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基本情况
性别：男
年龄：46岁
籍贯：江西
婚姻状况：已婚
文化程度：高中
打工时间：1987年至今
打工地点：浙江宁波
打工类型：小包工头
天，开始阴沉下来，预示着一场大雨即将倾盆而下。
我站在冷清的十字路口，不知往哪里去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来自丽水的卖烧饼的大叔沉默寡言，不愿多说什么；来自福建的卖水饺的叔叔虽然热情，但我挖掘不出什么特别的故事（这时真为自己的访谈水平感到惭愧），而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去采访别人吧，他们比我辛苦多了，我至少是自由的”。于是不到十分钟，我离开了饺子店。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访谈对象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大部分的民工不愿意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诉说自己的故事。更多的时候他们选择保持沉默，因为那样更有安全感。
继续搜寻目标。
我来到一个建筑工地上，沿途堆着石块沙砾，还有不少用细竹竿架起的晾衣用的架子，上面挂了些衣服、毛巾。河边几个赤着上身的工人在乘凉聊天，更多的人躲在屋子里。工人们就住在这些已造好的屋子里，他们用很多木板隔起来充当门窗，但还是留着很大的空隙，白炽灯的灯光就大块大块地打在外面的墙上。幸好现在是四月天，要是再早点，冷风嗖嗖地直往屋里灌，这么艰苦的居住条件怎么让人受得了呢？
终于找到了建筑工地的老板，一个中年奉化人。说明来意后，他用奉化方言说道：“其实比起以前，现在的农民工都不怎么辛苦的。有住处，有规定的休息时间。何况在浙江，农民工的条件自然会好很多……”他热情地给我介绍了一个江西的建筑工人。
这是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临时小房子。一张四围用木板围成的床，一张陈旧的四方桌，左边是一排矮矮的木桌，上面放着煤气灶等简单的厨房用具和一些零碎的东西，墙上挂着安全帽，一盏白炽灯悬在房顶的中央。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手掌大小的袖珍电视机。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一边收拾屋子，一边瞄几眼电视。看样子，这家人比一般建筑工人条件稍好。走进小屋，老板和屋里的人打招呼，准备休息的男主人公从床上起来。
窗外一道明晃晃的闪电划过，雷声响起，终于下起雨来。我也开始了我的访谈。
眼前的叔叔名叫陈和德，今年46岁，是江西人。矮小的个子，黑得发亮的皮肤，粗糙的双手，一看就知道从事的是常在阳光下暴晒的职业。他的妻子和他是同乡，今年37岁，有点发胖，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让人感觉很亲切。
叔叔，能随便说说您的打工历程吗？
我高中毕业后就在老家江西开始了打工生涯。当时做的是木工，主要是做家具，但是收入很少。
那大概是怎样的收入呢？
在家乡每天1.8元，而在外面每天可以拿3元的工资。
哦，确实差挺多的。那后来呢？
三年后（即1987年），我到福建做建筑工地上的木工。1988年，在老家结婚。后来妻子就留在家中带两个儿子上学，我自己在外面打工挣钱。
五年后，我到了宁波。我先后在明楼小区、三八市场、段塘等地方做建筑工人。去年才来到这个建筑工地，妻子也跟我一起来了。
那阿姨有工作吗？
没有。她就是来给我烧饭的。我大儿子也在这儿，他现在在厂里做机床工人，前两年在温州打工。我小儿子现在16岁了，留在老家跟他大伯伯一起，在上初中。
我很想把孩子接到这儿来上学，考高中，再读大学。可是像我这样，是不可能的。一个，我们居无定所，这里工程完了就得换地方，孩子跟着转校很不方便；第二个，孩子成绩不好，不争气，考不上高中的。（叔叔摇了摇头，似乎有点儿无奈和失落）
嗯，老是要转校确实不方便。其实只要他自己能认真学习，肯定可以上大学的。叔叔，听说您现在是包工头？
哈哈（似乎笑得有点儿难为情），不算啦，只是个小包工头，不像他们那样的。我只管木工活，这里有二十多栋房子的木工活归我管（叔叔说这句话时似乎有点自豪）。我的工资是按月算的，大概每月3000元。一家人每年大概有3万元的收入，扣去日常开支的话，有1万多元的剩余。比起老家的工资来，当然是好了点。但是不稳定啊，如果没有活干了，那就什么收入也没有了。
工作不稳定是不是您最担心的？
（叔叔点了点头）
那叔叔，您能不能谈谈您的家人呢？
我的家人啊……（叔叔想了想，谈论这个话题时一直很平静）父母已经不在了，我们五兄弟，我是第四个儿子。大哥在老家做木工，二哥、小弟在老家开杂货店。小弟去年离开老家跟我一起出来做木工了，收入不好嘛。三哥在老家种田。几个兄弟的生活嘛，马马虎虎。
在这二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中，您有没有感觉特别艰辛的日子？
有啊！（叔叔显得有点激动，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理清思路）从江西到福建，然后到浙江，打工当然是很辛苦的。在2002年，当时我也是在奉化打工，因为太累了，心脏出现了毛病。当时我根本不能工作，只能整天躺在床上休息。后来到奉化的人民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心脏的主动脉瓣和二尖瓣关闭不全，必须要动手术。我就又到宁波一家心脏方面比较好的医院复查。医生也说是心脏的主动脉瓣和二尖瓣关闭不全，要动手术。我就住院，动手术。从6月到10月，总共花费了8万多元。这8万多元全从自己的腰包掏出来的，根本没地方去报销，补贴也没有的。当时我的积蓄只有两三万。没有办法，就向亲戚、朋友借，总算付清了医疗费。但是很麻烦的，现在必须天天吃药，而且也不能过度劳累。当时，我还回老家去休养，因为根本不能工作。那个在老家的两年时间啊，真是不可想象！（叔叔无奈地摇摇头感慨道，在一旁的阿姨也忍不住补充道：“那两年可辛苦哩。”看样子那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两年时间是他们心中永远难以抹去的艰辛记忆）
当时，我的两个儿子还在上学，政府也没有给我什么补贴，孩子的学费都是向兄弟借的。我们一家人花钱很省的。妻子种水稻，我干不了重活，就扛着根竹棍到街上卖冰糖葫芦，是自己做的。我们家就靠这点钱过日子的。
当时吃的都是自己种的蔬菜，很少有肉的。不过村里的大队倒是给了点补贴，每年50元。（我诧异了一下，接着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我想，在贫穷的乡村大队又能有多少钱呢？医疗补贴若无政府出面，根本就不可能给需要者满意的结果。在外地风雨飘摇打工十多年，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就因为大病一场，全都打了水漂，这个滋味谁碰到了都不好受）
有没有让你特别高兴的事？或者是特别感动的？
（马上摇头）打工苦啊，还有什么可以高兴的事。从来没碰到过，从来没有。（叔叔一直不停地摇头）
不一定是大事啊，一些小事也会让人感觉很开心的。比如和老乡聚在一起时……
没有。打工辛苦死了，哪有什么可以高兴的事。每天就是工作、吃饭。
晚上心情好了，出去走走，到附近看看电视，散散步；心情不好了，就睡觉，工作了一整天很累的，怎么会有快乐的事发生呢？打工苦啊！（叔叔表露出不满的情绪）每天工作10个小时，早上六点钟就起床了，十一点吃中饭，十二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到了冬天中午十一点半就要上班了，因为天暗得早，中午是没有休息时间的。
食堂又赚我们的钱，卖的菜贵啊！他们（指食堂的人）每月已经有600元的工资的，还要赚我们的钱……
那这儿的老板人还不错吧？
（叔叔没有回答，只是低下了头，似乎不愿意多说什么）
那有没有碰到过什么特别委屈的事情呢？
委屈的事情太多了！（叔叔笑着道，脸上的表情仿佛告诉我，这个问题无疑有着肯定的答案，无需用疑问句）
2001年在台州，有一次是休息时间，大家都在屋子里休息，但小包工头要大家去工作。大家不肯，他就把床铺都掀翻掉了。我非常生气，就把小包工头推倒在地上，结果两个人就打了起来。后来老板过来，我们要老板评理，当然是小包工头错了。他（小包工头）后来再也没有强制大家在休息时间去工作。我们赢了！
还有一次也是在台州。老板有一个亲戚在工地上开了个小店，卖的酒很贵，比外面的贵2元。我很爱喝酒，就从外面一箱一箱地买酒。老板的亲戚不高兴了，一定要我在工地上买酒。我当然不答应，老板亲戚就把我的酒瓶砸碎了。我很生气，就跟那个人打了起来。（叔叔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似乎回到了当时的情景中，眼神中露出几许愤怒，不停摆动的双手也显示了他内心的压抑与激动）老板亲戚说要赶我走，我才不怕，走就走。但是老板很看重我的，后来就留下来了。我也没办法，就不再去外面买酒，买工地上的酒。就多花了2元嘛，我给他就是了。
还有在黄岩的时候，老板欠薪。快过春节了，老板说现在拿不出钱，扣了我500元，也扣了其他人一些钱，当然是开了欠条的。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留住了，过年后还会回来拿钱，可以继续做。但这个工地的工资不理想，我们几个人早就不想做了，也就不管钱了，回家过年了。后来不小心丢失了欠条，那么钱是肯定要不回来的了。委屈的事说也说不完的。（叔叔在讲他的辛酸经历时，总会时不时插上这句话）
（这时，屋里进来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他们用家乡话相互聊了几句，似乎在解释我为什么在这里）
叔叔好！这是您的孩子吧？
（中年男人点了点头）
他在这儿上小学吗？
（点头）
学费如何呢？
（中年男人）比本地孩子要多，有200元的“借读费”。按照规定应该是一样的。
那你们可以去投诉啊，比如向县教育局举报。
（中年男人摇了摇头，满脸的无奈）算了，多就多吧，向谁说去，麻烦啊！
他们（指收费的小学）也了解我们的，知道我们不会怎么样的。他们对我们说，想读就交钱，不想交钱就不要在这儿读了。我们没办法的，就交钱了。
（中年男人走后，我继续和叔叔聊）
叔叔，您以后是有什么打算呢？
（叔叔幽默了一把）准备回家去种田了。人老了，做不动了，不如早点回家去种田。大概过几年就回去了。
（我不由地笑了起来）回家种田肯定是不可能的。在外面做得好好的，现在种田又挣不了多少钱……
哈哈哈……（叔叔和阿姨都笑了。停顿了一会儿，叔叔低着头摇了摇）
但实在是太辛苦了，太辛苦了……（确实，叔叔除了每天在工地上工作很辛苦外，换地方时搬来搬去也是一件痛苦的事。疲于奔波，疲于日晒，疲于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疲于没有喘气的连续劳动）
（雨停了，再三道谢后离开叔叔和阿姨。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夹杂着不知名的花香，沁人心脾。一排排未完工的房子的轮廓在夜幕中显得朦胧，我仿佛看到了建筑工人们在搭起来的竹架上辛勤地劳动着，挥洒着汗水，正是他们身上斑斑的泥浆，才铸就了这一幢幢昂然挺立的楼房）
访谈员手记：
访谈结束后，久久徘徊在我脑海中的两个字就是——艰辛。身处在安逸环境中的我无法体会到他们生活中的辛酸，无法体会到每天高强度地连续工作10个小时的劳累，无法体会到作为特殊人群的无奈与不甘，还有蛰伏在内心深处的希冀与梦想。
叔叔是个非常直爽的人，虽然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很多烙印，但一路的艰辛并没有消磨他的斗志。他一直都在努力地工作着，为了家庭，为了生存。阿姨平易近人，脸上一直挂着浅浅的微笑。这是一对会把伤痛与苦难埋在心底的夫妇，虽然现在的生活并不能让他们很满意，甚至有不少怨言，但他们一直在笑着和我聊天，伴随着热情亲切的笑声。我不明白打工者对于幸福的定义。也许真的是与我们的定义不同，也许生活在安逸中的我无法体会他们的心情，也许作为一个艰辛奋斗、没有很好享受生活的体力劳动者来说，生活中一些小小的喜悦已经无法触动他们那根慢慢迟钝的神经。
也许快乐对于他们而言很简单，有满意的工资，宽容的包工头，足够的休息时间，而这些正是他们无法企及的目标。
农民工们由于种种原因，怀着戒备的心理与本地人相处。访谈时走进来一个妇女，不说一句话，只用戒备的目光打量我，让我有点尴尬；之前我在工地上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妇女，迎上去说明来意后，她也不愿多理我，径直管自己离去。这反映了一部分外来打工者的心理（尤其是女性）——不愿融入当地社会，宁可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以便寻得自我保护，一心挣钱，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人是有群居特性的，而且谁不想工作之余有娱乐，谁不想被公平地对待，谁不想得到周围人的关心和肯定？而大部分的农民工总是在所在地区成为一个被无形隔离的群体。除了农民工本身的原因外，我们的社会也有责任。
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正确维护自己的权利，即使知道也由于种种限制而去采取并不正当的方法去试图解决，有时候则是无奈地承受不公的待遇，就如叔叔提到的“委屈的事情”。这些包工头、老板的亲戚的做法让我非常接受不了。在面对这么一个弱势群体时，他们的表现不是同情、帮助，更多的是蔑视、欺诈，甚至漠视人最基本的尊严和自由。而农民工们自然不堪时时忍气吞声，他们会起来反抗，扞卫自己原本就很微薄的权利和自尊。有时会胜利，更多的时候是妥协。他们反抗的手段最多的是“打架”。是啊，除了打架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去平息心中的怒火，维护自己的权利呢？投诉？向谁投诉呢？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他们匮乏娱乐，匮乏知识。劳作一天，唯一的娱乐就是看会儿电视，散散步，然后睡觉。记得有些在农民工聚集的地方，晚上会有“街头舞会”。虽然场面乱糟糟，音乐很嘈杂，舞姿并不美，但那些姑娘小伙子，甚至中老年人（有时本地人也会加入这个热闹的行列）的脸上都绽放着快乐的笑容，完全卸下了白天的劳累。不管这些活动是民工们自动发起的，还是当地某团体组织的，都是值得肯定的。
农民工，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一个特殊群体，默默无闻地为城市建设付出艰辛劳动的可爱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正视和真正的认同。在喧闹的城市中，他们寻求着一块属于自己的天空，他们也希望得到城市人所享有的待遇。如果那样有点奢侈的话，他们希望享有人起码的尊严和自由。
近来，社会和政府对农民工确实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也制定了一些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的政策。这是个很好的现象。期待我们能给他们更多的温暖和关怀，让社会真正的进步、和谐！
（访谈员：朱瑞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