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价值论美学的沉思中，杨绛写对亲人的感激与理解，在感性与理性交融的散文小说诗思中，具有特别的美学意义。杨绛对青少年时代的家庭回忆和情感记忆，既是对亲人不断的追思，又是对人生悲喜剧的沉重感叹。无法想象的生活，无法避免的悲剧，无法挽回的自由，无法改变的历史如同一团乱麻，绞在杨绛的情感记忆中。生命是多么奇妙而又复杂啊！
在杨绛所写的散文小说诗思中，关于亲人的忆念是从父亲、姑妈和姐妹以及丈夫这几个视点展开的。不同的视点，决定了杨绛的不同情感态度。
她对父母，充满理解与尊敬；对姑妈，在误解中寄托深厚的同情；对姐妹和丈夫，充满欣赏与肯定。“人情练达即文章”，杨绛这些散文小说的诗思，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作家生活传记，其中，还有更为深邃的东西。从《将饮茶》、《干校六记》、《乌云和金边》中，我们已经深入地理解了杨绛散文小说诗思所具有幽默智慧、生存智慧。知识和年龄、思想与勇气培养了杨绛的达观和多谋善断，也较早地把杨绛从妇女的重轭下解放出来，这促使她有自由时间和自由工作，从而具备了自由人格。散文文体，使得知识者的生命审美价值的沉思，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不是虚构，而是真实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反思，生命的苦难，不是为了简单的记忆，而是为了进行最内在的思想与价值警醒。杨绛在分析自己的个性时，非常感激她父亲所给予的开明教育，所以，她对父亲唯有理解和尊敬，却没有责备和遗憾。
她用寥寥几句话，便勾勒出了父母的情感生活图影。“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她把父亲的幽默自由个性，贯穿到她的散文小说诗思之中，处处显得妙趣横生。父亲顽童时期、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幽默的“狡狯”，点缀在多变的叙述中，导致散文小说诗思流动而又生气勃勃。这是最亲切的生命价值论美学反思，在这种自由诗思中，什么是美，什么是欢乐，什么是自由，早就得到了丰富而具体形象的美学表达，充满着情感体验，但不是抽象的概念。
本来，散文小说诗思一般不必引经据典，但是，切近人物传记的散文小说诗思，杨绛不惜打破常规，为了增加其真实性，她引经据典，但引而不繁，点到为止，根本不影响散文小说诗思的冲淡气氛。她的散文小说诗思似乎慢慢道来，又似乎是走马灯式的快节奏：因为语调平和，构成的信息量大；因为短言短语，可以在不同年龄的读者那获得相应的共鸣。这也是散文小说诗思的快慢节奏的相对论，杨绛深通此理。她写自己的父亲，她不仅叙父亲的言行，又旁敲侧击，引证自己丈夫和朋友的对话，增添了一层神秘。在她的散文小说诗思中，她的父亲并未正面出场，实质上，是杨绛与自己的心灵对话，与自己的朋友对话，借此凸现父亲的精神肖像。她在叙述行程中，不时地穿插一些与父亲的对话片断，从而凸现典型的儿女眼中的父亲形象。对父母充满爱和尊敬的作家，自然不愿写父母的怪癖和隐私了，事实上，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事，因为父母对子女是绝对封闭的，所以，这个隐私世界被遮掩。有尊严与理性的父母，皆不会把隐私世界有意展示在孩子面前，甚至可能永远是秘密。杨绛对父亲的散文诗思叙述中，也尽量回避对父亲的隐私的描写，迥异于卡夫卡给父亲的信。正因为如此，杨绛特别突出父亲的人格，“我父亲又喜欢自称‘穷人’。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听来，总觉得穷人是对当时社会的反抗性自诩，仿佛是说，‘我是穷人，可是不羡慕你们富人’。”至少，回忆她的父亲母亲，杨绛是欢乐的，一往情深的。“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
这就是家庭的魅力，也是散文小说诗思的独特意境。这里，有对生命存在价值论美学的独有之思，亲情与友谊，这就是最高的生活价值，追求这种亲情与友情，就是最高的价值信守，背离这种价值信仰，就是对生命的背叛。
散文小说的诗思不必虚构，只需通过真实体验，借此表达作家对生命的真正理解，杨绛的叙述散文和小说诗思，达到了还原生活重建生活并反思存在的真实高度。她写父亲，不是给他写传，不是客观科学地评价他，不是对他进行歌颂，而是写出情感记忆中的父亲，儿女不会忘记的父亲和真正理解了的父亲。即使把微不足道的小事夸大，这都是情理之中的事，这就是杨绛散文小说诗思的智慧，这就是杨绛的生命观念。她的姑妈杨荫榆，是很有争议的人物。在几篇散文的诗思中，鲁迅曾毫不留情地抨击过杨荫榆，说她对学生阴鸷而冷酷，但是，在杨绛的充满理解的散文小说诗思叙述中，却寄托了对姑妈的深厚同情。误解与同情的复杂心情，在杨绛的散文小说诗思中，得到了出色的表达，她把杨荫榆的悲剧，放到了更为复杂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表达，具有陌生化的震撼力。杨绛的生花妙笔是奇特的，她的叙事基点是：“我不喜欢姑妈，姑妈也不喜欢我”；这种叙事基点，易于与读者的视野重合，这种不喜欢又植根于“误解”中，而在“理解”之后，便对姑妈的悲剧产生同情。她在叙事中，揭开了姑妈的不为人知的遭遇：婚姻不幸，留学的艰难，女性的牺牲，保守的悲剧。
她渐渐宕开笔，写姑妈的婚姻屈辱和矢志求学，突出其叛逆精神。由叛逆而保守，根源于杨荫榆的深刻的封建意识，她对晚辈的爱都是变形的，更何况她对青年沉重的压制。这样，杨荫榆的生命悲剧，就不仅是人格的悲剧，而且是文化的悲剧，它造成了姑妈的悲剧个性和变态心理，显然，这种理解，真正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悲剧和妇女的屈辱命运。于是，杨绛的理解，就不再从反面入手，而是从正面入手，为姑妈重新画像。由写杨荫榆连带写她所有的姑妈，在对比中，写出姑妈青年时代的美丽。写人带出“一家人”，“一家人”眼中的姑妈，我眼中的“一家人”，杨绛的笔显得开阔而又富裕。“三姑母是独身女人，生活中又要充当男人的角色，而身份又是女人，这样奇怪的矛盾，特别是她那喜欢责人，又容易上当，容易被人利用的性格，还是出于女性的弱。孩子们也不喜欢她，她是被遗忘的人”。在亲人中不被理解和被歧视咒骂，杨荫榆的悲剧是沉重的。唯有杨绛，出于女人和亲人的双重理解，才会把杨荫榆的悲剧写得这般震撼人心。我们只要不被杨绛的幽默外表所迷惑，她那深度的悲凉体验还是可想而知。这就是散文的力量，只有亲切而美丽的情感记忆，只有对真实与感情的坚守，在这种心灵的自由证明中，生命存在的价值论美学，通过亲切和友情，释放出自由美丽的光辉。
杨绛叙写亲人的散文小说带有特有的轻松活泼，特有的幽默，其中也不乏自得的苦涩。她的文字初读要笑，细读就会哭。如果只从她的散文小说诗思中读出“笑”，那是没有登堂入室的表现；只有从“笑”中读出“哭”，才契入杨绛的心灵深处。她的文笔，喜欢用短句子，像讲故事似的又穿插一些轻松的评论和独白，她回忆父亲的散文小说和诗思叙述，不是一本正经地，而穿插趣闻逸事、生活琐状、对话情态，把父亲写活，这其中凝聚着家庭的生活智慧与和乐风范。杨绛最善于利用方言构成的智慧和方言所蕴藏的特殊文化内涵以及方言的喜剧效果达成散文小说诗思的魅力。我想，杨绛回忆亲人的时候，心中一定充满着甜蜜的激情、充满喜乐的光辉。从散文中，更容易理解生命存在的价值论信仰，它使理论变得如此富有人情味，它使价值信仰变得如此与生活相亲近。
宗璞与杨绛的性格气质不同，因此，宗璞对亲人的怀念，在散文小说诗思中，具有独特的韵致。任何作家的散文小说诗思，总是愿意从亲人身畔穿过，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虽然没有杨绛的古朴感，也许由于她受到父亲深厚的哲学熏陶，所以，她关于亲人的散文小说诗思，相对显得比较拘谨理性而深邃。她关于父亲、母亲、弟弟的散文诗思叙述，缺乏杨绛的开阔、风趣和变化，但是，宗璞的散文诗思个性，却并未因此而消失。宗璞怀念亲人的散文小说诗思，不是以家庭为中心展开，她喜欢不枝蔓，不拖沓，紧凑而又单纯的写法。写人就专写人，简洁而又明晰，她所传达的氛围和环境，相对说来，显得单纯明快一些。宗璞的个性里，严肃认真的成分占据主导，她更多的是让生命哲学的理性主导自己个体的诗情记忆，她通过个体生命记忆，力图证明生命存在的神圣价值。在散文中，作家一直都在诠释最基本的道理，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承载着自己的责任，在价值颠覆的时代，如何坚守生命存在的良知，为了民族国家，他们坚守着责任与勇气，保持个体生命的良知。所以，她就难得有杨绛的幽默和乐观情调。她长久地受哲学家庭的影响和熏陶，其散文小说诗思，自然就富有沉思性。她的《哭小弟》，理性色彩浓重，把小弟之死与知识分子的命运联系起来，成为宗璞这篇散文小说诗思的核心主题。“我哭小弟。我要哭那些没有见诸报章的过早离去的我的同辈人。
我哭我们这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从中，你可以看到：宗璞散文小说诗思的悲剧意识，是外露的、庄严的。《恨书》中写出知识分子特有的悲剧情结，“但我毕竟神经正常，不能真把书全请出门，只好仍时时恨恨，凑合着过日子”。这不只是恨书，而是悲叹百无一用的书生命运。她曾借父亲之口写出她母亲、祖母和自己三代人的命运，无疑，这是对亲人的深情怀念。从这种理性的叙述中，她透露出，人的成功需要多少人的牺牲和关怀。从她对弟弟和母亲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充满强烈的理性反思精神，正是在这种理性反思中，她不断确证，生命存在的良知价值与自由信仰价值，这种理性反思精神，甚至与日常生活的情感记忆材料不相调和。宗璞急于表达内心的信念和对真理的理解，所以，她的怀人记事散文和小说诗思并不丰厚细腻，但是，她的情感总是由个人扩展到人类。
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的长处是杨绛的短处，而杨绛的长处又是宗璞的短处，正是在这复杂的比较观照中，她们的独特的散文品格以及对生命存在价值的个人性理解更值得重视，生命因为这种自由而丰富的情感性体验显示出特别的意义。通过杨绛的散文小说诗思，我们认识了一种历史，一段文化，个人的生命悲喜剧；通过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我们认识到知识分子的奇特命运和社会理想。杨绛幽默、乐观，充满文学智慧，富有同情心；宗璞清丽、凝重、庄严，关心知识分子的命运，充满哲学智慧。一是文学智慧，一是哲学智慧，都是人生智慧的不同闪光，这也是她们家庭文化的投影。无论如何，在这些散文小说诗思表述中，突出地表达了她们的生活信念和价值取向，体现了她们对自我价值观念的肯定和对亲人的情感信任。这种乐观自责情调，正是知识分子生存的勇气所在，因为她们相信真、善、美，相信正义，而且相信真理必将战胜谬误，美必将战胜丑，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正因为具有这种坚定的信念，她们才勇敢地探索与写作。
5．3．2以学术为生命与独善其身的坚贞信念
在杨绛与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中，那种特有的文化精神，增添了散文小说诗思的深刻意蕴，这种精神意蕴，与她们的沉思遐想的文化品格相关。她们肯定文化创造与精神探索的独立价值，展示出：生命存在的悲剧性与喜剧性，不只是贯穿在个人的历史命运之中，而且，也贯穿在民族的文化历史命运之中。这种精神，突出地体现在钱钟书和冯友兰的文化探索和哲学探索之中。杨绛与宗璞以特殊身份，通过散文小说诗思的方式，传达了其中的深层内涵。可以说，杨绛叙述丈夫的散文小说和宗璞记叙和怀念父亲的散文小说，以不可替代的文学视角，不自觉地写成了独特的“钱钟书论”和“冯友兰论”，雕塑了钱钟书和冯友兰的文化肖像。杨绛笔下的钱钟书形象，为我们透视钱钟书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视角。宗璞笔下的冯友兰形象，则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思想家的重要视角。可以说，她们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命记忆，分别写出了钱钟书和冯友兰的心理世界，亦歌亦哭地表现出儒家人格和儒家性情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根本和精神之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