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天，祠堂里办了个学堂，王永民掂着妈妈交给他的书本费--两斤玉米。和几个小伙伴高高兴兴地跑去报名。一进学校，就听到老师在大声吆喝：回家穿衣服去！一年之中有半年光着屁股的王永民，只好哭着回家，让妈妈临时缝了一条小裤衩。
穷人家的孩子上学不易，妈妈经常挨家挨户借来鸡蛋给他交学费，所以王永民也非常用功。
第一天上课，学了一、二、三、走几个字，老师告诉他们：走是从一前一后两只脚走路的图画变过来的.神奇的汉字吸引了他，从此，每天放学回家，就蹲在地上用画石默字，边写边往后挪，有时一直退出院门，退到邻居的院子里。刚10岁，他就参考《四体百家姓》
,学会刻真、草、隶、篆各种字体。
从小，王永民抱负不凡，一心想搞发明创造。他给家里制作精制的捕鼠机，帮妈妈改造了纺花机，还经常把书本知识用于实践，将书上画的风向仪、日影计时仪、小汽车、小火车等做成实物。他也经常异想天开，一天，他意外地发现，弯曲的管子可以把水从低处带到高处，灵机一动，精心制作了一个自以为可以引水上山、流水推磨、周而复始、永不停歇的永动机,当然，这项发明没有取得成功。
1956年夏天，王永民考上了全县的最高学府--南召一中。
中学6年，王永民在文学方面才华显露，数理化的成绩也出类拔萃。毕业后何去何从？他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填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二志愿填的仍是中国科技大学。这是他根据祖国需要的抉择。他痛苦地看到了一个无情的事实，从满清时代战场上的炮火较量，到眼前市场上的激烈竞争，西方的现代科技成就后来居上，超过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
在南召一中举行的高中毕业典礼上，品学兼优的王永民代表毕业生上台讲话。他大声疾呼：
翻开我们学过的物理、化学课本，上面印的都是外国人的头像。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有伟大的发明创造，把头像也印在课本上……他这句名言在全校流传，激发过不少青年学子的雄心壮志，但也有一些人称他是想把自己的脑袋印在书本上的狂妄家伙.
1962年高考中，在拥有500多万人口的南阳地区，王永民以全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
带着一身土气，脚着一双山里人穿的老布鞋，王永民第一次出了远门，第一次坐上火车，第一次看到高楼，第一次进了首都北京。学生宿舍里，数他的铺位最为寒伧，木板上铺了一条土布床单，一摞书本作为枕头，被子又小又薄，床底下一无所有。别人的床下都是塞得满满的，有锃亮的皮鞋、崭新的皮箱……王永民所在的六二级，是科技大学人才集中的班级，学生录取的分数线居全国之首。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马大猷等，都亲自给六二级学生上课。
这位农民的儿子语言不多，自尊好强。他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大教室里，钻到书堆中拼命地吮吸知识，常常为抵制夜读的困倦而狠揪自己的头发，以致他读过的书本里夹进了一根根揪下的黑发。假期中，他靠挖地基、抄卡片、做小工换取微薄的收入，购置书籍文具，大学期间，家里一共只给他寄过十元钱。每个星期天，他退掉两角钱的早餐票，作为电车费，空着肚子在北京图书馆苦读一天……6年大学生涯，对王永民来说并非是美丽而飘渺的梦境，而是艰苦拼搏的经历，清晰地留下了他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身体瘦弱、衣衫破旧的王永民，在各门课程中连连夺魁，成了六二级里令人瞩目的佼佼者。
他雄心勃勃，期待着毕业后30岁当教授，成为一个对人类有贡献的人，让他这个中国人的头像也印在课本上。1967年1月，他和同学们来到重庆，当时十年动乱已经开始，涉世未深的王永民依然激情如炽，他在歌乐山上慷慨抒怀，填了一首《水调歌头》：
身在芙蓉国，志向歌乐山。十载韶华年少，惊喜到人间。我欲东风为驾，化作雄鹰展翅，奋击九重天。雷电催春雨，枯朽换娇颜。群山舞，滔碧浪，唱清泉。今日有兴，天地恰与我胸宽，安得粉此身碎，骨肉崩飞千里，血雨洗尘寰。终了穷白恨，华夏凯歌旋。
那场越演越烈的大革命破灭了王永民的幻想。他看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意成了真理,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歧视迫害，他自己也被人视为走白专道路的死硬派.
一腔热血化成无限的惶惑，毕业前夕，他写了一首《蝶恋花》，寄给远在安阳的好友张一平，倾诉他深深的忧思和盼望：
隔断安阳无穷路，万里狼烟，心事凭谁诉？毕竟青山遮不住，夜来遥梦约君晤。漫夏雨倾风折树，无计书生，任它霜和露。只待阳春三月暮，人间应有花开处。
毕业鉴定上对王永民这位学生有很好的评价，称他：学习目的明确，富有创造精神，善于独立思考，有坚强的毅力，学习成绩巩固扎实……而他所期待的阳春三月一直迟迟不来，通往理想的道路变得崎岖坎坷、百转千回。
走出大学，他和一些同学走到辽宁盘锦海边的军垦农场劳动，在盐碱滩上学种小稻。一年半后，又分到四川永川的山沟里，在一家研究所工作。他满以为事业的风帆将由此扬起，谁知报到不久，病魔接踵而来，先是黄疸性肝炎，后是肾结石，加上水土不服，竟迁延难愈。从25岁到33岁，他在永川度过8年，这原是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可以大有作为的时期，他却在病榻上消磨了6年，事业无成，雄心难寄，王永民精神上的痛苦更深于疾病对他的折磨。
无才西蜀图相仕，有志南阳学躬耕,王永民用这两句诗自我解嘲。他无可奈何地调回老家南阳，在地区科委当一名办事员。
历史上，南阳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一度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齐名，号称南都。到了近代，它只是一个偏处河南西南隅的以产粮为主的地区，并不引人注意。
即使当五笔字型在南阳诞生之后，仍有不少中外人士提出疑问：为什么这项重大发明不是产生于科研条件较好的大都市，而是出现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缺乏科研基础的边远小城？为什么发明者不是名闻遐迩的学术权威，而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办事员？
王永民回答他们：机会对谁都是一样，关键在于你能否抓住机会，埋头实干。作为一个久怀报国之志的知识分子，我十分珍惜能为国家民族效力的机会。
1978年秋天，王永民在南阳地区科委搞行政工作。他从广阔的领域里感受到，一个以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时代已经来到。当时，地区科委承担了省重点科研项目--汉字校对照排机。十年动乱中壮志未酬的王永民，作为科研管理干部，在全省开了一个先例，主动请缨，要求跳出办公室，担负这项高、精、尖的科研重任，他的想法得到了地区科委领导符明义和丁琳的支持，符明义还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给王永民当实验室。
本来，王永民想找一个现成的编码方案，发挥自己在计算机硬件上的特长，设计一个键盘。
然而，几经奔波，总难寻觅。1980年春天，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郑易里先生千里迢迢来到南阳，在文字学的研究方面给了王永民许多有益的指导。郑老还把自己多年研究的188键编码方案交给他试编验证。他带领助手抄了数万张卡片，终因这个方案键数多、重码多而无法制造。
他第一次失败了。
寓意深邃，造型优美的汉字，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产物和结晶，到了电脑时代，它却遇到了历史性的挑战，浩如烟海的汉字如何进入只有26个键位的现代计算机，被视为举世难以征服的癌症.西方报纸上有人惊呼：中国文字是现代化的绊脚石,他们洋洋万言历数汉字的拙劣和罪孽；国内也有人断言：不废除汉字，中国就不能进入信息社会。一些外国公司乘机向中国倾销笨重低效的键盘，似乎中国所遇到的难题，只有洋人才能解决。
王永民意识到，自己所要解决的远不只是一个照排机的问题。祖先留下的文化传统，如若不能通过时代的考验，并使之发扬光大，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为了国家的繁荣和文字技术的复兴，攻克汉字输入的难关，是历史赋予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责无旁贷，他决心投入这个常人难以问津的领域，哪怕只是给后来者当一块铺路的石子。
汉字编码方案的研究工作，涉及语言文字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信息科学等多种学科，他扎扎实实地从基础开始，由天书般的《甲骨文编》、《说文解字》到大厚本的《中华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对汉字作了系统的研究。他发现，一向被看作难学、难解、难写、难用的汉字，原来是既复杂又简单，只要横、竖、撇、捺、折五种基本笔画，就可以构成几万个单字：原来每一个汉字又是由一个个字根按一定的程序和位置拼合起来的，就像搭积木一样。英文有26个字母，那么汉字又有多少基本字根呢？
他在字海里游泳，和助手们把《现代汉语词典》上的12000多个汉字逐个分解，把每个字所包含的字根分别抄成卡片，然后把几万张卡片分类统计、登录排序，找出600多个字根。又把7000多个常用汉字分析一遍，归并出300多个字根。没有计算机，全靠手工劳动。这是国内外编码研究中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他编成了《汉字基本字根频度表》和《汉字基本字根实用频度表》，优选出了150个时，才发现驴头不对马嘴,土洋无法结合。两年心血又换来一次沉重的失败。
就在这个时候，王永民的研究受到了省领导的重视。副省长罗干慧眼识才，兴奋地听取了他的汇报，立即决定把这项工作列为省重点科研项目，信任地把任务交给这位年轻的工程师。
这是给一个徒步跋涉者牵来了马，备好了鞍，王永民可以跃马飞奔了。他毅然舍弃了已成为全国4个先进方案之一的62键《汉字层次分解编码方案》，提出更高目标，保证一年为期，拿出成果。
一个人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常常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在新旧思想、新旧体制更替的时代，更成了不可避免的规律。
王永民刚刚举步攀登，好高鹜远、想出风头之类的嘲讽就随风而至。有的人看不惯他，说他无非多喝了两年墨水,是想学陈景润疯子,公然提出行政机关搞什么科研,这里不需要搞特殊化的人.有的领导是担着风险在支持他成败未卜的研究。
偏见会把好事看成坏事，把正常看成反常。甚至把根本不存在的事作为严重问题。使王永民无法容忍的是，有人居然在庄严的会议上无中生有地宣传，说他是借着搞科研的名义从省里骗来一大笔钱，成千上万地乱花，没明没黑地钻在屋里胡搞一气。流言蜚语最易于不胫而走，冷漠、猜疑、压力像影子似地追逐着他。
王永民悟出一个道理：道路是不可能绝对平坦的。汽车在光滑如镜的冰面上反而跑不了，必须有一定的摩擦力才能行驶。
实验室也是他的生活室。从事研究以来，他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几乎没有休过节假日。
他在一间安放器材、资料的小屋里，支起一张2尺来宽的小床，即使是这样的床位，他也很少享受，夜里困顿了往桌上一趴，或是在机器房的地上一躺，就算是最好的休息。室内，还生了个小炉子，早晨一边编卡片，一边煮稀饭，半生不熟的稀饭就点咸菜，或者挂面里加点辣酱，成了他的家常便饭。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他肝病日益加剧，右肾积水比左肾大了3倍。
炉子上经常搁着药罐，苦涩的药味伴着他紧张工作。
王永民有一套聚焦理论，他常说：聚光镜能把阳光聚在焦点上产生高温，事业也能把生命’聚焦‘成50岁,他恨不得把自己的生命浓缩起来，把全部的光和热集中在这一点上。
为了研究出一个键数少、码长短、效率高、重码少的理想方案，王永民在数以万计的数据中寻觅、探讨。键数减少重码必然增多，许多科研工作者为此伤透脑筋。把王和干放在一个键上，和氵一结合，出现汪、汗两个重码字；口加上八,又出现只、叭两个重码字。1981年，王永民在武汉参加电脑技术交流会，香港一家公司的女讲解员洋洋得意地宣称，他们的方案研究了8年之久，是目前最先进的.当王永民向她了解重码字的处理办法时，她就瞠目结舌，不知所对。原来，他们把重码字都排除在外，输入的汉字只有三四千个，这样的方案当然是不足取的。
王永民在深入钻研中发现，汪、汗末笔不同，只叭字型不同，要是在这一类字的最后加上一个标志末笔字型的识别键，不是可以做到压缩键位、缩短码长、克服重码兼而得之吗？他的设想证实了，末笔字型识别原则成了国内外汉字编码中的重要创造。
那些笔画多的汉字也给人造成许多麻烦。比如一个戆字就有25笔，包括7个字根，打一个字得击键7下。王永民把这些难字集中起来，反复试验对比，发现这类字相互之间差别也大，不易混同。他只取一二三末4个字根，打立、日、十、心4个键，电子计算机就会帮助他把戆字找出来，实现了码长短、效率高的要求。
曲径通幽，引人入胜，虽然处境艰难，却乐在其中。王永民桌上的卡片在节节上升，摞成一座攀登绝顶的阶梯，编码方案的键数则在逐级下降，由62键降到36键。
严寒笼罩着华北平原，保定城里风雪弥漫。夜深人寂，只有华北终端设备公司的会议室里一直亮着灯光，不时传出嗒嗒的击键声。
一个月前，王永民带着4名青年助手赶到这里，向公司商借带有汉字系统的微型电子计算机，验证他的36个键编码方案。一个小地方的无名之辈居然要搞36键，很难不使人怀疑。这个公司的机时和房间都很紧张，经过一再宣传，才同意他们夜间在会议室试验。每夜，他们踏着冰雪从三里外的旅社赶来，天一亮又跑回旅社开辟另一个战场。
1982年12月20日夜里，王永民坐在计算机的荧光屏前，手指不停地按键，随着银白色的汉字在屏幕上不断闪现，他那瘦削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36键方案上机成功！几个年轻助手像登山员历尽艰辛攀上顶峰，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他们成功了！只用半年时间就提前实现军令状,而且取得优异成果。这是一个创国内独步的优秀方案，只需利用英文标准键盘的26个键位和10个数字键，就可以让计算机和汉字直接对话了。
成功了，王永民却又忧思忡忡，辗转反侧。原来，他在检验过程中发现，36键方案不能方便地输入数字，双手控制四排键也难以实现高速盲打。只有使用26个字母键输入汉字，才能与英文输入竞争。何况，新起的台湾26键天龙方案正煊赫一时，大出风头，王永民决不甘心屈居其后！
天刚破晓，王永民迫不及待地唤醒助手们，向他们宣布了一个新的决定：放弃36键，立即动手搞26键。要干，就得超过’天龙‘,拿出一个当今最好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