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产发展，规模扩大，一些专业户单靠家庭经营已不能适应，于是产生了各种形式的联合经营，成为新的经济联合体。在这些新经济联合体中，有的是专业户与专业户联合，在某些经营规模比较大、生产技术要求比较高的项目中，他们采取以一个有丰富经验和管理才能的专业户为主、其他专业户配合的联营方法；有的是专业户与国营工厂或国有、集体农牧渔场合作，通过签订合同，由专业户承担某些生产项目或生产任务；有的则是一些掌握农技、农机、水利技能的农民技术员联合，经过批准，成立植保、农机、良种、育秧、水利灌溉等农业技术服务公司或服务站，为农户开展产前产后服务。联合体的组成，基本按照“参加自愿、退出自由、合意者来、不合意者去”的原则。
在生产经营上，根据共同商定的意见办事；在分配上，按投资比例、劳动效益分成。联合体内部大多有明确的协约关系和民主管理制度，财务公开，核算简便，大家放心。有的联合体还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和公用设备。联合体的管理人员由大家公推，选善于经营、有技术专长、办事公道、有威信的人担任。
实践表明，这些经济联合体是新形势下的合作社、互助组，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专业户和新经济联合体是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带路人和主力军。不少地方在专业户和经济联合体的带动下，整村、整乡的农户基本从事同样的专业生产，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专业村、专业乡，如养蜂村、养鸭村、花卉村、绣花村等等，一村一品，特色鲜明。奉化县东岙乡三十六湾村，是全省着名的“花卉村”，全村拥有花木基地300亩、名贵花木300种。1984年，全村花木生产收入达364.5万元，占全村总收入的98.8%；农民人均净收入也由1978年的232元，猛增到10459元。专业户、专业村和经济联合体的大批出现，既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农村共同致富摸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专业户是农村改革中涌现的新鲜事物，除少数一部分属于种粮大户外，多数从事的是粮食生产之外的多种经营。他们通过辛勤劳动，在农村中率先致富。这既使人羡慕，也引起议论，特别是一些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人，认为他们“不务正业”，甚至认为他们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有问题。省委、省政府对专业户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各种生产经营形式，一开始就以满腔热情的态度，给予了积极支持。1983年1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要大造舆论，宣传专业户和新经济联合体这些新生事物的性质和意义，端正人们的思想认识，解除专业户的疑虑，让他们放手大胆地发展多种专业化商品生产。
会上，省委宣布了保护专业户和经济联合体权益的“六个不准”：不准干部利用职权侵占他们的财物，不准平调和乱摊派，不准强行安排人员，不准乱加干涉其内部管理和分配，不准破坏其生产，不准阻挠其销售。会议还决定进一步放宽经济政策，要求各级领导积极引导和扶植专业户、联合体健康成长。
会后，许多市、县领导与专业户建立了联系点，定期走访，及时倾听他们的呼声，为他们排忧解难，落实各项优惠政策，从精神到物质给予各种支持和鼓励。1984年6月，浙江省农业厅专门召开了全省农业专业户座谈会，与会的55名专业户代表中，有粮食专业户13名，畜禽专业户20名，经济特产专业户22名。省政府领导到会讲话，并听取了专业户关于发展生产的意见。会上，大家交流了发展商品生产、勤劳致富的经验体会，并审议通过了筹备成立粮食、畜牧、经济特产专业户协会的章程（讨论稿）。1985年3月20日，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省保护专业户合法权益的暂行规定》。1985年下半年，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和省粮食局等8个单位，又联合发起评选千名优秀种粮专业户活动，经过自下而上推荐，全省80个县（市、区）共评选出975名优秀种粮专业户。这批种粮专业户，平均每户承包耕地34.64亩，产粮1.35万公斤，售粮0.92万公斤，粮食商品率达68.2%。由于各级领导重视，扶持措施有力，加速了专业户和新经济联合体的发展。到1985年底，全省各类专业户已发展到20.91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3%，高出全国平均数（1.7%）0.6个百分点；各种新经济联合体发展到4.13万个，容纳的劳动力有27.48万人，全年总收入达11.46亿元，平均每个从业人员创收3386元，比全省农村劳动力人均创收2383元高出42.1%；从业人员人均上交国家税金1543元，为全省农民人均交税额的12.4倍；从业人员人均收入1146元，比全省农村劳动力人均收入548元高出109.1%。
围绕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也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服务的内容，产前有种苗、信息等服务，产中有耕作、植保、灌溉等服务，产后有加工、运输、购销等服务，为农户提供了方便。1979年，丽水县碧湖区创办了全省第一个植保公司，而后植保服务蓬勃发展。随着农村经济的领域越来越宽广，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形式也越来越多种多样。有专业生产者协会，有生产、加工、销售相结合的产销服务公司，还有专业性的合作服务组织，如运输合作社、冷藏联合体、信息服务社等等。这些社会化服务组织，既有乡镇政府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办的，也有农民自己办或联合办的。
在商品生产发展较快的台州地区，随着水果、水产生产及其加工业的迅速发展，农民自办、联办的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大量涌现。1985年，全地区专为果农提供种苗的专业户就有3500多户，年培育柑橘、枇杷、杨梅等水果苗木4495万多株；专业户们还建立起柑橘、文旦、家禽、对虾、长毛兔等各种专业协会183个，拥有会员11800人；全地区还拥有农民科技示范户1500多户。
各专业协会和科技示范户经常在一起进行科学实验，开展经验交流和技术咨询服务。为服务渔业生产，台州农民还集资1800多万元，办起89座冷库，为渔民提供制冰、冷藏、保鲜服务，冷藏能力达到9003吨，相当于全区国营冷库水产冷藏能力的2.7倍。全区由农民个体经营或合股经营的货（客）车、拖拉机、三轮卡等机动车辆有22806辆，机动运输船有7020艘，全年承运的货运量相当于全地区社会货运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些社会化服务组织，对解决农民在商品生产中遇到的“买难”、“卖难”、“运输难”、“保鲜难”等困难，起到了显着的作用。从1983年起，全省各地普遍建立起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服务站（组），向广大农户和合作经济组织专门提供经营管理方面的指导、咨询、联络、信息等服务，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大量涌现和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农村商品生产的组织程度。在推动了农村专业户应运而生的同时，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大批家庭工商户的崛起和发展。在人多地少的温州，富有务工经商传统的温州农民在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后，大批劳动力迅速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一些地方整村整庄地办起了家庭工业和联户企业。温州市委、市政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因势利导，首先恢复和开放农副产品市场。于是，瓦市、虞市里等一批农副产品市场先后恢复起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随后，市委、市政府又开放了11个粮油市场，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粮油征购任务后，出售多余的粮油产品；允许个体工商户和推销专业户在国家计划的指导和工商部门的管理下从事长途运销。
1982年，为解决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场地问题，温州市又开放了市区的铁井栏工业品市场，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省开放的第一个工业品市场，也是全国最先开放的工业品市场之一。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鼓舞下，温州地区集贸市场遍地开花，各类专业市场纷纷崛起。地处瓯江北侧、水上交通便利的永嘉县桥头镇，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一批经营纽扣、表带、手套、发夹、塑料花等产品的小店小摊，其中尤以纽扣经营最有特色。为形成规模效益，1983年，永嘉县政府批准建立桥头镇纽扣市场，同时加强了市场的设施建设和管理，大大推动了纽扣市场的健康发展。创办初期，桥头纽扣市场的货源完全依赖外地企业，由供销员把全国各地的纽扣采购回来，再通过桥头市场销售到全国各地，这使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为解决货源，县政府发挥桥头人善于经商办厂的优势，制定了“以商促工、工贸结合、实现产供销一条龙”的兴市方针，把发展生产基地作为发展纽扣市场的战略措施，并落实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于是，生产纽扣、拉链、表带等小商品的厂家应运而生，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民自办的家庭工厂，桥头自产的纽扣很快占到市场销售总量的40%。这些工业品生产基地紧跟市场形势，花样及时翻新，千方百计生产为群众欢迎的纽扣，改变了纽扣市场过去依靠对外采购、“人家有啥我卖啥”的被动局面；同时因为前店后厂，产销一体，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市场竞争力。由于桥头纽扣市场的纽扣花色品种繁多，物美价廉，一时名声大噪，导致全国客商云集，这又带动了当地旅馆业、餐饮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到1984年，桥头纽扣市场的年产值已近2000万元，日均成交额高达16万元；全年销售的纽扣共计50多亿粒，相当于全国人民平均每人5粒。
1985年，为进一步拓展业务，桥头纽扣市场有的摊主开始到外地承包柜台，扩大销售。桥头镇市场管理部门发现这一趋势后，不失时机地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桥头镇的企业和专业户以桥头纽扣市场为依托，到外省承包柜台，积极开辟与本地有形市场相连接的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分市场。于是桥头纽扣市场的分市场迅速扩展到杭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又从这些大中城市发展到全国的县城集镇，“小纽扣”形成了真正的“大市场”。
在永嘉县桥头镇崛起纽扣市场的同时，苍南县宜山区则涌现出再生腈纶的纺织热潮。1979年，宜山区有两位农民首先攻克了腈纶布边角料开花的难关，接着70多岁的孙阿荣老太太改进了土纺机，纺出了再生腈纶线；于是人们争相仿效，又用再生腈纶线织出了再生腈纶衫裤。腈纶布边角料本是一种工业废料，废物利用，成本低廉，给农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从而在全区迅速形成了再生腈纶纺织基地，孙阿荣老太太也被当地人民誉为“再世黄道婆”。当地的农民供销员从全国各地采购来腈纶布边角料，通过市场销售给农户，由他们加工成再生腈纶纺织品，再通过市场销售到全国各地。
1981年，宜山区的再生腈纶纺织机发展到2万余台，有85%的农户从事这一生产。他们的产品上市出售，在当地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再生腈纶纺织品市场，一时也闻名全省和全国。
在永嘉桥头镇兴起纽扣交易热和苍南宜山区兴起再生腈纶纺织品交易热的同时，在苍南县钱库镇则兴起了南北货交易热。到1984年，苍南钱库镇南北货市场基本形成，在一平方公里的钱库镇上，有各种南北货商店727家，从业人员2388人，南北货销售额达到3500万元。这一时期，除了上述几个市场外，温州地区还有苍南县金乡镇的标牌徽章市场、平阳县水头镇的兔毛市场、瑞安县仙降镇的塑料人造革鞋市场、瓯海县辽东村的米市场、瑞安县城关镇的服装小百货市场、乐清县白象镇的建筑材料市场和柳市镇的五金低压电器市场也纷纷崛起，从而形成了闻名遐迩的温州“十大专业市场”，而支撑这十大专业市场背后的则是千家万户的家庭工业和个体商业户。
随着乡镇集体企业和多种非公经济的崛起，各地区域经济模式快速形成。为发挥集体作战的力量，一些地方形成了“母鸡孵小鸡”型的企业群、企业链。它一般以一二个骨干企业为中心，以某个产品为龙头，把一些零部件的生产或生产过程中的某一工序，扩散给周围的小工厂或家庭工场，实行分散加工、集中装配、统一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