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漆器保护水平的提高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在前代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套保护漆器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北魏科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找到专门的著述。
《齐民要术》指出，漆器遇潮湿容易生霉，在漆食具用过之后都必须立即用清水洗净，下午放在日光下晒干，日落时收起来，这样漆器才会坚牢耐久。如果不立即用清水洗净“盐醋浸润，气彻则皱，器便坏矣”，因为受到盐、醋等食物的腐蚀，就会起皱，器具就被破坏了。日晒时朱砂漆的里层要向日光，因为朱漆内调有桐油，性润耐日。在夏天的连续阴雨天，气候潮湿，容易发霉，漆器发霉就会起皱。因此在六七月时，必须把漆器拿出来晒一次，“一曝使干”，使其干燥，利于收藏保存。书中特意指出，有的人见漆器暂时放在日光下，恐怕被晒坏，而把漆器倒盖着放在阴湿的地方，这样心意虽是爱惜漆器，实际上却反会加速它的圬坏。还提到“朱本和油，性润耐日”，就是说朱砂亲油性好，具有耐候性。这些经验性的总结都是根据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对于保护漆器是很有意义的。因而成为后世漆器保护的重要措施。
第三节隋唐五代漆器
隋唐五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统一强盛的隋朝是盛唐的前奏和起点，而战乱频繁的五代十国时期则是晚唐的余音和延续。隋代由于立朝短暂，漆器实物罕有出土，但史书中有关于漆器的记载。《北史》曾记有隋文帝赐张渊绿沉漆甲之事。《漆书》引元珂的《南志》描述隋炀帝曾于流杯殿上作九曲漆渠，和宫人们作曲水流觞之饮。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战争连年不断，中原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受到阻碍，但长江以南地区因受战争破坏较少，漆器制作仍有所发展。而处于中间的唐朝，有着300余年的稳定发展，为漆器工艺的发展营造出良好的机遇。
唐朝国力强大，经济文化繁荣，国际交流广泛，到处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气象。唐代手工艺有了新的发展，其他手工艺的发展促进了漆器业的繁荣。唐代诗人兼山水画家王维就曾画过漆树园。这时期漆器产品种类数量增多，技艺精湛，漆器已列为唐政府税收实物之一。据《唐书·食货志》、《唐书·地理志》等史书记载，唐代在漆器的使用、贡赋、税收等方面作了许多规定。如：规定漆与竹、木、茶一样是课以同等税率的商品，襄州、澧州等地均以漆器作为主要贡品。据《酉阳杂俎》、《杨太真外传》、《安禄山事迹》等书上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曾多次将名贵漆器赐给安禄山及其他臣僚；而地方官员也将大量漆器进贡朝廷，唐僖宗时，高骈任扬州盐铁史，为献媚朝廷，曾一次向长安运送扬州漆器逾万件，安禄山进献的贡品中也有众多漆器。随着青瓷制造技术的逐步成熟及其社会化的趋势，漆器日用生活品的功能进一步弱化，而逐渐向富丽、华美的工艺品方面发展的特征表现更为明显，主要表现为髹漆品种和技法的创新、金银平脱的盛行、螺钿镶嵌的发展、雕漆等新工艺的出现。
关于唐代漆器的文献记载很多，但出土实物发现的并不多，重要的唐代漆器在日本反而有很多。日本奈良有座寺院叫做东大寺，寺内有收藏宝物的仓库，这就是著名的正仓院。远赴大唐的日本遣唐使，把当时中国馈赠的特别贵重的礼物带回日本，相当一部分是漆器，今天都在正仓院收藏，1000多年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
隋唐五代时期漆器品种不断丰富和精致，有生活日用品，如碗、盘、盒、盂、钵、盏、勺、册匣、镜、瓶、宝盝、镜盒、琴等，还有工艺品。其器形变化多端，圆形器物口沿喜用多曲形，方形器物喜用委角形。如湖北省监利县出土的一批唐代漆器，有五曲梅瓣形圈足碗、五曲瓣形圈足碗、五曲梅瓣形盘、委角亚字形漆盒等。唐代漆器胎质除有木胎、皮胎、夹纻胎外，出现了木条圈卷工艺。其胎质制法与传统方法均不相同，具体做法采用很窄的薄杉木条，一圈圈卷制成器形，匀裱麻布，然后髹漆，胎质既轻、薄，又坚牢耐用，还易脱水保存。
唐朝漆器大放异彩，呈现出华丽的风格，漆器制作技术也往富丽方向发展，金银平脱、螺钿、雕漆等制作费时、价格昂贵的技法在当时极为盛行，工艺超越前代，镂刻錾凿，精妙绝伦，使得这个时期漆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金银平脱工艺金银平脱是漆器中的著名品种，是由战国、两汉金银扣器制作工艺演变而来的新工艺，唐代的手工艺人加以新的创造，使之达到极盛。作法是将金、银薄片刻制成各种人物、鸟兽、花卉等纹样，用胶粘贴在打磨光滑的漆胎上，待干燥后全面髹漆二三层再经研磨显出金银花纹。粘贴上的花饰必须与漆器的整个漆面保持在一个平面上，再加推光则成为精美的平脱漆器，现出闪闪发光的金银花纹，令人满目生辉。金银花纹面较宽的地方还可以雕刻细纹，但不能刻透金银片。这种装饰法，精细费工，材料高贵，但金银宝光与漆色的光泽相互辉映极为华丽，是十分贵重的漆器。
盛唐时期，金银平脱制品在上层统治阶级中极为盛行，《酉阳杂俎》、《安禄山事迹》、《太真外传》、《唐语林》等，都有关于唐玄宗、杨贵妃赐给安禄山的各种平脱漆器名目的记载。这充分反映了唐代在经济上处于鼎盛时期时，达官显贵们对物品富丽华美的追求与嗜好。现今可以看到的平脱漆器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金银平脱羽人飞凤花鸟镜”，陕西西安唐墓出土的“银平脱宝相花镜”，河南郑州出土的“金银平脱羽人花鸟镜”，甘肃武威唐墓出土的“金银平脱宝相花漆碗”和“金银平脱漆马鞍”等，制作十分精巧，都是唐代漆器工艺中的珍品。此外，日本正仓院也收藏有唐代许多这类漆制品，如：金银平脱花鸟八角镜、盒子、胡瓶、古琴等。
金银平脱制品由于费工费料、价格昂贵，所以自安史之乱后，被唐肃宗和唐代宗加以禁止。从这一侧面也反映出唐王朝国势的衰落。进入宋朝，金银平脱制品几乎绝迹，明代甚至已不为世人知晓，《髹饰录》中只字未提。我们只能从现存的平脱漆器遗珍中感受它独特的艺术魅力。
雕漆据黄成《髹饰录》记载，我国雕漆技法出现于唐代：“剔红，即雕红漆也。髹层之厚薄，朱色之明暗，雕镂之精粗，亦甚有巧拙。唐制多印板刻平锦朱色，雕法古拙可赏，复有陷地黄锦者。”后杨明加注补充道：“唐制如上说，而刀法快利，非后人所能及。陷地黄锦者，其锦多似细钩云，与宋元以来之剔法大异也。”这两段记载无疑证明唐代已有雕漆并论及其基本特征。在欧洲米兰故城出土的铠甲，经考证是中国唐代的遗物，是较早雕漆的的例子。
雕漆工艺由战国时期的锥画技艺发展而成。锥画是先在漆胎上雕刻一定的图案，然后再上漆。唐代对这一工艺进行了重大革新，先在漆胎上涂数十层或上百层漆，然后进行阴干，待漆层稍干后，再于其上雕刻出山水花鸟、人物楼阁等各种装饰图纹，呈现出立体感，为我国古代漆器开创了一代新风。雕漆的种类很多，漆胎上纯用朱漆然后进行雕刻的品种称“剔红”；用黄漆的称“剔黄”；用黑漆的则称“剔黑”；用多色漆层者称“剔彩”；用红黑两色漆相间涂刷，再雕花纹的称“剔犀”，这种雕漆品的花纹斜面成红黑相间的线纹。以上均属于雕漆范畴，只是所涂颜色和表现方法有所不同。
雕漆自唐代产生后，经宋元有很大发展，明代则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
螺钿螺钿是我国著名手工艺品之一，它起源甚早，远在周代时已经流行，发展到唐代制作工艺已达很高水平。贝壳由于质地晶莹洁白、色彩绚丽迷人，镶嵌在深色的漆器上后，显得皎洁明朗，从而使整个漆器更加富丽精美。唐代螺钿漆器与金银平脱在制作方法上的相同之处是，髹漆匠先要将各式贝壳磨制成薄片状的种种装饰纹样，有的还要加以雕镂，以增加图象的层次感。然后镶嵌粘贴在漆器上。它与金银平脱的不同之处是，螺钿的纹样大多高于漆面，从而使图案具有立体感。
洛阳出土的“高士托琴螺钿镜”、“花鸟人物螺钿镜”及三门峡黄河水库工地出土的“云龙螺钿镜”，制作都极其精美，不失为唐代螺钿的代表作品。日本正仓院收藏的“螺钿镶嵌五色琵琶”、“金银螺钿装唐大刀”等，也都是唐代螺钿佳品。洛阳唐墓出土的“花鸟人物螺钿镜”，图案为一棵造型优美的花树下，一老者在树的一边弹琴，另一老者在树的另一边持杯倾听，身后立一侍童；镜纽下半部几块山石，石面刻鸳鸯，小鸟在石上栖息，仙鹤在漫步闲游。图中人物衣纹、鸟雀羽毛、花草叶脉，均用细线雕刻，甚是精巧美妙。
唐代镶嵌工艺十分流行。白居易的《素瓶谣》诗中写道“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布障银屏风，缀珠陷钿贴云母，五金七宝镶玲珑。”唐人传奇名篇《霍小玉传》中亦有“斑犀钿花盒子，方圆一寸余”的描写，可见屏风的华丽和犀牛角镶嵌盒子的小巧精致。从诗词和传奇中可以看出，唐代镶嵌工艺的高超与精美。
库路真漆器“库路真”为一种漆器的名称，也叫做“库露真”。《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襄州制作的库路真漆器闻名全国，“天下以为法”，号称为“襄样”，并且是进献朝廷的贡品，可见其制作精美。可惜目前尚无具体文献和实物可考。
夹纻像夹纻工艺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经流行。用这种方法塑造的佛像由于比铜像轻便，比泥佛坚固，而且柔和逼真，一时广为流行，发展到唐代仍很流行。《唐书·武后本纪》记载：“垂拱四年（688年）作明堂，命怀义作大夹纻像。”佛像大到何种程度呢，据说“盘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一个小指就能容纳下十个人！《太平广记》引王仁裕《玉堂闲话》：“曾游洪州信果观，见三宫殿内功德塑像，是玄宗时夹纻，制作甚妙。”目前日本存有唐代中日两国僧人合作制成的“毗卢遮那本尊像”和“鉴真和尚像”，都是罕见的精品。
夹纻器型技术作为佛教造像的重要方式，—直延续了近千年。在唐晚期两度灭佛以后，绝大多数漆艺佛像都被毁坏殆尽，佛教造像的夹纻技术也逐渐衰败至失传，直到清代才得以恢复。
唐代的乐器非常发达。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域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各族音乐文化融合，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全面发展的高峰。我们知道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都是著名的音乐家，他们创作《霓裳羽衣曲》千古留传。繁荣的音乐文化也带动了乐器的发展，琵琶、筝、琴、笛、箫、箜篌等组成了一支功能强大的乐队。目前能见到的唐代漆器有北京故宫保存的两种唐代乐器。一种为“忽雷”琵琶，分为大小两件，另一种为“大圣遗音七弦琴”。由于历史远久，漆层已有很多脱落，色调暗黑，花纹不清晰。
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
唐代漆器制作的显著发展，从漆器工艺闪烁的灿烂光辉折射出盛唐经济文化的发达，其技艺对日本等国都有深远影响。史载，唐天宝十二年扬州大明寺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带了漆艺师、琢玉师、画师、绣师、建筑师、雕刻师等随行。日本的遣唐使也将中国的漆工艺带到了日本，对日本的工艺美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节宋代漆器
北宋于960年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获得了统一，使宋代在一段时期内社会保持着相对安定的局面。特别是宋代“崇文抑武”的文化政策，更为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南宋时虽然偏安江南，手工业生产随着大量技术工人的南迁，还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经济繁荣程度远远超过前一时期。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出土实物等方面，可以了解南宋时期对漆器制作工艺的标准和要求更高，使漆器工艺制作更加精致。
从史料记载中，我们能够知道宋代文化发展的鼎盛局面。《宋史·太祖本纪》记载：“三代已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汉，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著名学术大家王国维、陈寅恪等对此也有极高的评价。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中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而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也说：“华夏民族之论，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文化是经典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必然从不同的层面对当时的艺术风格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宋代赵宋皇室也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大量入仕，使宋代文化呈现追求高雅、恬淡、自然的审美情趣，追求艺术的个性化发展的趋势。存世的宋代文物许多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文化意蕴。因而，宋代的漆器在延续唐代漆器制作艺术的基础上，也形成自己的时代特色。漆器品种丰富，造型完美，色彩大方，制作精良，是我国古代漆器工艺史上的又一重要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