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从另一角度探讨了“人”的意义，并从人性的角度肯定他们作为“人”的正当追求。当然，巴人也清楚地看到了浙东乡民在精神上的滞后性，“坚忍”、“硬气”的性格导致了他们蛮横冲动的恶习。巴人以浙东乡民独异的风骨特征为表述主题，吸收其中有助于重塑“国民性”的合理元素，推进了新文学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批判。正因为如此，巴人对浙东乡村的历史与现状的透视，不仅仅是以乡村社会统治势力的层面入口，他还注重挖掘社会变革中乡村底层农民的新精神面貌，注重从社会革命的视角，寻找农民崭露头角的革命觉悟，突出新文学“反抗”主题的思想深度。
像小说《唔》中的王老三，本来只是穷乡僻壤里一个赤条条的穷汉，他对乡村生活中的新刺激是熟视无睹的。直至一个青年的革命演讲，句句印证了他脑海中的境界——乡间妇孺惨淡的生活和自己一无所有的境况，一种真挚的疼痛的态度，使他感到了剧烈的酸楚，也唤起了他对革命的赞同。王老三参加了农协会，被推选为农民自卫军的队长，形势逆转后，他被乡绅举报投监，心里却相信自己应该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去。在牢房里，正直、善良的革命青年唤起了他心中的爱，他们所遭受的折磨，点燃了他心中的仇恨。审讯者的莫名诬陷，让他得到了“暴动”的启示。回想自己的悲惨生活，看着革命青年连占牛栏似的一角的地位也被剥夺，他肯定了农民只有“暴动”才是出路的道理。巴人在小说中突出了一代革命农民质朴求实、坚强不屈和憎爱分明的品质。
从王老三这位淳朴农民的思想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满足当时文坛现成的“人生”模本，而强调穿透“浮薄的表面的人生的丑恶相”，挖掘“深藏在人生的真实相”。巴人联系躁动不安的农村现状，用细微的观察去写农民的精神生活，揭示他们进行反抗和革命的必然性和逐步觉醒的抗争意识——通过“反抗”来获取生存和活命的权利。显然，巴人对乡村农民反抗觉悟的描绘，对他们反抗意识的肯定，从深度和广度上丰富了新文学基于现实人生层面“反抗”的精神内涵。
基于精神价值层面的反抗，“两浙”作家善于在形而上的层面，审视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确立“反抗”的主题路径，展现反抗一切妨碍人的主体性建构、妨碍个性解放的精神束缚，倡导人的自由，特别是人的心灵与精神的自由。在新文学之初，由于五四的退潮，以及由此带来的意义失落，在人们的心中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五四初期那种“追求人生意义”的创作，又在五四退潮之后兴起。在新旧转换之际，由于对旧的东西“破”得决然、彻底，而对新的东西“立”得却又不全面、不能立竿见影，在“新”和“旧”的转换之间所产生的“价值真空”，往往使人们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又将建构在哪里，正如徐志摩在《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一诗中所低吟的那样：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意义重构所带来的人生命题，同样表现在“两浙”作家的创作之中。
在特定的历史时代，那种失去了终极关怀的人生苦闷、消沉，甚至是颓废、颓唐的心理情绪，也在时代的上空回旋，给人以生之艰难、生之压迫的痛感。这种情绪在“两浙”作家创作的主题生成层面上，主要表现出了苦闷、忧郁、哀怨、飘零、孤独、颓废等方面的精神特征，特别是在五四追求“人”的觉醒时代。思想文化启蒙使人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得以解脱，一方面对自由、独立、平等的权利和爱情婚姻的幸福怀有强烈追求，另一方面却又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真正的自我人格独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自由。许纪霖在论述五四前后时期的情形时指出：“一方面是取得了一定的职业和经济自主，另一方面却享受不到独立于政治的实际保障；一方面是精神和心灵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却遭受外界环境的残酷压抑。”
这种极不和谐的命运遭际，就往往在觉醒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挑起了紧张的心理冲突，陷入欲摆脱耻辱的依附似乎又摆脱不得，渴望灵魂自由而又有所恐惧的矛盾心境，从而引发了自我的痛苦分裂，致使‘灵魂为躯壳所囚狱’”。尤其是在意义失落的特定时空里，生命的感悟反而是一种更大的失落与悲哀，是梦醒后无路可走的苦闷和迷惘。而五四的退潮，更是让这些觉醒了的知识分子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之中，对传统观念的背离与意识深处对传统的承载，把他们推向了痛苦的深渊。新旧文化的价值冲突，让他们产生了苦闷、彷徨、虚妄和颓废的种种情绪，也使他们的创作表现了对人生和生命本体的高度关注，对现实异化的意识聚焦更显情绪的张力，新文学创作的主题也由此烙上某种形而上的精神印痕。
鲁迅创作于1924-1926年间的散文诗《野草》，典型地反映了“两浙”作家在精神价值层面上的“反抗”主题。1924年9月25日在给李秉中的信中，鲁迅曾这样写道：“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到杀人，然而都不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为摆脱“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的“毒气”和“鬼气”的纠缠，反抗心灵的绝望，鲁迅以“独语”的方式，真诚地袒露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将一束束“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置于心灵炼狱的门前，通过内省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存在意义所作的深邃思考：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鲁迅：《野草·影的告别》
彷徨于无地，得到的或许是“虚空”，但所展示的则是鲁迅对生命、对人生、对人的存在意义所作的形上思考。鲁迅曾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在心灵的层面，探寻“黑暗”与“虚无”是否“实有”，这绝不是就一般的现实人生问题有感而发，而是在执着地探寻作为精神个体存在的“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存在主义哲学在指出“人是孤独的个体”，人的“精神就是自我”的同时，又公开宣称：“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显然，对于哲学层面上的“自杀”，并不能作形而下的理解，而应该将它看作是对人、对生命、对世界终极价值和意义探寻的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心灵意志。因为只有突破现实的世俗藩篱之束缚，才能进入人的“内部之生活”，领悟深邃的“人生之意义”。正如加缪在《反抗者》中所指出的那样：“地狱只会持续一个时期，生活有朝一日将重新开始，历史也许有终期，但我们的任务不是结束历史，而是创造历史，按照我们从今以后知道的真实形象去创造历史。”
鲁迅以“独语”的方式，进行紧张的内省，对自己的心灵世界作认真的巡视，真正的意图是要完成自我的蜕变，实现思想、精神、人格和心灵的质的飞跃，展现生命的风采，凸现生命的自由意志，由此获得生命的“大欢喜”。
郁达夫的创作也展现出了一种形而上的“反抗”主题指向。在抒写五四觉醒的青年灵与肉的冲突而造成生之苦闷和烦恼中，郁达夫怀有强烈的拥抱生命的渴望和内心深处不可抗拒的本能冲动，对当时青年人的人生苦闷之情绪进行了大胆的夸张。他将五四青年的生之烦恼，看作是基于人的生命体验，对于现实异化现象所作的一种本能反映。
类似于当年苏东坡所反复宣称的“常恨自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感受。在生命的体验过程中，直感到人生的无奈，直感到觉醒的人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尴尬。这种人生空漠之感、无奈之感、尴尬之感，在浓浓的人生哀愁之中，就传达出了在意义失落中，人对整个存在、人生、社会现实的深深怀疑之情。叔本华说：“这个世界就是烦恼痛苦的生物互相吞食以图苟延残喘的斗争的场所，是数千种动物以及猛兽间的活坟墓，它们经由不断地残杀，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并且，它们感觉痛苦的能力是随着认识力而递增的，因此，到了人类，这种痛苦便达到了最高峰；智慧愈增，痛苦愈甚。”虽然叔本华说得有些过于绝对化和过于愤激，但也道出了人因为不断觉醒而感受到生命意义可贵性的道理。
人不断地走向主体的自觉，人也就能够不断获得认识自己、认识人生的能力。
现代哲学认为，人类能够认识世界，不仅能够认识作为表象的世界，而且能够认识世界的意志自身。舍勒在谈到人的精神结构时就认为，人是通过精神抑制或调节来面对现实生活的。人通过直观和生命体验的方式认识世界的本质，在主客体的对应关系中，人向世界开放，将自己的意志扩张到世界的各个领域。于是，人的精神就能够为世界、历史和人生提供一个无限广阔的生命世界，从中展现出人的生存历史由单一的向多元的方向发展，展现生命结构的复杂性与精神的丰富性。郁达夫在形而上的层面展现五四青年的反抗意志，也特别注重他们的精神领域的状态和需求。因为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人们开始认识到“人底精神是无限自由的，是有无限能动的活动的。这样从本质上凝视人底灵魂，末后就能领会这灵魂与宇宙灵魂或世界灵魂同一根元——或更进一步说，是与宇宙灵魂相调和地微妙活动”，并且“人的灵魂回到了最本然而精髓的状态”，“最灵活地最本源地体得人生的状态”。
本着这种创作理念，郁达夫以“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展开反抗现实异化的主题思路，首先获得的是生命对异化的否定，即不是简单地批判现实之丑恶，而是在对现实异化的荒谬性认识当中，传达出生命的形上体验。这使人联想到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小说《恶心》：现实中一切都让人感到“恶心”，一切都是荒谬的，一切都是不自由的。因此，在这种主题层面上，郁达夫对现实异化的意识聚焦，就不仅仅只是单纯地停留在批判或主观抒情上，而是展现了一种对“恶”的生命体悟。
在30年代的新文学创作中，“两浙”作家如戴望舒、徐迟等人的“现代诗”创作，就不同于五四时期对传统伦理道德束缚的精神反抗，主要还是展现现代中国人对蛰伏在内心深处的精神束缚的反抗意志，表现出对“现代生活”的强烈感受和复杂的心理情绪。正如施蛰存指出的那样：“《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他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