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基本情况
性别：男
年龄：26岁
籍贯：四川
婚姻状况：已婚
文化程度：初中
打工时间：1998年至今
打工地点：浙江宁波
打工类型：冶金行业工人
冯志坤今年26岁，男，四川人。满怀着对未来的梦想和掌握命运的期盼，他17岁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在四处流浪中体味到了人世冷暖，在艰辛谋生中混得了一顿温饱。现在，他在宁波市江北区从事冶金行业，收入1500元左右。他所从事的行业工作强度高，且由于小型私营企业设备落后的缘故，工厂里曾发生了几起安全事故，恶劣的工作环境也让他患上了职业病。
2007年2月13日早上八点半，我在一家小快餐店遇到了冯志坤，他穿着一件黑色夹克衫，夹克衫敞开着，露出红色羊毛衫。他头发蓬松，有点乱，但脸上修得很干净。我道明来意，他答应了我访谈的请求。
您是哪里人？
我四川的。
今年几岁？
26岁。
什么时候离开老家的？
17岁的时候吧，初中毕业，我先在重庆给人家端盘子，后来我哥在宁波，他说宁波钱好赚，让我过来，我就来了，换了几个工作，最后到了这里，我就在这里做了。
那你在现在这家厂干了多久了？
大概三四年吧，阿福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好像比你早几个月（那个正在洗菜的快餐店老板抬起头，油油的手擦了下头发，答道：“三年了吧”）。那没错，那没错，（指着快餐店老板）他以前也在我们厂做，后来不做了，出来开了这家快餐店。（我环顾一下，快餐店冷冷清清，除了冯志坤没有其他吃饭的人。我想，这类外地人开的快餐店，本地人一来吃不惯，二来觉得脏，一般都是外地民工来光顾，快过年了，大家可能都回家了）
你今年不回家过年吗？
过年？时间是有的，但是票难买啊，很麻烦，来回开销也不小。
你结婚了吗？
（笑）我孩子都3岁了。
你妻子是做什么的？你们的收入如何？
她在纺织厂工作，每个月1000元左右，我1500元左右。
那这样的收入，和其他外来民工相比你们的生活过得也还可以了，是吗？
（苦笑）勉强过吧。（喝了一口酒）要房租，要吃饭，我还吸烟喝酒，我小孩还老生病，都得花钱啊。
你们工厂是炼铜的，对吗，意外事故多吗？
厂里一共二十几个人，去年有一个人手指断了，从第三脉到第五脉都没了，另外有八九个人都烫伤过。
烫伤严重吗？
滚烫滚烫的铜水啊，有些严重的骨头都看见了。烫伤先去医院，还要再休息三四个月啊。
那些人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那个断手指的赔了点医药费现在回江西开餐馆去了，烫伤的有些走了，有些还留着。老板娘给你医药费还要给你脸色看，在家里休息一分钱都没有。以前我在宁波做，人家受伤休息工资照样拿的，《劳动法》里也是这样说的呀，现在谁吃得消休息啊，你说我钱没赚进日子不是还照样要过吗？
休息没钱吗？
我们厂以前休息还要每天扣5元呢，上次我老婆生孩子，我回四川，老板娘不同意，还要扣钱，我说我老婆生孩子你都不放过啊，后来还是回去了。
旁边的那家集团，他们休息工资还是照拿的，我自己请假休息倒是没办法的，但厂里没活干你厂里要负责的呀！
你们厂有保险吗？
只有意外保险，医疗保险和社保都没有，像我们这种高危险性的工作医疗保险是应该的吧？意外保险有屁用啊！上次我在上班路上受伤，看病200元，才赔了我70元，我都气死了。上班路上出事厂里应该负责的吧？
厂里的污染怎么样？你有不良反应吗？
污染当然是有的了，我们拉丝的本来还好一些，但是厂里面上道工序烧炉子的也和我们在同一个车间，烧的又不是很好的铜，是废铜啊，含有铜、塑料、锡、铅等，到处是烟，那些铜粉什么都让我们吸进去了，我们在厂里出的汗有时都是绿色的啊，肺是肯定有事的。我才干了三四年，反应还不明显，但是最近鼻涕里总是带血。我听说隔壁村一个60岁的老头，跟铜打了一辈子交道，现在浑身是病。阿福，你怎么样？（阿福正在洗碗，抬起头说：“我上次查出了结石，看病花了1600元，我想可能有关系，后来去找老板，老板他不负责。”）
有什么防护用品吗？
除了口罩就没其他东西了。劳保用品也太少，像手套，我们每个月至少要10副才够，厂里先是每月发7副，后来减到5副了，现在干脆不发了。还有胶鞋，以前是每年两双，现在也全没有了。我说那才多少钱啊，你花这么些钱能得到多少拥护，难道划不来吗？国家一年年在发展，工资却没涨过，劳保用品还要减，这道理没有啊。
那怎么解决，自己买吗？
我哥在附近做，他们做完后手套还没破就扔了，我捡来用，阿福就好多了，他小姨子在手套厂，让她“拿”一点来就好了。
环保部门没有来检查吗？
检查？有什么用！香烟啊红包啊都搞“通”掉的，什么时候来检查都通知的，他们来了，要么放假，要么烧些好的纯的铜。我们迟早被毒死。你看旁边的那家集团环保搞得多好，没烟的。
我听你说你以前做过的宁波那家厂还不错，那为什么不做了呢？旁边那家你也觉得不错，为什么不去那里？
宁波那家是不错的，每年回家车费厂里都负责的啦，夏天还有高温费。
现在我们这里炉子旁边多少热啦，高温费一分都没有，老板娘请我们每人吃一小块西瓜还要炫耀好几天。后来宁波那家倒闭了，那时我刚好回家了，回来以后连钱都没得拿，倒了呀，没钱了。旁边那家嘛，太严格，我是吃不消的，不能吸烟，每天要穿工作服，还不能到处走，走错车间就扣你100元。
那像这样事故不断发生，环境对身体伤害也挺大的，你不怕吗？
怕？（点燃一支烟）从我17岁出来开始有哪一天不怕，自己小心点喽，还能怎么样？（这时阿福的老婆上来整理桌子上的碗筷，拿着碗筷一直盯着我的记录本看）
那你没想过去一个环境好一点、事故少一点的地方工作吗？
想当然是想，但是我就初中毕业，事实上初中都还没读完，只有干苦力活的份，还能干什么？又没有技术，谁要？其他厂要我的工资都只有七八百，怎么够活啊？这里是宁波，不是四川啊。那种工资比我老婆还不如，那不成了我靠她吃饭？
和老板有签订劳动合同吗？
我以前在宁波汪村做签过，后来到了这里，我说要和老板签，权利至少稍微有点保障，老板说这里从来都没有签这东西的，口头说一下就好了，后来就没有签。
工资方面有没有拖欠问题？
那还是可以的，一般工资是迟一个半月发，从来没欠过，但是账是乱算的。我们理论上是按件计的，我们一起做多少吨铜，每吨付多少，算出一共要付给我们工人集体多少工钱，再平均一下计算每个人每天多少钱，但老板娘从来不肯让我们看账目，我们做了多少吨我们都不知道。会计有次和我说他算出来我们每天要拿60元，报告给老板娘，老板娘就定为55元了。怎么做手脚的，我们都看不见。你说我们这么苦地做，汗都不知流了多少，每天12个小时，有时14个小时。她想让你什么时候上班就得什么时候上班，时间不固定，都临时定的，就那么点钱，她还要扣。反正她是按对她有利的算。上次算错了，给我多算了800元，我和她去说，她就扣掉了。事实上那800元是从集体的工钱里来的，应该20个人分的，却都到她的腰包里去了。
她认钱不认人的啦。做错的，她罚得很积极，做好了却没有奖。你要是想不干了，她就马上从工资里扣200元。阿福，你被扣过吗？（阿福：“当然扣掉了，后来我到劳动局去说，劳动局打了个电话，后来又还给我了。”）做得好呢，像上次炉子里废铜沾了点水，铜水炸了，房子上的木头烧了起来，没有人发现，后来小张看到了，马上报告，否则她的财产不都烧光了？她一句谢都没有。
你和老板娘关系似乎不怎么好，是吗？
老板人好，上次我家里有事，问他去预支下个月的工资，他把自己皮夹的钱拿出来，很多人留下是看老板的面子。但是老板都在外面跑生意，日常的事都是老板娘管，她东搞搞西搞搞，这里扣点那里扣点，有些事老板是不同意的，她在会上当着老板的面说得很好，会下能有多少做到呢？没有道理啊。上次她说他儿子结婚要请全厂二十几个人去酒店吃饭，后来哪里让我们去过啦，真的请我们去，我们也不会真空着手去，是吧？厂里人怎么也凑个几千块钱给你买个东西。她是看人说话。
我知道你们厂里外地的与本地的是混杂的，待遇有什么不同吗？
我们每个月的工资是一样的，但年终奖金不同。年终奖金是专门给师傅的，一般员工没有，本地人都是四五千，外地人一般五百一千的，特别是我这种不听话的，我经常要跟老板娘去反映情况，她就看我难看了。但不说怎么对得起下面的兄弟们？都是出一样的力，该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怎么能分本地外地？还有就是假日里她只要本地人值班，怕外地人做手脚。
我想谈到这里就差不多了，能不能总体性地再说两句？
我老婆做了多少衣服啊，但她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北京奥运会那个体育馆，气派吧，那都是谁在流汗造出来的？他们里面有几个能在2008年到体育馆里面看一场比赛，我做铜也好些年了，指不定最后还死在铜手里。我们外地人怎么也给城市留了那么多汗，不求太多的，只是希望该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不要再扣了。
访谈员手记：
随着东部城市的发展，东西部差距的增大，上亿农民告别田地，来到城市打工。他们大多承受不起城市中心昂贵的房租而来到像慈城一样的小城镇。
他们干的是城里人都不愿意干的高强度、长时间、高危险、对身体有毒害的活，他们住的是肮脏的出租房，他们吃的是廉价的饭菜，拿的也是微薄的工资。他们为城市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促进了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城市却并没有接受他们。他们游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与《劳动法》中的很多条文绝缘，他们受尽白眼，他们承受着雇主的剥削、本地人的歧视和安全事故的威胁三座大山。
在访谈开始，我一直觉得安全事故应该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我想生存权是最基本的权利，他们难道不爱惜生命吗？我以为他们最关心的是改善工作条件以确保安全。但在访谈中尽管我有意想多谈安全健康方面的问题，但冯志坤似乎更喜欢谈工资、保障之类的话题，甚至在谈安全健康时还总是不时扯到工资待遇方面去，这给我很大震撼。是因为矿难等事故到处都是，听得麻木了？还是自己未曾亲自感受过，自以为小心驶得万年船，小心点就不会有事呢？又或是本着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生死观，好好的都还活不好，想那么多干什么？我开始迷茫。访谈结束后我又去问了一下他们厂的另外一个员工：“这么危险你还要做？难道不要命吗？”他的回答是：“好工作我们外地人哪里去找？到处是失业的人。你问我要不要命？当然要，但是我知道，干，我有可能出事，但是不干，我马上就活不下去。”我知道了他们是为了生存而被迫冒险。既然选择了干这条路，那他们的愿望为什么会是简单的“不求太多的，只是希望该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不要再扣了”呢？而不是要求老板改良设备？
因为改用先进设备需要大量的资金，他们绝望，他们知道除非政府强制，否则雇主是没理由冒如此风险，所以不会奢求。还是要求不随便扣工资来得实际可行，但是就连这么个小小的理所应当的要求都无法得到满足。利欲熏心的雇主完全置农民工的生命安全与应得待遇于不顾。
值得开心的是，冯志坤这个年轻的新一代的农民工多少懂一些《劳动法》，也懂得通过劳动局保障自己的权益（虽然他们是要离开厂里时才会去劳动局，如果还想在这家厂干，一般都是敢怒不敢言）。我明显地感受到他的素质比我们想象中的农民工的素质要高得多，这也让我看到了新一代农民工崛起的希望。
（访谈员：曹彦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