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第30期的“这一周”综述中，胡适和丁文江（署名“适”“淹”）指出罗案的实质包含政治阴谋：“政府中人既能滥用命令的裁判来毁他的敌人，怪不得吴景濂黎元洪要用命令来拘捕阁员了。总之，上自总统，下至极小的官吏，总觉得法律不方便，命令方便：国家又怎样能有法治，人权又怎样能有保障呢？”当日第二版专门刊发的高一涵的《国法何在！》，认为罗案的内情外人不了解，不便乱发议论，“但是当此案发生的前后，行政官，国会，检察厅，几乎没有一处不违法，这个问题是我们所不能轻松放过的。”罗案的内幕据时任内阁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后来的回忆录，罗案酿成的背景大致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早就想当内阁总理，他与洛阳派的吴佩孚、保定派的曹锟达成幕后交易：逼走徐世昌，迎来过渡性质的黎元洪，然后把曹锟选上总统的宝座，也实现他自己的总理梦。王宠惠署理内阁（名义上内阁总理是唐绍仪）后，与吴景濂的众议院关系搞得不好。王内阁中的内务部长孙丹琳、交通部长高恩洪是吴佩孚的人，王宠惠内阁实际上是通过这两个人取得吴的支持，但众议院传出声音，将否决这两个没什么声望的阁员提名。为了避免被否决，王宠惠经洛阳方面同意，决定绕开国会，结果吴景濂大为不满。此外，吴景濂要求财政总长罗文干给国会划拨应得经费，但罗称手头无钱而拒绝拨款，于是吴景濂等人即策划了逮捕罗文干的一幕。尽管胡适等人对中国政情好转充满期待，但军阀却用一连串极端无耻的行为把人们的善心撕得粉碎。
罗文干后来虽然被宣告无罪，但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倒台，“北京政局遂成了吴景濂一班人横行无忌的世界”。原来稍有成绩的裁官工作全面倒退，冗员陡增了几十倍；教育总长彭允彝等人倒行逆施，蔡元培校长不屑与同流合污，愤而辞职；国会议员接受贿赂，对军阀卖身投靠，甘心听从张绍曾内阁的摆布；各地战事不断，到处弥漫着军阀武力统一的战火硝烟。当北京一家媒体刊出贿买国会的细节报道后，周报即于1923年1月21日第38期的时评中呼吁查办行贿主犯曹锟，查办索贿的国会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在2月4日第40期的时评中胡适指出，“教育界攻击彭允彝，并不是攻击他本身，乃是攻击他所代表的东西。第一，他代表无耻。第二，他代表政府与国会要用维持一个无耻政客来整饬学风的荒谬态度。”3月25日胡适在第45期周报的时评中写道：“今日支配国事的人——酒狂之上将，财迷之候补总统，酒色狂之国会议长，那一个不是‘非从其所欲而为之不止’的神经病人！怪不得我们说的话‘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一语，最初出自汤尔和之口。汤尔和也是当时《我们的政治主张》联名者之一，后在王宠惠内阁中任教育部次长，对政府施政内幕有所了解，在王内阁倒台后他曾对胡适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
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曾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们还是不谈政治了罢。”胡适却不为所动，表示“我们虽然相信汤君的话有理，却还不能实行他的话。”3月25日周报上胡适的《解嘲》，总结周报十个月走过的历程，不留情面地把十个月以来的政治，定性为反动的政治。
当时也有一些人基于种种原因对周报和胡适本人反对军阀政府的态度，提出了疑问和责难。1922年12月24日周报头版刊出“胡适启事”：“我因为年来不知节劳，起居无度，以致久病；现在我已向北京大学告假一年，使我可以休息养病。此事已蒙蔡校长允许，自十二月十七日起，离校休假。以后朋友赐信，请直寄北京钟鼓寺十四号转。”本来胡适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去医院检查、住院，1922年中的胡适日记有关记载很多，但启事刊出后，上海方面国民党的邵力子在《民国日报》上撰文认为，似乎胡适在无病呻吟，缘于对北京政府“取缔新思想”议案的恐惧，想借故溜走。邵力子引用《向导》上张国焘的话问道：“目前怎么样呢？还是三十六计，跑为上计呢？还是坚持原来的主张呢？还是从此更有新的觉悟呢？”胡适在北京协和医院所撰、载于1923年1月7日周报第36期“杂感”栏目的《胡适先生到底怎样？》回答说：“三十六计，跑为上计”：这种心理从不曾到过我的脑子里。中国的事所以糟到这步田地，这种卑劣的心理未尝不是一个大原因。我们看看租界上许多说风凉话高谈主义的人，许多从这里那里“跑”来的伟人小政客，就可以晓得这种卑劣心理造的福和种的孽了！
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牢，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
胡适的文章意在表明，虽然自己就在北京军阀的眼皮底下论政，但并不害怕军阀政府的打击报复，告假休息与此毫无关系。他也借机讥讽在上海租界高谈阔论的批评家算不得真本领，因为军阀不敢到外国人占有的地盘上抓人和封报馆。
胡适等一批善良的知识分子，期盼着通过报纸论政，引导舆论，促进社会的变革和政治的清明，然而政治舞台上冰冷的曲目却无数次无情地浇灭他们满腔的热情。谈了18个月的政治，却出现了宪政外衣被撕得粉碎的结局，如胡适在1923年10月21日周报第75期所说，“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拜金的国会议员已把曹锟捧进新华门了。”蒋廷黼对丁文江说过的中国的问题的解决要靠书生与流氓相配合，留下很深的印象，蒋廷黼是1925年冬天同丁相识的，之后交往不断加深。蒋廷黼并没有解释，丁文江原话的本意究竟是指书生兼具流氓性格，还是书生同流氓联手，或者书生与流氓其他形式的组合。《努力周报》谈政治的结局是好心没得好报，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说起来也比较简单：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军阀的极度无耻和社会极度缺乏制衡的力量。军阀们学识少，眼界窄，修养差，没人格，排拒民主和宪政，赤裸裸地迷信武力，因为他们是凭借武力上台的，枪杆子带给了他们莫大的好处。所以说，军阀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在于无知、无耻和武力。多数民众困于生计，原本国家、民族特别是民主意识就很淡漠。面对着只会讲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一盘散沙似的民众，军阀怎么会无条件改弦更张、自愿放弃权柄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努力周报》似乎在缘木求鱼，有些“蠢”，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胡适等人又不蠢，因为他们一旦发现论政是死路一条，就调整方向把主要精力放在启蒙上了。
五、对教育事业的评判
《努力周报》兴办期间，恰恰赶上北京教育界汹涌澎湃的抗议活动。当时北京教育界教员不满教育部拖欠工资，多次反映，并曾集会抗议。为了减少学校开支，北京大学不得已向学生收取教材编印费，结果引发了学潮。北京政府不顾广大师生的抗议，一意孤行，任命教育界一直反对的彭允彝担任教育总长，结果蔡元培愤而辞职以示抗议。可以说，北京教育界风潮不断，胡适的《彭允彝代表什么？》与《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任鸿隽的《北京教育界的问题》，高一涵的《学风》和《北京教育界的歧路》，王伯祥的《教育界的危机》及叶圣陶的《教师的修养》等，就是针对教育问题而撰写的。
在任鸿隽看来，北京教育事业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工资的拖欠，因为政府中若有几个明白事理的人，比较热心教育事业，把养兵和收买议员的钱拿出一小部分来维持教育，解决问题本不是难事。制约教育的根本因素在于教育界内部，他的《北京教育界的问题》重点分析了“教员的兼职问题”。任鸿隽把他调查的资料列表以证明兼职现象之严重：
任鸿隽解释说，表中数字是有关校方宣布的，而实际兼职情况比表中数字还糟糕，因为同一个人，在北大是“专任”，而同时在北高也可以是“专任”，等于不是“专任”了。除了这种情况，还有的人，一方面在学校里当了好几个专任或兼任的教职，可还嫌不够，“还要在衙门里弄一两个兼差当的”。如此算来，很多学校中“或竟无一个人——在那里以学校教务为专职，这不是一件最好奇的事体吗？”专任教师过少的害处，在于专任者要为自己的课程负长远的责任，一般来说都有一个细致的考虑和长远的计划与安排，而兼任教师缺乏长远打算，其教学效果必然没有保证，“我们可以说北京专门教育的无什么进步，是由于兼任教员的缘故”。在任鸿隽看来，医学专门学校是公认的“成绩最好”，其原因就在于兼任教员在各校中也是最少的。
任鸿隽举例说，“还有美国办的协和医学校，在北京学校中——就是在全中国的学校中——可算是特出的了，我们问问他们的教员中间，有一个兼任的没有？”任鸿隽指出，是不是专门做教员会影响生计呢？不是的。北京的专任教授们的月薪在200～280元之间，专门养家本不成问题，“要是做教员之外，还要做阔佬伟人，嫖客赌友，可就不够。”相比较美国的助理教授平均年薪1369元，教授平均年薪2714元，中国教员的收入并不比美国的少，况且美国的生活程度又很高。怎样改变由兼职导致的教育水平下降的弊端呢？任鸿隽并不悲观，认为一要靠教员们道德的自我约束，要对教育负责，对学生负责，“自动的发起一个不兼职运动”。二要靠校长严格校规，凡专任教员违规兼职，其专任资格即可自动取消。三要靠教育部积极地进行相关的“稽查”，督促学校改正。高一涵《学风》一文的批评对象是学生，不客气地批评了北京高校学生学潮的“跟风”现象。他说，中国兴办新式学校不过三十年，但学校里学潮不断，学潮又表现为传染病似的“一窝蜂”，“有时候一个学校闹饭厅，因而使各省的学校都发生闹饭厅的风潮；有时候一个学校抵制外货，因而使全国的学校都发生抵制外货的运动；有时候一个学校闹校长，因而使个个学校都发生闹校长的风气。
……现在一个专门学校改办大学，便使各专门学校都要改办大学；一个学校驱逐校长，便引起各个学校都起来驱逐校长！”高一涵分析说，跟风不止的原因在于盲从和浮浅，“盲从是教育界的大耻辱！”“浮浅也是教育界的大耻辱！”高一涵希望学生：“我以为学校的风气绝不是模仿人家的行动所能造得成的；应该更进一步，从学生自己身上起，打定主意，抱着一种精神，埋头用功做下去，久而久之，方可建为一校特有的学风。”王伯祥的《教育界的危机》评论全国教育发达地区的江苏省教育会开会出现操纵选举，“某社”出钱收买江苏省教育会会员。作者哀叹：教育经费不足固然影响教育事业发展，但令人“十二分痛心的”，是教育界“本质的摇动”。江苏如此，其他地方“自也难免人家的怀疑了”。作者呼吁重视教育界“人格”问题，不仅教育界自身要警醒，“赶紧起来把那些败类扫除扑灭”，舆论界“也应该为现在和将来的无数孩子们着想，对于教育界的不良分子常加以很严厉的监督。”叶圣陶的《教师的修养》侧重从教师素质上寻找教育落后的原因。作者认为，“教育不仅是有多少学校，不仅是有多少人谈谈这件事情。……一国的教育程度如何，不是少数的学校所能代表的……至少要大多数的学校达到某种程度，才可说某国的教育大概达到某程度。”叶圣陶举例说，有的外国人称赞中国的小学教育进步了，“只是中等教育还差一点”，于是很多中国人为小学的进步而高兴，关于中等教育“引起了一些人的奋勉心”“中等教育大有勃兴之象”。但叶圣陶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根据自己的了解和观察，感到中小学教师的现状不能令人盲目乐观。他说，有的城市里的中学老师格调低俗，甚至嫖妓、纳妾者并不在少数。
作者说，学生到校后并非跟数学老师学了数学，跟美术老师学了美术，就算成才了，大量的属于潜移默化的影响方面，教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救救孩子”，教师的日常生活一定要上轨道，“这所谓上轨道，指最平常的而言，就是一言一动，都没有消极的倾向，一饮一啄，都要有正常的意义罢了。这虽是最平常的，而也是最根本的。”高一涵的《北京教育界的歧路》，很明确的立场就是主张教育界要积极向黑暗势力斗争，只有改善了黑暗的政治，教育才会出现根本的转机。高一涵说，北京教育界向来就有两种立场。第一种是积极的干预政治的立场，“要想维持教育，必先澄清政治。因为教育和政治是分不开的。教育不良，固然不能产出好政治；可是政治不良，也同时不能维持好教育。”第二种是“要想维持教育，必先使教育界与政治脱离关系。……因为中国的历史上的陈例：纵有奸臣巨蠹，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摧残教育。……北京教育界的责任只在把大门关得紧，不使政治的恶势力侵入教育界；万不要越出范围，插入政治运动。”高一涵不同意第二种立场，他说：“但是事实上办得到吗？……当此非常政变之时，教育界如果要想表示人格，如果要想表示我们不是那‘有奶就是娘’的学者，只有公然作抵抗拿金钱势力强夺总统的黑暗运动。”事实证明高一涵对军阀的本质看得更为清楚，因为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的教育都是专制皇权的工具，不是塑造独立的人，而是培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北洋军阀一旦腾出手来也会变本加厉摧残教育的。只有不断地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手段对统治者进行抗争，教育事业才有可能向独立的方向缓慢地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