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胡适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不是国家文明富强的主要敌人，那么他的实现目标的手段也就同马克思主义者格格不入了，也违背国民党极力维护的既有体制。他强调的是不要革命的点点滴滴的改良：我们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而对于我们的真正敌人，反让他们逍遥自在，气焰更凶，而对于我们所应该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
最要紧的一点是我们要用自觉的改革来替代盲动的所谓“革命”。
怎么叫盲动的行为呢？……又如一个号称革命的政府，成立了两三年，不肯建立监察制度，不肯施行考试制度，不肯实行预算审计制度，却想用政府党部的力量去禁止人民过旧历年，这也是盲动。至于悬想一个意义不曾弄明白的封建阶级作革命对象，或把一切我们自己不能脱卸的罪过却归到洋鬼子身上，这也都是盲动。胡适是实验主义哲学训练出来的信徒，不理解革命的作用，这也不奇怪。
胡适过于强调“责己”，会模糊人们对帝国主义侵略危害性的认识，但同时对于笼统排外情绪也是一种警诫，笼统排外和“国粹”情绪有时是相伴相生的，不利于民主、科学传播。胡适有的话显然是对着国民党拒绝民主制度去的，或许国民党一方面会因胡适不赞成革命而松了一口气，但胡适的民主要求同样又令国民党很是不安。他还明确提出“自觉的改革”概念的内涵，即出以公心，为国家为社会负责，尊重事实和证据，“虚怀采纳”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内涵从一般意义上说，也是不坏的原则。胡适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广泛的批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自己的纲领和目标，提出了批评；国民党人很恼火胡适对专制制度的批判；梁漱溟也专门写了文章，表示不能同意胡适否认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观点。
四、对政府的监督
周报创办后好长一段时间里，北京政府内阁频繁变动，其原因均与军阀之间矛盾纷争和利益角逐有关。周报既然是为“谈政治”而创办的，也就必然要紧伴着政治权力的波澜展开报道和评论，自然的，也就要臧否人物，褒贬政府了。
关于财政问题。军阀之所以可以为所欲为，很大程度上在于财政上不受监督和限制，有了钱，就可以任意地扩充军队，任意地安插亲信冗员。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民穷财尽，战争不断，人浮于事。周报重视从财政方面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希望以此为突破口，遏制军阀的恣意妄行。胡适在1922年5月21日周报上发表《大家起来监督财政》，又一次强调《我们的政治主张》中会计公开、量入为出的主张：
现在政府并不是没有钱。因为财政不公开，因为罪恶的官吏可以自由支配国家的收入，所以我们到了这步田地，现在的对付方法没有别的，只有大家联合起来，齐心协力的做到“会计公开，统筹支配”八个字。如做不到，我们然后一起罢工，法庭关门、监狱罢工、银行罢市，以及各机关同时停止！6月4日周报发表评论《董康氏的财政条陈》（胡适在“这一周”中说文章作者是“青松”），认为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一言以蔽之，就是“紊乱”，“一篇糊涂账”。文章认为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不清是导致紊乱的一个原因，中央想大权独揽，地方则千方百计截留税源。文章揭露中央政府冗员充斥导致的空耗经费和官员的“贪婪”“巧谲”。文章呼吁裁兵，“多裁，快裁”，“我们假定裁去现有一半的兵，这笔经费，大约要八千万元。”文章呼吁改变不公开的、暗箱操作的“特别会计”制度。作者也深知喊破了嗓子，也极有可能是对牛弹琴，“有政然后有财。所以有不好的政治，必不能希望有好的财政。”6月11日周报发表了署名“M.T.W”的《财政问题》，提出应该多方下手，革除财政领域的种种弊端恶习。
政治界官员们之所以家财万贯，其实人人心知肚明，就是营私舞弊的结果。作者揭露花样翻新的舞弊行为：军人报虚额，扣兵饷，文职侵占办公费；在特许的企业中领干薪；受贿赂，拿回扣；税收的“包干”制度成为官员营私的聚宝盆，官员们竭泽而渔，拼命征收，然后上交固定数额，其余中饱。
对“好政府”的批评。尽管王宠惠和胡适等一起联名政治主张，但胡适对王宠惠的看法并不算好。1921年7月3日胡适日记记述了当时还是内阁阁员的王宠惠聚餐时的谈话，王宠惠认为，四川有一位18岁的女人因想解除与驼背丈夫的婚姻，却没有其他办法，于是杀死了她的丈夫，四川地方司法当局判其18年监禁是“定罪太轻”。聚餐会上一位美国教授询问“她谋杀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她的丈夫要强迫执行他做丈夫的权利？若是如此，她的犯罪是为自卫起见，更当别论。”胡适写道：“王先生说：‘那个我可不知道。’他的意思好像是说，这种情节无关重要的！”王宠惠还认为那女子杀夫之举，似乎错在中国弘扬了女权和人权，他当时对胡适说，“你们提倡社会问题的人真正害死人！”1922年8月17日胡适日记：教员们到政府索要拖欠的工薪，结果总理王宠惠及有关部长等人推脱搪塞，胡适感慨：“这种儿戏的情形，真是可笑又可恨！国家大事在这一班瞎子手里，如何得了！”直奉战争后进京取代徐世昌的黎元洪，先后提名伍廷芳、唐绍仪出面组阁，均遭拒绝，后又由颜惠庆组阁。1922年8月，时任教育总长的王宠惠代理内阁总理，9月内阁总辞职。旋即王又受命正式组阁（所谓“好人政府”）。在“好人政府”之前，周报就在以好人政府的标准监督、评价王宠惠的内阁。胡适1922年8月13日在周报综述中说：
当颜惠庆组阁的时代，我们最不满意的是，颜惠庆在国外多年，总算是负点虚名的人了，然而他的内阁毫无政策，毫无计划。无主张的上台，无主张的下台，是政治家可耻的行为！现在王氏又上台了。
……我们希望他先定一个大政方针，然后上台；我们希望他抱一个计划而来，为了这个计划的失败而去。无计划的上台，无计划的下台，是我们决不希望于王氏的！9月17日胡适在“这一周”中，对王宠惠提出批评和希望：现在“王代阁”已总辞职了。没有计划的上台和没有计划的下台，都实现了。“代阁”时代的困难，我们也知道：同床异梦的阁员……我们对于这个第二次的王内阁，仍旧是一个忠告：没有计划而来，没有计划而去，是可耻的事。同一期周报上，胡适发表了《假使我们做了今日的国务总理》，对王宠惠新内阁提出具体的施政建议：第一，“先从政治方面下手”，北京政府应“速即召集一个各省会议”，研究解决裁兵、财政、省自治、交通事业发展规划等问题；第二，“由北京政府公开的调解奉直私斗，消除那逼人而来的大战祸”，同时奉直减缩军备、东三省取消独立，曹锟、张作霖、吴佩孚担任北方裁兵专使，北方各省取消督军和巡阅使。胡适不客气地向王宠惠提出要求：“如果王宠惠们只愿做大官，只愿做一个‘无抵抗力的内阁’（这是前日某报的妙语），那也罢了。……我也知道这件事决不是王宠惠们干得了的。……我很希望国民注意此事，养成舆论，作一个实际上弭兵的大运动！就是王宠惠们干不了，这件事总得有人干的”；第三，要求从速以公布财政收支实况的办法解决财政问题。胡适质问道，“况且政府为什么总不肯公布财政的实况呢？岂不是因为军费太多，怕人不平吗？
……况且政府越秘密，大家越猜疑。所以越不能心平。所以倒不如一切公开的好。……没有公布，什么财政计划都行不下去。”胡适知道，掌管北京政府实权的军阀是反对联省自治的，此前直系军人就曾通电反对持联省自治立场的唐绍仪组阁。在这种情况下，军阀居然同意王宠惠组阁，不能不使胡适担心军阀会用武力强制推行统一，也担心王内阁会秉承军阀意志，“那样看来，北方军人早已公认‘反对联省自治’为王宠惠的一种大政方针了。我们盼望王氏对于这一点有一种明白的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宠惠内阁不仅毫无作为，而且处处逢迎军阀，令胡适大失所望，他在11月5日第27期周报的综述里说：
上回北京政府秉承军阀的意旨，派李厚基为讨逆总司令；现在又秉承军阀的意旨，把冯玉祥调回北京，派张福来做变相的河南督军。
这两件事可算是王宠惠内阁的两大耻辱。……黎元洪可以向“责任内阁”身上推脱干系；王宠惠的内阁又向谁推脱干系呢？王内阁过了中秋节之后，若有政策，还有继续存在的理由；若没有政策，早就该走了。没有政策而不走，是为了“恋栈”。……当走而不走，是谓自毁！是谓自杀！
王宠惠内阁庸碌无作为，主要还是手中无权的缘故，因为军阀手中有枪杆子，完全可以反过来指挥一群文弱书生的阁员。据内阁外交总长顾维钧后来的回忆，王内阁的后台就是吴佩孚，王内阁的内务部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都是吴佩孚的山东蓬莱同乡，孙当过吴佩孚的秘书长，高恩洪曾当过上海一个电报局的局长。当然，王宠惠本人不思进取也是一个因素。以教员工薪拖欠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问题为例。当时北京的教育经费奇缺，教员的工薪被拖欠，人们意见很大，为此蔡元培、胡适、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多次同王宠惠商讨解决办法。据胡适日记，1922年9月5日上午胡适在蔡元培家里获悉汤尔和提出由财政部、交通部、教育部共同呈请总统黎元洪下令，指定划拨关税以解决教育经费问题。结果当天下午传来消息，“说亮畴不赞成此种指令，说出几种理由来。”胡适6日致信罗文干：“平心而论，亮畴终不能脱卸‘不负责任’的批评。
他是教育总长，若能在阁议席上力争，当不难通过这一道指令。……亮畴当此残局，未免太苦；似不如早日远引，留一个有用之才为将来之用。”在8日的一次聚会上，王宠惠为自己没有“计划”辩解说：“我牺牲了身体、金钱、时间，每天只能应付‘索薪团’，哪能有工夫做计划？我的大计划是维持北京秩序，此外更无个别计划。”在11月4日的聚会上，王宠惠又为自己摆“维持北京秩序的功劳”，胡适当场反驳说，“你们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重要了。你们走了，中国是不会就塌下来的！”在周报上，直接批评军阀荒唐行政和贪赃枉法的文字是非常多的，有些锋芒十分尖锐，人们能感受到作者、编辑的可嘉勇气。1922年7月30日第13期的一篇署名“M.T.W”的《上谕式命令的批评》直指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自比皇帝的可笑做法。文章说，尽管历史已经跨入民国的门槛，可民国大总统的“赈灾令”、“抚恤令”、“罪己令”、“授勋令”等，却让人读出上谕的味道。文章举例说，在赈灾令中常说“哀我穷黎”、“由财政部拨款……元”等，实际是皇帝“四方多难，罪在朕躬”的心理反映，而且拨款缺乏预算上根据，属越权行为。抚恤令中的“公忠体国，震悼莫名”，也是皇帝的口气，给治丧费若干、促沿途官员照料灵柩、派人致祭等，更缺乏法理上的根据。总统本无实权，施政好坏责在内阁，何必还要说一番“德薄能鲜……恐负重托”之类的废话，“再来把着空架子，下那罪己昭呢？”授勋令也很滑稽：官吏为国家办事，本是分内之事，却又颁勋章，又授勋位，还奖军刀，“不是和赏穿黄马褂一样么？”1922年11月19日，作为联名宣言者之一的署理财政总长罗文干，突然被黎元洪下令以贪污罪逮捕。周报当时也并不知道罗是否清白，但它坚决捍卫法律的尊严，认为罗案从程序上是违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