的，美方应负完全责任，应向中国人民解释并道歉。就拿美国举例来说，有一个家庭，他的房子的前院有一伙人总是在他家门口的街上开着车徘徊，他们不进他家的院子，但就是日日夜夜、月月年年地在靠近前院的地方开来开去，这个家的人出来查看是怎么回事，结果家人的车子被毁，人也失踪了。我认为，这家人有权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权做一些检查和调查。你是否认为这一道理成立？如果你认为这一道理成立，我想你能作出非常公正的判断，到底该怪罪谁。至少你应该说声“对不起”吧。车也毁了，人也失踪了，可你只说一句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够吗？
这个案例中，杨大使的观点在回答问题的第一句话便开门见山地提了出来，“这一事件完全是美方造成的，美方应负完全责任，应向中国人民解释并道歉”。措辞肯定、坚决。随后杨大使便举了一个“美国家庭”可能遇到的例子来证明中国政府持这一立场的合理性，例子事实部分的每一个细节都完全可以与中美撞机事件相对应，例子之后，杨大使回到了论题，如果记者能够认可这个美国家庭要求道歉的正当性，那么也就应该理解中国政府的要求。
3.适度的情感释放
亚里士多德将表达者与聆听者之间的情感共鸣程度视为修辞成功与否的前提条件之一。他认为“一位演说者不仅必须考虑如何才能使其演说具有证明和说服力量，而且还必须表现自身的某种特性，并使判断者处于某种心情之中，这对增强说服力大有裨益……”“因为人们在友爱之中与在仇恨之中、在愤怒与在温和的心情下的表现绝不相同，要么全然不同，要么有相当大的不同”。西塞罗也认为演讲中的情感煽动是必须的，正是情感在增强逻辑证明的力量。
与此同时，昆帝利安更强调情感的特殊性和多变性。他注意到情感的多变和复杂，认为说服者对情感的运用和激发不可掉以轻心。
新闻发言人应该注入多少情感、表现多少情感在发言中，还应该结合发言现场的语境、受众的情况来调整。关于这一点，《鬼谷子·摩篇》中写道：
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听。故物归类；抱薪趋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先濡；此物类相应，于事誓犹是也。此言内符之应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类，焉有不相应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