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坐在院子里梳头。我的头发挺长，几乎到腰部，只是稀疏得很，到了发梢，已经少得像一个老鼠尾巴。它没法和你看到或者想象到的年轻女人的披肩发相比。我很仔细梳着这不多的几根白发，然后，把它们盘在脑后，盘成一个已经行将消逝的老式发髻。在我的记忆里，过去北方的老人都是这样的发型，现在几乎在农村都不大看到这种发式了。不管是城里还是农村，这样的发式像是过了时的老货色，而我梳着这样的发式，的确显得很老相，也许看上去更像一个七八十岁的人。那又怎么样呢，时光对我来说，的确就那么一回事，好像凝住了一样。是不是显得年轻好像早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而尤其，年轻在我，一晃而过，来不及细细咂摸，就那么过去了，就像我每天都在梳的头，以前就这么长，而现在仍是这么长，只不过以前我梳的是两条大辫子，现在盘了起来，以前它们是乌黑滑亮的，现在是花白干涩的。
好像，我是梳头梳老的。
梳头要用去我很长时间，有时候是半个早上，实际上就是一根一根地数着梳，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可是总是在我梳着梳着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错觉，眼下的院墙没有了，我站在一排土坯房前，四野的风吹来，我的长发随风飘起来，好像某部外国电影里的女主角。那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刻，那时我的脸色绯红，满眼是害羞和满足，我以为我已经摸到了幸福的一只手臂。
到了我这个年纪，睡眠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习惯于很晚上床，就着半瓶子老白干，等到那台14英寸彩电所能收到的所有电视节目都变成雪花点，这才宣告我一天生活的结束。而每天早上，谁家的猫狗一叫，我就醒来了，骨节在暗中嘎嘎巴巴直响，老胳膊老腿怎么放也不自在，我没法再躺下去。我得早早地离开这个目前已用尽我生命近三分之一的地方。当然，更重要的是，床对我来说和吃饭的碗喝酒的盅子一样，只是一样生活用具而已，除此之外，它没有什么过多意义。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何况现在我的大半辈子都已经没了，床，是不会有太多让人想入非非的意味的。
我得承认，酒才是个好东西。酒让我不知道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但是酒确实让我这些年就这么过来了，让我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挨着枕头就沉睡下去，不去想，也想不起任何事情。
我不知道，在我的生活里，酒算是在延续还是在切割。可是一开始，酒就是我生活中一个重要角色。
如果没有酒，故事是会重新编写的，也许也不会有这种充满酒精的麻醉的结局。
我大口大口地饮。是的，我在饮，在我这样的年纪，早没有了那种细细品味的悠然，来不及了，太晚了，没有时间去细细地品。酒大口大口地倒进去，是要等到嘴巴有些发木的时候，那时我变得轻飘飘的，就似一幅画里那软得像摊饼一样的闹钟，时间成了一种软绵绵的可以搁在那儿的东西。于是，我轻轻地飞回到了那时候，我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谁也甭想否认，年轻时的我也很美。
我看见自己梳着两条大辫子。窗外的风呼呼地刮着，屋子里火苗蹿得老高。煤在噼噼啪啪地烧着，小土坯房里暖烘烘的。我的身体燥热，出汗，不，是两个身体叠压在一起。出汗。昏暗的光摇曳着，我睁开眼，是炉膛里熊熊的火光，闭上眼，是一片炽烈的橘红。
橘红是我对他唯一的深刻记忆。那么多年，我躺在空荡荡的双人床上，一闭眼就是满眼的橘红。
是酒，让我有了这样的记忆，也是酒让我们暂时忘了不可饶恕。那浓烈而短暂的记忆里，我和他离得最近，我用最近的距离给自己埋下了终身不解的恨意。
浓烈是短暂的，那一刻，我像一条生活在水里的鱼，是鲜活的。转瞬，水变成了混杂的，我几乎不能呼吸。那种轻飘飘的感觉转瞬即逝，我在下沉。我得感谢酒啊，这是我生活中唯一忠诚的东西，它给了我醉。有人说，幸福的女人什么都可能让她醉的，而我只有酒，它让我保留最后一点勇气留在真实中。我在下沉，酒从口中入，又从眼睛里淌出来，依然是水样的物质，味道却是那样的截然不同。我沉落在记忆的最底处。哪本书里说，一个人开始回忆，就表明他已经老了，而我从很早就开始回忆了，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所以我年轻过吗？我自己也记不太清。我总是回忆，不停地回忆。我在回忆中一点点飘起来，在回忆中，强烈和炽热的情感像潮水一般退下，刺目的阳光和无法言说的痛如影随形。
在生活的沙漠里，酒是用来解渴的。
时光像是静止的。我坐在院子里，有些昏昏欲睡。在我醒着的时候，我总是脑袋发沉，在我睡着的时候，又好像挺清醒。院墙外面不时飘来各种各样的声音，锥子似的悬在我的头顶上方。一个声音说，你咋还不回去做饭？另一个声音说，不着急，老头子早就做好了。这声音听着这么耳熟，但又是这么陌生。总之，这些热乎乎的词语和我总是一墙之隔，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而饥饿感也像是隔着一堵院墙似的，在我的身体外面游走。
我甚至常常在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是过到哪一天了，反正哪一天都和昨天一样，和昨天的昨天一样，甚至和几十年前的昨天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一个人守着空空的房间，四周是寂静的。而他，我见的次数和时间可能还没有他的一个病人多。多好的医生，恪尽职守，无私忘我，报纸上是这样说他的。还说，他以医院为家。
一切都是错位的。
谁都知道事实，又都喜欢谎言。
他说，院长，我们不能排到一组。不合适。
他又说，她做我的助手，我没法上手术台。
他还说，一旦出了事故，你们负责。
我被安置到一个学校卫生所，给孩子们打打针，发发药。
有天，路过操场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说，你再不还我，我就让我哥押着你去医务室，让“吓一跳”给你狠狠地扎一针，痛不死你也吓死你。那孩子一回头看到我，舌头一伸，跑开了。
那天我在阳光下站着，发了半天的抖。
让我谈谈，我就谈谈吧。现在条件确实比以前好多了。那个时候，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我就来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最高理想。我记得那年秋天，学校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你到×去。那是好地方，煤炭多，吃肉不定量，去了之后你就可以充分实现你的远大理想，可以边实践边学习嘛。”好像是谈话后的第三天吧，弟弟、妹妹、我母亲还有我当时的女友及邻居一行在火车站为我送行，汽笛一声长鸣，我真没想到就此离开上海，开始踏上另一条未知的人生道路……
我们那时候一帮子大概有几百人，有师范也有医学院的大学生。从上海到这儿，现在坐火车嘛二十几个小时，坐飞机嘛也就几个小时，那时候，我们一路走走停停的，将近一个月。先是坐火车到西安，那时候还没通火车。到了西安，我们住在小客栈里，八人一间房。在西安住了一个星期……第七天早晨，小客栈门前驶来几辆解放牌大卡车。我们就坐着大卡车上路了。大卡车像敞篷车一样的，车厢上面没有篷布，风沙、黄土不时扑打到脸上。高原十月下旬的气候已有寒意，加上汽车颠簸摇晃，坐在铺盖上时间久后臀部酸痛难忍……晚上十点左右到达号称甘肃省第二大城市平凉。十四小时的旅途劳顿，车上三十余人成了黄沙盖脸满身尘埃的土人。在平凉一住又是八天。八天后，开来五辆解放牌卡车，依旧是敞篷的待遇。
那时已是深秋，加上又是山路，我坐在车上呕吐不止。
你不知道，我到了目的地更是傻了。我没想到，满眼是荒秃的群山，低矮的土屋和窑洞，大人孩子都穿的是看不出颜色的衣服。那个凄怆。头天晚上，我被安排在一间小地窑。你不知道小地窑吧。小地窑就是盖在半山腰或者山脚边的房子，一面墙依着稍加平过的山体，再用石头砌三面墙。头一晚上，我听了一晚上的西北风的哨子，那可能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有力量的风声。要不是矿上当时搞接待的一个小伙子陪着我，我都害怕。在上海哪听到风发出这种吼叫声，真是吼叫声。一个有几千工人的煤矿竟然连个医院都没有，就有个小小的医务室，也是小地窑，白天要不开灯的话，里面都是黑洞洞的。也就有一些常见的治头痛脑热的药。一出现工伤，赶紧得往市里医院运，那时候，路也不行，像我这么个年轻壮小伙一路颠簸都受不了，那些病人等送到医院小伤也耽误成大伤，大伤，也就致了命。
我确实没想到，竟然有这么艰苦。
更别说，连把手术钳都没有。我记得特清楚，我做的第一次工伤手术，是一个井下工人被砸伤了腿。就在那间小小的医务室里做的，屋子小，光线不好，我们是戴着矿灯，打着手电把手术做完的。当时我给做手术的这个人现在还在，已经退休了。其实我这个张一刀这个外号，也就是那一次在全矿传开的。
从那次开始，矿上再出工伤，基本上就不用异地处置。后来又陆续分来一些大学和中专生，后来又盖起了一排砖房子，这才有了专门的手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