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受传统经济制度和文化的影响，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经济体制改革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激进式改革，又称休克疗法，从宪法秩序开始，进行突变式的经济制度改革，东欧和苏联的私有化改革即属此列。这样的改革没有考虑历史、文化、经济的具体情况，违背路径依赖的常识。另一种是我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它暗合了路径依赖原理，避免了经济社会动荡和大的起伏，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新旧制度摩擦、社会利益冲突等，甚至使制度运行长期锁定在低效状态之中。我国的信用制度建设在渐进转轨的过程中展开，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些特征。从路径依赖上讲，我国的信用制度存在着两重路径依赖，一个是对于传统信用文化或者非正式信用制度的依赖，一种是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依赖，因而注定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三，经济主体信用意识淡薄，信用制度缺乏微观基础。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信用观念带有明显的人伦色彩，而现代信用制度所需的契约信用思想和法律信用思想则相对欠缺。加之我国长时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主体对计划体制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其非市场行为惯性较为严重，信用意识严重缺乏。因此现存的信用机制主要是依靠强大的外力来维持，而不像发达国家那样，信用已成为个人和企业的立身之本。
第四，信用制度建设起步晚，尚处于探索阶段。在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滞后，市场博弈和市场交易没有充分展开，不可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理念。因此，我国的信用制度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开始重建。由于信用制度建设起步晚，经验不足，并且在新旧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信用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相当多的障碍。当前关于中国信用制度建立的目标、模式以及具体路径等问题尚缺乏深入的认识。
三、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中国信用制度变迁的目标及模式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市场逐步成为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人们的信用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经济水平迅速提高，信用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逐渐加强，信用交易额猛增，由此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在经济转轨阶段，新的、以契约化交易为基础，以健全、高效的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为依托、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信用制度远未建立起来；而原先植根于人格化交易的信用维持体系则因市场的扩大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的破坏而已然解体。旧的已破，新的未立，于是这一阶段，信用体系出现了转型真空，出现社会信用严重缺失问题。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信用危机”一词经常见诸报刊，“信用风险”正日益为人们所普遍关注。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良好的信用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命脉。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何摆脱信用关系危机的困扰，重新构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规范化的信用秩序，是亟待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信用本质上是一种契约信用，必须以契约为轴心来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关系，才能建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规范化的信用秩序。
（一）人伦信用与契约信用：两种不同的信用制度
人伦信用是传统社会信用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传统社会，信用主要表现为一种人伦信用。人们在进行经济社会往来时，主要依靠双方之间的道德信任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依靠无字无据的“君子协定”来使双方自觉地履行经济义务或其他义务。人伦信用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在自然经济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血缘和亲情关系为纽带的。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成为社会的基本关系。个体的基本社会角色是家族成员，而不是社会公民。不仅如此，血缘还是人际关系的基本类型，是一切关系的基础。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范式是所谓的“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五伦。五伦中，父子、兄弟是天伦，君臣、朋友是人伦，夫妻则介于人伦和天伦之间。五伦的基本原则是人伦本于天伦而立，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延伸，朋友关系是兄弟关系的延伸，夫妻则概括一切男女关系。同时在直系的血缘之外有许多准血缘关系，上下比父子，朋友比兄弟，于是一切伦理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扩充。血缘本位导致了人们对情感的重视。血缘机制的核心便是“情”。在人际交往中，人们以人情为调节机制，通过“修己正心”、“以心换心”、“将心比心”“投之木瓜，报之桃李”的人际互动交往来维护相互之间的信用关系。同时在自然经济社会，人们的生活自给自足，社会流动性很小，人们从小到大乃至去世都在一块，“低头不见抬头见”，在这种“熟人社会”里，极易建立和保持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由于约束机制较为软弱，人伦信用关系很难在较广的范围内实际发生作用，多是限于熟悉的人之间，是一种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基础上的特殊主义信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主要表现为一种契约信用。市场经济使人们从“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的世界”，由于交易范围的扩大，人们相互不知底细，商品交换的信用只能依靠契约来维护。在“契约社会”，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都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人们不再是束缚在“家族”内听任“家长”的支配，而是处于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中，受契约调整，这种新的社会秩序不是在血缘关系中确立的，而是由每一个人根据契约而形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成为社会关系产生的基础、连结的纽带、根本的内容和实现的方式。契约是市场交换关系的法律形式，契约信用关系的建立和正常运行，依靠强有力并且公正的法律。
市场经济的最初形态是商品经济。商品交换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劳动产品交换，其基本原则为等价交换，交换双方都以信用作为守约条件，构成互相信任的经济关系。假如有一方不守信用，等价交换关系就会遭到破坏。
随着交换关系的复杂化，日益扩展的市场关系便逐步构建起彼此相互联系、互为制约的信用关系链条，维系着错综繁杂的市场交换关系和正常有序的市场秩序。可见，从最初的交换到扩大了的市场关系，都是以信用为基本准则的。在现代市场社会中，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的高度发达，信用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商品活动在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往往也隐藏着巨大的市场风险。风险直接来自于商品交换双方的给付行为与对待给付行为之间的时间差，它使得所期待的对待给付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信用的作用就在于使将来的对待给付行为变得更加可以预期、更为确定，从而避免或减少市场风险。信用越高，风险越小；反之，信用越低，风险越大。因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命脉。市场经济秩序和文化氛围的核心是市场主体人格要守信，如果人们相互交往不讲信义，不履行诺言，相互欺骗，那么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就无法进行，市场经济机制也就不能顺利建成。市场经济越发达就越要求诚实守信，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规定，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和标志。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也是一种契约经济。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制度特征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是社会关系产生的基础、连结的纽带、根本的内容和实现的方式。市场经济的具体运作，主要依靠市场主体之间经过协商所订立的契约。尽管不能把市场中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归结为契约关系，但是，契约关系却最集中、最准确地表现了市场经济关系的特性。契约是商品交换的产物和形式。商品交换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是人们互通有无的必需。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每个人都不能自给自足，都只能以自己的劳动产品与他人的劳动产品相交换从而获得生活资料，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互为前提，一个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他人的生存发展。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使得作为等价物的所有者的人们在交换中证明是价值相等的人，是地位平等的人，进而使得平等、自由、等价交换成为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这些要求在法律上的集中表现就是契约。因而，一个商品经济社会必然是契约社会。
契约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合理关系，主体社会地位的平等、权利义务的对等是契约存在的必要的社会基础。在契约社会，人们不像“身份社会”那样依靠出身继承而不作任何努力却可以获得种种特权，而主要依靠的是每个当事人自身的努力，通过自由竞争，自己设定权利、自行履行义务、自己承担责任，契约因而成为人们创设权利和义务的种种手段中最合理的手段，它能激发和维持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契约的基础是主体平等、权利义务对等、等价有偿，契约就是法律赋予人们的争取实现权利义务平等的最主要的手段。契约社会是一个平等社会，它反对特权，反对专制。契约的根本内容是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在契约中，每个人都可以依法自由主张自己的意志、扞卫自己的自由意志。在契约社会，人人都通过自由订约去设定自己的权利义务，去谋求自己的发展，去主宰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所有的职位都是变动的，都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这种变动不居升降不定的社会身份给所有人以压力和动力。总之，在契约社会，社会关系不断变革，一切固定的身份、一切固定的关系、一切古老的观念都不复存在。诚如英国着名法学家梅因在其名着《古代法》中所指出的那样：“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由于市场经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因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信用本质上是一种契约信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联结生产与消费、供给和需求的中间环节，是商品经过“惊险的跳跃”实现自身价值的场所，经济活动的各种关系，如供求关系、买卖关系、竞争关系等都隐含着双方的某种“契约”。市场主体不是随意进入市场的，进入市场、在市场内活动必须意味着他对市场基本规范的认可与遵守，也就是说每一个市场主体对他人，对市场有最起码、最基本的信任。如果市场上到处都充斥着坑蒙拐骗、伪劣假冒、虚假信息、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侵权盗版等非道德行为，人们也就不敢进入市场，这样的市场也难以发挥真正的市场作用。因此，健康的市场对市场主体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一旦进入市场就应当遵守这些“契约”，市场信用关系主要是靠契约来维系。契约作为一种根本的交往规范，一种基于合意产生的关系，它能够确保社会在所有方向（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等）按一定的规范行事，是降低社会中的交易成本的重要途径。凡远期的带有未来交易性质的交换就需要约定与承诺，即以清晰明辨的形式来表明将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以保证交易双方在最小的不确定条件下获得既定的收益。换句话说，契约就是一种在未来某一时刻可以交换的信用证。从一定意义上讲，人们对市场活动中契约的认可与遵守状况直接反映着市场经济的成熟与完备的程度。
由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是与市场交易从人格化的交易向非人格化的交易转化相一致的。在历史上，产权、契约关系与信用制度是一个并行自然演进的过程。在排他性的共有产权解体以后，私人产权是与国有产权同步确立的。但是当国有产权成为统治者的主要经济基础时，统治者就没有很强的激励对私人产权和私人间的契约提供有效保护。由于缺乏一个强制履行契约的政府，私人间的交易就只能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以内。个人是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买与卖同时发生，由于缺乏第三者监督和执行契约，契约多是依赖当事人的自律和互律来维系。诺思称这种交易形式为人格化交易，与人格化交易所对应的契约是非正式契约。人格化交易中双方之间的交易是重复的，伦理成为支撑交换过程的主要规范，我们称这时发生的信用规则为“人伦信用”。伦理与道德、传统与习俗以及同质的意识形态等一同成为非正式契约得以履行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