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情怀始于家园之思，但流于文学层面的山水赞美不免轻浮浅薄；爱国主义需要呐喊呼号，但仅止于政治口号的宣传不免干瘪空洞。真正的爱国主义信念，一定是植根于民族历史深刻体认的坚定信念。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值得骄傲的民族传统，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闻一多赞美祖国，是因为它有“高超的历史”、“雅逸的文化”的“四千年的华胄”，是因为它是“有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在艾青那里，即使“北方是悲哀的”，即使“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他仍然要“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并且愿意死后“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因为北方“古老的松软的黄土层里，埋有我们祖先的骸骨”，记载着祖先为开垦和保卫土地，与自然、外侮的不甘屈辱的战斗。
很难想象，一个对民族历史文化一无所知或是概念模糊的人，会对自己的民族有深沉的情感，会对民族的未来有清醒的判断和积极的实践。无可否认，外部文化环境会对人的价值系统的形成产生各种影响。风靡一时的“戏说”帝王影视剧，以新历史主义为理论依据，以大众消费的收视率为市场价值取向，通过随意编造、噱头搞笑等艺术策略，无视历史存在中曾经有过的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将历史文本化、娱乐化，从而潜移默化地消解了青年人所应认识的历史真理和社会信念。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启示我们应该从优秀的文学经典中汲取有用的资源，作为建构信念和价值体系的精神元素。鲁迅经典是我们了解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最好教材。鲁迅经典在帮助我们通过认识民族历史重建爱国主义精神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巴尔扎克之于19世纪的法国，鲁迅经典记载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全貌，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和感受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政治形势、社会风俗、人情世态等各个领域的人文现象。鲁迅经典思想的深度集中体现在对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批判中，鲁迅对于中国的历史有着深刻洞见，他将几千年的历史形象地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将中国的旧文明比喻为“吃人的宴席”。他的终极目标指向了“人国”的建立，他在“铁屋子”里发出的“吃人”的呐喊，他笔下的阿Q以及未庄，让我们认识到了国民灵魂的丑陋与改造更新的迫切。通过阅读鲁迅经典，人们可以从中获得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思想启示。但是，鲁迅对民族文化的批判并不是妄自菲薄或全盘否定，他对民族文化传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锋利的思想矛头主要指向文化传统中的腐朽因子，并没有因为“泼脏水”连同“婴儿”一起倒掉。他警示我们：“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它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他热情赞美民族历史中的精魂：“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对中国文化有严肃的思考与深刻的发现，甚至是激烈的抨击与刻骨的诅咒，但也有热烈的赞美与积极的建设，这一切都源自于他对祖国的炽烈之爱。他对“中国的人生”和“中国人的生命”的深刻体验和感悟，有着超越历史和时代的经典意义。在我们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仍然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
二、培养民族个体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
基于我们对历史和现状的清醒认识，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还需要几代人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培养民族个体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精神内涵的角度上讲，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大体上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而缺乏‘叩问存在意义’、‘叩问超验世界’、‘叩问自然’等三个维度，而鲁迅却凤毛麟角，偏偏有力地叩问了个体生命‘此在’的意义，揭示孤独存在个体深刻的精神内涵与时代内涵。这些内涵与西方作家的荒诞感、厌烦感既相通又不同。鲁迅绝望，又反抗绝望；鲁迅厌烦，又反抗厌烦；他走入精神深处，又不忘生命个体应负的历史责任。他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大苦闷的总象征。”鲁迅一生始终以改造国民性，摆脱奴役和贫困，建构民族新文化为己任。即使是在极端艰难困厄的情况下，也始终抱有热烈的期盼和坚定的信念。年轻的鲁迅，早年也曾经有过对“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的热烈赞美，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深化，他更多地看到旧文化传统给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带来的障碍，对祖国的热爱表现得更为深沉。在民族处于内外交困、风雨如磐的现实境遇中，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青年，他深刻反思了民族文化与民族出路、“个人”与“国家”关系等重大问题，写下了《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系列学术论文，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民族的兴起，关键是启发国民的精神，只有“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依然独见于天下”。虽然鲁迅的年代还处于封建专制的统治下，谈不上“公民”一说，但在“个人”与“国家”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上，鲁迅表现出成熟的现代理性。作为民族的一员，他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他以拜伦、海涅等摩罗诗人为榜样，自觉承担起精神界战士的文化使命。
在中华民族文化转型的历史时刻，他甘愿做一个崇高的殉道者，“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更为可贵的是，尽管在生命的旅途中充满了艰难坎坷，但他始终怀着坚定的信念，以过客勇敢前行的“走”的姿态，践行着人生的理想。他以欧洲传说中的人物Ahasvar受耶稣惩罚之事自抒心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他始终怀着这样坚定的信念，将民族革新的伟大事业进行下去：“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可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他留给后人的百万言巨著，就是他为重塑中国人灵魂而奋斗的见证。
作为旧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鲁迅的文学经典再现了国民道德的存在状态，进而引起我们的警醒意识和改造实践。由于鲁迅对乡风民情的浓郁趣味，他往往从“世情”中呈现文化，他表现文化中的人，表现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人的品德、人性的变异，表现人的更深层次的精神本质。因而，他的作品很容易为我们所感受和理解。我们仔细阅读他的作品即可注意到，小说文本表层属于“故事”性质的素材与叙述，反倒成了表现世态人心的某种物化载体。反过来说，他的小说并非为故事而写，他的关注点是故事中的人的存在、人性和生命。因此，从“改造国民精神”的宗旨出发，借助事件的外在形式来理解和诠释风俗人情，就成了鲁迅小说的主要叙事策略。但由于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采用社会学视角的阐释方式，这样就遮蔽了鲁迅经典的深层意义。因此，通过研究和改进教学策略，引导学生了解鲁迅小说创作如何注重从风俗习惯与人情世故的角度来表现人，表现人与人关系中的文化，以及文化在人际关系交往中的感性样式，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鲁迅经典学习的实际效果，从而增强青年一代建设民族“第三样时代”的历史使命感。
应该看到，当今时代各种复杂的文化思潮对“90后新生代”的价值体系有着不容忽视的消解作用。如一度流行的“痞子文学”，以调侃为话语方式，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社会道德的恪守、人生意义的追问等传统价值观念和精英意识进行消解。在其玩世不恭、自我贬低的表象后面，掩藏的是躲避崇高、亵渎神圣、推卸道义等精神侏儒的虚弱本质。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文化，“无厘头”除了在嘲弄神圣、拆解中心、取消深度等方面与前者相似之外，还增添了随心所欲、快乐至上、自我中心、轻松疯癫等表现形态。
游戏文学在迎合了消费时期大众文化需求的同时，不但破坏了现代人应有的严肃高雅的审美趣味，使之肤浅化、粗俗化，而且，还通过对常规秩序的反叛，实现对正统理性的解构，进而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出现信仰危机和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由于它借助手机、网络等现代媒介大量传播而成为流行语言，为世界观尚未定型的年轻人所广泛接受，因此，对它造成的危害不容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