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5年，金灭辽之后开始大举伐宋。次年，即靖康元年，金兵两次伐宋，开封城陷，史称“靖康之难”。1127年，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在逃亡中即位，是谓宋高宗。1132年，宋高宗定都杭州，改杭州为临安，南宋王朝由此定局。“靖康之难”期间，大批的中原北方人士南迁，其中以当时的“江南路”最为集中。在文化方面，大批的文人学士也随宋王朝南迁而纷纷南下，从而促使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这对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发展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如北宋理学家的南迁，就促进了南宋的理学发展，同时也对江南学派（如浙东学派）的生成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时，南迁的北方文学家如李清照、辛弃疾等，画家如李唐等，都在“两浙”区域的江南之地居住、生活，对促进南北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对促进江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南宋定都杭州，这对“两浙”区域的发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学家对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都作过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比较一致地认为南宋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和转折的重要时期，对后世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一些国外的学者甚至认为“近代的中国文化，其实皆脱胎于南宋文化”。
历史学家指出：“南宋为后世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南宋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宝贵财富”，“南宋不仅确立了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而且对传承中华文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南宋文学、艺术的许多方面都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元明以来的《古今小说》、《三言二拍》等短篇白话小说，明清时期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长篇章回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继承和发展了南宋盛行的话本小说而来。南宋闽浙沿海出现的南戏则是戏曲史上的一朵奇葩，它与后来的金院本相结合，成为元杂剧的前身，为我国戏剧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
历史学家严谨的考证及其所得出的极有说服力的结论，省去了我们从历史典籍中寻找证据的时间。然而，所有的历史证据在昭示一种历史必然的同时，也深藏着一种内在的历史精神。它在向人们询问：为什么一个偏安一隅的王朝，会对后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是复杂的，但其实也是简单的。这需要从精神文化的角度来寻找历史发展的精神轨迹，因为文化的力量是永恒的，它保存了历史秘密的基因，蕴含着历史演变的内在规律。或许，我们无法像历史学家那样，以专业的水准，准确无误地从历史典籍当中，找到许许多多的可以证明当时社会繁华的证据，但是，从文化审美的角度来审视历史遗留下来的精神产品，我们则可以从中探寻到南宋偏安一隅的繁华背后许多必然与偶然的因素，找到江南文化诗性审美品格在这种繁华当中的演变轨迹。
历史上的南宋是繁华的，“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繁华的代价是失去中原，失去故土，失去文化中心及其所带来的心理失落。虽然江南的美景一时可以使人忘却眼前的悲伤，但终究抹不去心理上那无可抵挡的哀愁和忧伤。这种繁华与其说是辉煌的，毋宁说是心酸的，甚至是异化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进程中，南宋的繁华却无法与汉唐相比，反倒是延续了中、晚唐以来那种开始走下坡路的态势。尽管在南宋时期的历史进程中也出现过中兴，出现过特定历史阶段的繁华，甚至从某些量化的指标上来衡量的话，也曾创造过许多领域的领先记录（有历史学家曾如数家珍地列举了南宋偏安一隅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理学的形成，教育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手工业、纺织业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达，航海技术的提高，对外贸易的繁忙，等等），但所有这一切，都依旧不能掩盖整个中国历史与文化走下坡路的颓势。
一些历史学家曾感叹，如果按照南宋的发展势头继续下去的话，整个中国将会怎样怎样……其实，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假设的历史就不是历史。应该明白，这是整个农耕文明在自身封闭式发展当中所必然遭遇的结果。除非是像汉唐那样（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对外开放，吸收异域的先进文明，对自身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否则，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这种颓势。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不也出现过所谓的“康乾盛世”吗？其实那只不过是整个封建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而已，因为即便是按照“康乾盛世”的路子，中国也无法走向现代化，无法自发和自觉地走向现代的工业文明。因此，站在历史的维度来审视南宋的繁华，审视在繁华当中得以定型和进一步发展的江南文化及其诗性审美品格，或许可以真正地聆听到历史的诉说，感受到先人在历史下坡态势中的心灵律动。
如果说从中唐开始，整个精神文化领域就开始染上了一层“薄薄的孤冷、伤感和忧郁”的情绪色彩，那么，南宋的繁华不是消退了这种色彩（即便是表面上的欢乐掩盖了这种色彩，但其“内骨子”依旧是“孤冷的”、“伤感的”和“忧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倒是在不断地加重这种色彩。审视历史走下坡路的颓势，审视精神文化方面所出现的“孤冷”、“伤感”和“忧郁”现象，可以从文学（艺术）和学术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从中也可以探寻出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诗性品格逐步定型的内在根源。
文学史家在论述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总体关联时，这样描绘宋朝的社会特点：“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赵宋王朝倒更像月亮，‘月有阴晴圆缺’，北方的辽、夏和后来的金、蒙古始终像是笼罩着它的阴影，而从澶渊分界到靖康之变，它总是仿佛初七初八的月亮缺了一半，从来就没有像初日一样普照过整个中国大地。在中国历代统一的王朝中，论对外关系的软弱，可以说无过于宋。”的确，宋王朝是继鼎盛的唐王朝之后的一个相对统一的王朝，看起来是一场历史的中兴，但是，自它诞生那日起，历史似乎就注定了它那不完整的命运。这种“阴晴圆缺”的状况反映在精神文化界，投射在人们的心底，就是审美领域的纤细、复杂、忧郁和哀愁。“郁郁乎文哉！”
在工致精细的描摹上，刻意地追求诗意的境界——精致、典雅，传达出了较为确定的诗趣、情调、思绪和内心的感受，但与盛唐相比，宋代文学与浑然一体、大气豪放、意蕴丰厚的唐代文学相比，总是缺少一股真正能够撼动人心的艺术震撼力，一种充满着现世人文关怀的真情实感。不过，由盛唐的“浑厚”、“大气”、“开阔”朝南北宋的“柔美”、“纤细”、“精致”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更能对应人们心中那根纤弱的神经，那颗敏感的心，诗性的意味也更为细腻、唯美。从文体的演变上来看，最为明显的就是“宋词”对“唐诗”的替代：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浣溪沙》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声声慢》
绿树听鹈……，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
词的纤细、哀婉、苍凉，更能对应人们心中的愁情、愁绪。从诗的浑厚到词的纤细，这种审美趣味的变化，背后内含着作为主体存在的人，对客观外界变动所作出的深切感悟之情。如果说北宋的词还一度被人指责为有些“醉生梦死的颓废”，有些“乌烟瘴气”，那么，南宋的词则是开始真正地透露出人生的哀愁感了，虽然是淡淡的、隐隐约约的，可是，其婉约之风所流露出来的则是对人生无奈的非自觉的怀疑和厌倦。
这是脆弱的生命对外部世界一切显现和隐现的动荡、无常所作的细致入微的体察。不管是过于敏感，还是过于伤感，也不管是不是有诸如辛弃疾一类的豪放的词，但其中仍旧掩饰不住那种只有词才具有的特定的纤细、婉约和淡淡的人生哀愁之情。这显然也不只是辛弃疾在词中所说的那种“少年不识愁滋味”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揉造作，而是基于对整个社会开始日趋走下坡路的一种心理无意识的隐忧，是对整个人生、生命，对整个生活的根本目的的一种怀疑，尽管一开始还不是那么的自觉，那么的清晰。“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南宋繁华的背后，深藏着一种人生的空漠之感，一种对生命、对人生、对整个宇宙世界无所希冀，也无所奢望的心理彻悟。因为只有这种彻悟，才能使人的诗性本体得以完全的发掘，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唯美之极致。
丹纳在谈论中世纪文化和歌德式建筑的关系时曾这样描述道：“不难想象一个如此持久如此残酷的局面会养成怎样的心境。先是灰心丧气，悲观厌世，抑郁到了极点……走进教堂的人心里都很凄惨，到这儿来求的也无非是痛苦的思想。他们想着灾深难重，被火坑包围着生活，想着地狱里无边无际，无休无歇的刑罚，想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想着殉道的圣徒被毒刑折磨。他们受过这些宗教教育，心中存着个人的恐惧，受不了白日的明朗与美丽的风光；他们不让明亮与健康的日光射进屋子。教堂内部罩着一片冰冷淡淡的阴影，只有从彩色玻璃中透入的光线变做血红的颜色，变做紫石英与黄玉的华彩，成为一团珠光宝气的神秘的火焰，奇异的照明，好像开向天国窗户。如此纤巧与过敏的想象力绝对不会满足于普通的形式。先是对形式本身不感兴趣；一定要形式成为一种象征，暗示庄严神秘的东西。”丹纳力求从整个社会文化对人的审美心理产生重大影响的角度，来论述文化与建筑艺术之间的关系，这给我们审视南宋繁华背后的审美心理的变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即在一种审美意识变化的背后，都应该思考与此相关的社会文化演变的支撑作用。宋之后——特别是南宋及其之后——的审美意识的变化，越来越朝“纤细”和“唯美”的方向发展，实际上这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有密切的关联。李泽厚在论述宋元山水意境特点时就指出：
审美兴味和美的理想由具体人事、仕女牛马转到自然对象、山水花鸟，当然不是一件偶然事情。它是历史行径、社会变异的间接而曲折的反映。与中唐到北宋进入后期封建制度的社会变异相适应，地主士大夫的心理状况和审美趣味也在变异。经过中晚唐的沉溺声色繁华之后，士大夫们一方面仍然延续着这种沉溺（如花间、北宋词所反映），同时又日益陶醉在另一个美的世界之中，这就是自然风景山水花鸟世界。自然对象特别是山水风景，作为这批人数众多的世俗地主士大夫（不再只是少数门阀贵族）居住、休息、游玩、观赏的环境，处在与他们现实生活亲切依存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他们的现实生活既不再是在门阀势族压迫下要求奋发进取的初盛唐时代，也不同于谢灵运伐山开路式的六朝贵族的掠夺开发，基本上是一种满足于既得利益，希望长久保持和固定，从而将整个封建农村理想化、牧歌化的生活、心情、思绪和观念。
南宋繁华的背后，深藏着一种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想有所作为而又无法有所作为，既希冀回归到往日辉煌的时代，但实际上又是无法返回的无可奈何的心态。于是，寄情于山水，让心的世界在富有“隐逸”色彩的南方乡村，在江南的丘山谿壑间，村居野炊中找到弥补心灵缺憾的审美愉悦，追求温情脉脉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调，推崇禅宗教义，使之与传统的老庄哲学相结合，亲近自然（包括人的自然本性），强调主客体的和谐统一，在审美对象中获得审美灵感，力求摆脱世俗琐事的纠缠，获得“宁静致远”的人生格调，达到心灵解放的境界，就成为南宋及其之后的审美意识发展的主流，其特点是更进一步地凸现了江南文化的诗性审美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