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k Anderson）在论述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时指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Modern）的想象形式，它源自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Modernity）过程中的深刻变化，同时，“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依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进入以现代化为特征的工业文明时代之后，每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与发展中都会有一个想象（Imaginary）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的过程，所形成的是想象共同体，并由此奠定新的民族国家的共识基础。在他看来，任何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所建构的想象共同体的空间，都需要营造出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公共领域”（Publics phere），以便使所产生的意识、观念，能够成为全体成员的共识。文学作为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公共领域”，也自然要担负起这种想象共同体的职能。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希腊神话特点时所指出的那样：“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
这也就是说，“神话”是通过想象，形象化地表达了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的主体意识。因此，在新文学生成之际，它之所以被赋予诸多思想文化启蒙的功能，也就在于：它被认为是能够通过想象的过程，将许多新的意识、观念，形象化地转化成人们追求现代性的共识的。鲁迅在谈到自己为什么选择文学时，就曾反复指出，他是为了改变国民的精神，是抱着“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思想来进行文学创作的。鲁迅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赋予新文学追求现代性建构的想象空间，以获得现代意义的支持，使新文学具有鲜明的思想文化启蒙的现代性价值。
沿着鲁迅开辟的建构现代性的路径，深入考察“两浙”作家对新文学现代性建构所作出的贡献，我们会发现，“两浙”作家一方面继承了晚清以来建构现代性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了要与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所需求的思想文化启蒙的现代性相吻合。通过对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突出思想文化启蒙的现代性核心价值，进而赋予文学一种鲜明的目的性，一种思想文化启蒙的使命感，同时也使新文学自身成为朝着向未来过渡、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意识指南，一种精神性的向导，使新文学真正成为现代中国的“人的文学”。“两浙”作家在新的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中展开现代性的建构，对晚清以来的现代性价值元素等进行了相应的重组、重构和创造性的转化，赋予新文学所需求的，以思想文化启蒙为主导的现代性意义，并要求在更广阔、更悠久的历史领域内寻找更多的思想文化资源支持，使新文学获得新的民族国家所需求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现代性价值的充分认同。
新文学对现代性的诉求和建构，虽然受到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所走的仍然是一条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式的路径。在这当中，“两浙”作家所作出的贡献，具有一种独创性。像鲁迅在通过小说创作揭示中国封建历史“吃人”的特征时，就表现出了以个体主体觉醒的方式，对应新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在早期的论文《文化偏至论》当中，鲁迅就提出了“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的学说，并将“立人”的思想基点建立在“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的价值主张上。
在《狂人日记》当中，鲁迅通过一个被视作为“疯子”，而头脑却十分清楚的“狂人”的视角，揭示出了具有“四千年”和满页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的“吃人”本质，并在严肃的自我反省、自我忏悔当中，为人们展示出了“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理想情景，乃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的世界。
“狂人”无疑是先觉悟的个体，而他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则是在倡导以个性觉悟的主体方式来展现新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正如美国着名的汉学家艾恺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化导致了个人主义之兴，其意味不但个人是惟一重要的社会单位，也是仅有的法理单位。随之而来的主意是：只有个人本身才是国家的真的单元……”。
在这里，鲁迅对现代性的建构就不同于晚清的现代性传统，不同于梁启超所追求的有关“中国国家新的想象的风貌”的宏大叙事，也不同于他所受到影响的近代西方的现代性传统，而是走了一条富有个人独创价值的，与近现代中国实际境况相吻合的求索现代性的路径。鲁迅对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贡献，其价值意义在于：当晚清将新的民族国家作为文学求索现代性的一种想象方式时，鲁迅则是着重将它转化为以呼唤个人主体觉醒的方式，来呼应新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换言之，鲁迅始终是从个体的独特体验和感受入手，谋求以个人主体对应民族国家主体的方式来建构新文学的现代性，强调个人主体乃是新的民族国家主体的独特形式，是绝对的现代性主体，即他曾反复强调的“人各有己”、“朕归于我”的个人主体。正是这样，鲁迅就力图在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过程中，表达对有关人的主体性建构的诉求，展现对“以己为中枢”、“以己为终极”等一系列关系到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和人的主体地位的文学想象。
与鲁迅相呼应的是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观念，以及在具体的文学实践当中，对诸如“美文”创作等最能对应个人主体的情感诉求，对能够充分表达个人独特感受的新文学样式的大力提倡，从而凸现出新文学自身建设的现代性特征——审美现代性的建构。在《人的文学》一书中，周作人在谈到人的理想生活情景时指出：“‘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在他看来，“人的文学”首先是对应人类群体的，落实在具体的民族国家范畴内，也就是要认同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对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企盼和热烈想象。但是，他也特别指出，强调人的“类”属性，并不能抹杀人的个体属性，忽视个人主体的重要性。在论述“人的文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人道主义特征时，周作人强调指出，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将个人主体置于“人的文学”、人道主义的核心位置，周作人与鲁迅一样，目的也是以强调个人主体觉醒的方式来展现新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在具体文学创作实践当中，周作人也非常注重通过个人主体觉醒的方式来体现他对于现实人生的艺术表现。他在散文创作中大力提倡“美文”，实际上也就是在倡导一种凸现个人主体觉悟的现代散文创作范式，强调要以个人独特的心理感悟方式，对应新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企盼和想象。
1921年5月，周作人发表《美文》一文，提倡“叙事与抒情因素并重的散文”，并且将这种散文称为“美文”，认为由此可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天地来”。通过创作实践，周作人形成了一整套以“美文”为创作理念的散文理论，其特点是在“人的文学”观念指导下，以展现个性解放为中心，倡导“言志”性的小品文创作。在周作人看来，这种“美文”性质的小品文，乃是“个人文学之尖端”，它将“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集合、浸染“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不同于文言文的散文创作，以抒发个人性灵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美文”，突出了以个人主体的心灵感悟方式，展现现代中国人受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而获得精神解放、心灵自由的一种人生的境界，一种生命的状态，从中对应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现代性诉求。
在建构现代散文创作范式中，周作人不仅展现了现代散文特有的艺术审美功效，而且更重要的是展现了现代散文所负载的现代自由思想和精神，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新文化的思想内涵。在散文创作中，周作人多作“闲谈体”的散文创作，倾向于把散文创作看作是“自己的园地”，追求自然、闲适、超然、隽永的审美趣味，在自我抒情中展现率真的人生性情，表达咀嚼人生、体悟生命的心灵感触。像写于20年代的几篇散文——《北京的茶食》、《喝茶》、《苦雨》、《谈酒》、《故乡的野菜》、《乌篷船》等，就典型地体现出了五四新文化的“个性解放”理念，表明了他那“冲淡”、“平和”、“闲适”、“率真”、“自由”的人生态度。例如，在《谈酒》一文中，他这样写道：“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这个我恐怕有点说不明白。有人说，酒的乐趣是在醉后的陶然的境界。但我不很了解这个境界是怎样的……照我说来，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我想悦乐大抵在做的这一刹那，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罢。”这不是一般性地谈论喝酒的轶事，而是表现了一种咀嚼人生的意味，一种从容、闲适、率真、自由的人生态度，从中传达出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获得个人主体自觉和个性解放、身心自由的思想特征。又如，在《故乡的野菜》中，从“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入题，道出“故乡”涵义的新意和世俗人情的奥秘，接下来又引出“故乡的野菜”的话题，娓娓动听地描述“荠菜”、“马兰头”、“黄花麦果”、“紫云英”等野菜的来历，其中穿插着民谣、儿歌，描绘了一幅古朴、纯净、天真、平淡的人生图画：“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在这幅生动的图画里，蕴含着一种清新、恬静、和谐的人生趣味内涵，展现出五四后的一种新的人生观。
从现代散文创作的机理上来看，周作人择取的是小题材，是平凡的生活琐事，但所展现的却是极其富有人生滋味和审美情趣的生命状态、生活境界。这不是舞文弄墨的卖弄，而是融人生的趣味性与知识性于现代文化理念的一种展示与传达。这种富有艺术审美意味的“闲谈”，支撑在其背后的是他的人生观、审美观和现代文化观，对应的是建构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所带来的个人主体的觉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有关现代散文创作理论和实践，还赋予了现代文化一种全新的审美理念，即现代散文创作所强调的是谋求通过个人性情的展露，从中表现出人的自在生命的一种自由精神体验与感悟，特别是在精神层面上，所突出的是无限的意义世界对有限的个体生命的超越，是对当下、对世俗、对日常功利心的超越，从而获得身心的和谐愉悦，获得对生命意义、生活价值的深刻体验，以及人的主体性价值的确立。从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对应关系上来说，周作人对“美文”创作理念的倡导，成功地将思想层面上的现代性诉求，转化成了新文学对审美现代性的诉求，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茅盾对新文学的理论建构，也同样表现了新文学对建构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理念认同。在《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一文中，茅盾指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进化的文学有三件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唯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唯其是注重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所以我们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唯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光明活泼的气象。”在这里，茅盾将新文学“为人生”的指导思想，与新文化、新文学所主张的对众多的不觉悟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对应起来了，其目的与鲁迅、周作人等人倡导的唤醒个人主体觉醒的主张是相吻合的。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茅盾在谈了文学与人生相关的“人种”、“环境”、“时代”等话题之后，着重谈到了作家人格（Personality）的问题。他举例说，“俄国托尔斯泰的人格，坚强特异，也在他的文学里表现出来。大文学家的作品，哪怕受时代环境的影响，总有他的人格融化在里头。法国法朗士说：‘文学作品，严格地说，都是作家的自传……’就是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