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南北分裂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舞台上，朝代频繁更替，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从中可以发现，一个朝代的兴衰基本是因为某个人的存在。能有创业家，并形成有利于创业的环境，这个国家就会强大，这样说并不是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而是为了突出创业人物对一个国家的意义。对企业也是这样，细数那些成功的企业，基本上是与一个人的名字紧密相连的。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安排吗？的确如此，南朝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陈霸先虽然被史学家成为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英明君主，但也难以逃脱生老病死的魔咒。既然将组织的命运系于某个人物是危险的，那么就需要有一种形式能够来弥补，这就是制度，理论与实践层面无不将由治理机制、制度、流程等诸多元素构成的结构性框架作为弱化“人治”的利器。但这种选择仅仅是为了让人性按照预期的方向去演绎，而不是试图取而代之。结构是没有生命力的，其意义的体现需要人物的支撑。
因此，人是第一位的，而在诸多类型的人之中，创业家是一个组织的核心成分。创新是创业家的根本责任，而创新要么找到一个倡导者，要么以失败而告终。一个组织逐渐会陷入类似于“路径依赖”的陷阱，形成对创新的抑制，其过程大致，这是吞噬组织新希望的黑洞。
反映了企业文化的中心地位。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艾德佳·沙因认为，文化是一个特定组织在处理外部适应和内部融合问题中所学习到的，由组织自身所发明和创造并且发展起来的一些基本的假定类型，这些基本假定类型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并被认为是有效的，由此被新的成员所接受。企业文化从内核、行为、物质等层面对企业持续成长产生作用。企业组织存在生命周期，在环境与企业行为的冲突中，企业组织迟早会遇到死亡或重生的问题。
我喜欢篮球比赛，也关注有关篮球俱乐部的事情。在CBA联赛中，我很喜欢八一男篮，这是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球队。这支球队在本赛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连败记录不断被刷新，而且14年来首度无缘季候赛。而在2007年以前，他们是联赛冠军奖杯的统治者，能在他们的主场赢一场球是任何一支球队梦寐以求的事情。对我这样一个痴情的球迷来说，八一队的战绩使我感到痛心和沮丧。在组织书稿这一部分的时候，头脑里很快就想到这支球队，正是因为事情之间有如此大的相似性，很多辉煌的企业也是这样踏入泥潭的。
在生命周期的轮回中，死亡的企业并不是不想重生，而是没有提早为重生准备条件，所以当命运之神在对面前的企业进行归类的时候，那些准备不充分的就被放到记录死亡的簿记上。八一队应该会重生的，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并在积极准备，从完全军队管理到市场化运作的俱乐部制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努力，而在联赛开始就充分给予年轻队员上场的机会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努力。这些都是为渡过生命周期的关节而能再续辉煌所做出的创业之举。
这本书中所关注的创业家，其存在的意义恰恰在于这些适应了特定“关口”的需要，或者是历史过程的某个时段，或者是系统的某些层面，如果在这些“关口”不能表现出充分的创业激情与努力，不能经受重生的浴火，企业将堕入死亡之谷。观众在欣赏表演的时候一般是从三个方面去评价作品的好坏，即角色、背景及角色与背景的契合度。对创业家的期待绝不仅仅是宝马貂裘的光鲜，更不是春和日丽的风光，创业家角色的舞台是布满挑战的，创业家是剧情转折点的体现，创业家是能够力挽狂澜的英雄。
企业组织的持续成长本质上是一种核心价值观的存续，只有与社会和谐，不断随时代演化的价值观才能存续。这是被普遍认同的观点，但却没有触及根本，企业组织持续成长所需要的价值观或文化特质就是对创业的认同与坚持。而创业家则是这种文化的缔造者与推动力量。通用电气前任总裁韦尔奇，就是一个能够积极推动企业文化转换和更新的优秀企业家。1981年韦尔奇上任时，通用电气的生产增长与企业竞争力远远落后于日本同类企业。对此，韦尔奇认为，世界在不断变化，企业也必须在不断改变自我的过程中来把握命运。由此，韦尔奇开始了对通用长达五年的大刀阔斧的全面变革。他在注重打破原有的科层制度，构建扁平化结构，重组通用电气等“硬件”方面变革的同时，也注重在作为“软件”的企业文化上的变革。在韦尔奇看来企业管理的关键并非是找出更好的控制员工的方法，而是营造可以快速适应市场动态和团队合作的文化机制，给员工更多的权力与责任，让员工与管理者实现互动。因此，他尽力改变整个企业的文化与员工的思考模式，从文化变革入手创建了一整套企业文化管理模式。韦尔奇对通用电气的改造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他担任总裁期间，通用电气的销售额、利润长期居世界500强前列。正如美国前康柏电脑公司董事长本杰明·罗森所言，由于韦尔奇对该公司的企业文化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创立了快速适应市场动态和团队合作的文化机制，才使得通用电气成为企业界的奇迹。
2.1.3 文化转型的助推器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981年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进修期间，有幸参加了MIT的120年校庆，印象非常深刻。庆典大会没有主席台，只有一个发言台，旁边有两把椅子，坐着MIT的校长和波士顿市剑桥镇的镇长。很多来宾，包括一些部长，参、众两院议员和各界名人都坐在台下。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人抱怨，没有一个来宾认为自己被冷落了，没有一个学生抱怨学校的领导不会做事，不会宣传，不把重要人物曝光在媒体下。
相反，回国后我参加过国内很多学校的庆典，做法就大不一样了。校庆的主席台要摆好多排座位。为了排主席台的座位，校方往往要花费很多精力。谁摆在谁的前头，谁摆在左边，谁摆在右边，奇数双数等等。
朱清时校长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浮躁的社会文化。其实不是“浮躁”，对权力与地位的尊崇与追逐应该是再现实不过的事情了，只不过是层次低了一些而已。长期的基于农业社会与集权政体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对“物”的崇拜和对“人”的蔑视。虽然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经济财富的持有量迅速膨胀，但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的演化并不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并因此形成了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所谓的“浮躁”只不过是矛盾冲突时期扬起的尘埃，当尘埃落定的时候，新的秩序自然生成。
我们所期待的文化难道会自主形成吗？当然不会，因为既存文化的获利者不会轻易放弃阵地。德国文化传播学派的代表人郭米特·库巴斯指出：“文化就是一种对标准形态的追求。”标准的制定者决定了文化的特质及其服务的群体范围。
根据美国文化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可知，文化应当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传统中国稳定、内向并具有封闭性的小农经济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首先就是宗法家族式的社会组织成为基本细胞并形成一整套以“礼”为形式的宗法家族制度；其次是对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绝对权威的乞望。在宗法社会中，法律价值关系，无不以国家、宗族为本位，呈现出“国家本位”的主体属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体不仅在经济、政治生活，而且在精神生活中都与血缘宗族群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宗法意识渗透到个体生活的一切方面。个体的一切价值需求，只有在国或家的整体中，才具有现实性。社会秩序应该充分体现这一点，因此法律的社会职能不是从确认和维护个人的权利出发，并进而维护有利于实现个人权利的社会秩序，恰恰相反，法律从维护社会团体的整体利益和秩序出发，来考虑个人的地位、责任和义务。所以，排座位现象的背后决不仅仅是“浮华文化”的力量，而是利益结构的配置特性。
依据文化学的基本原理，文化的转型包括两种方式：即内在的创造性转化和外在的批判性重建。一般来说，当一种文化中内含着即将到来的新文化的要素并在自身之内具有诸文化要素间的必要张力时，才能采取内在的创造性转化的途径；而当一种文化与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没有必要的契合点，并缺少内在诸文化要素间的必要张力以及内在驱动力，那么文化的转型就只能采取外在的批判性重建的途径。这两种方式往往是并行出现的，差别在于主次有所不同，从历史上所发生的典型文化转型情况来看，具有稳定社会基础的背景下更多是采用了内在的创造性转化。转型所要求的张力需要植根于具有理性思维和行为模式的民众，因此文化转型的关键是培养国民的理性思维与行为模式，形成市民社会。
易顶强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总结文化转型的途径包括：①党政分开，②权力制约，③依法治党，④发展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市场经济本身对人的理性的塑造作用。以前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个记者写的关于辽宁男子篮球队为什么不把主场设在沈阳的报道，这位记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跟沈阳球市的坏习惯有关系。沈阳很多球迷仍然不喜欢自己掏腰包买票看球，哪怕是花几百元请中间人吃饭，最终只要到几十元的球票，那也在所不惜，这说明他们有关系，有面子。主场的选择问题是否真的与这个因素有关尚不确定，但故事所反映的一种社会行为却有存在，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地区，情况尤为严重。老百姓习惯于选择非正规的方式去获得利益，尽管付出的可能会更多。这类非理性的行为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其直接的结果就是社会秩序的混乱与民众自身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护。相比之下，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社会的行为更加趋于理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相关研究所强调的：市场经济有利于理性思维与行为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能够促使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从而诞生让民众更加信任的社会秩序。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还权于民为基本路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小政府、大社会”为基本模式的社会改革，促进了多元利益主体的形成，加速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市民社会的日渐成熟。改革开放前，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的是国家吞并市民社会的状态。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具有不可置疑的先在性与独占性，个人处于相对于行政权的依附地位，形成一种单元板结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形成多元化的利益主体。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还权于民步伐的日渐加快，公民开始有权从事个体经济活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逐渐加大，从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利益的分化组合，形成了多元的利益主体，进而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反过来，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市民社会的形成，无疑也有利于推动人民权利观念的强化和自由精神的培育。事实上，社会组织的日益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一元化的权力分配体制及其观念基础，并使得包括自我意识觉醒、权利诉求强度加大等在内的公民权利意识日渐增强。这无疑有利于实现传统以权力为本位的宗法型文化向以权利为本位的契约型文化转型。
创业家是市场经济中的关键角色，市场经济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创业家群体实现的。创业家通过市场的或非市场的手段影响社会规则的制定及资源的配置，并由此形成了符合特定创业行为要求的文化环境。西方企业的政治战略，主要通过制度途径，以单个公司或利益受到影响的多个公司集体行动的方式（如政治捐款、游说、公关广告、基层动员等）来影响公共政策。而在中国，非正式的方式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因此，创业家对于文化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促成文化转型的实现，而且在于赋予新型文化特定的品质。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变动中最瞩目的现象之一是民营企业家的崛起及其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伴随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再生与发展，民营企业家开始逐步成长壮大，在促进劳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提高财政税收等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1990年底，全国私营企业约有9.6万户，私有企业主22万人；1997年私营企业户数上升到了96.1万户，企业主人数204.2万；2002年登记的私营企业户数243.5万户，企业主人数622.8万人；到2005年户数达430.1万户，私营企业家总数达到1109.9万人。2000—2005年，雇工总量从2011.1万人增至4714.1万人，增长1.3倍，年均增长18.6%，私营经济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从2000年的65%增加到2005年的7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