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浙”作家在海外留学而形成的新思维、新观念，以及其对新文化所作的创造性对应和对传统所作的价值转换上来看，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为中国新文化、新文学提供了具有建构性、建设性的“现代思想”（如“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主题、“人的文学”观念、“为人生”的创作观、“启蒙主义”的创作观、“自我”主题、“反抗”主题，等等），并亲自将这种具有新质的“现代思想”付诸实践。对于现代中国发展进程来说，自晚清以来的有关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想象，就一直在寻找一种可以完全有别于传统的、全新的“思想”来支持新的文学体系的建构。
梁启超虽然从有关新的中国国家风貌想象中提出了着名的“新小说”理论，并由此发展出了一套新的文学价值观和叙事方法，但就“思想”价值的现代转换和更新程度而言，他实际上还未能真正地完成价值与意义上的现代转换。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两浙”作家则通过海外留学，广泛猎取近代西方文明，逐步地完成了思想价值的现代转换，进而也就能够为整个中国新文化、新文学提供完全不同于传统性质的“现代思想”，以及建立在这种“现代思想”基础之上的一整套新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和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表现世界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浙”作家将“现代思想”作为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自觉选择，形成了中国新文学追求理性价值和精神的文学观念。正如何锡章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现代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是理性觉醒解放的结果。理性是近代以来人类获得解放自由独立的根本标志，是人类走向创造的内在力量，是人类发展的思想源泉。
在现代中国，理性觉醒解放既是普遍的人性要求，又是已基本实现的客观存在。怀疑批判意识，独立自由观念，探索创新思想，构成现代中国理性觉醒与解放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人开始获得近现代理性的表征。在理性至上的时代，重视思想与价值乃是必然选择。中国现代文学在酝酿萌芽时期，新文学的倡导者几乎就为它确立了‘思想’与‘价值’至上的发展方向。”
的确，在中国新文学发轫之际，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两浙”作家，将“现代思想”植入中国新文学，不仅使他们自己成为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主将，同时更重要的是，使这种完全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思想”，成为新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它深刻地体现出新文学对现代性价值建构的思想特点，使整个新文学在发展中不断地生成与发展自身独有的价值与意义，进而充分地表现出了现代中国人渴望摆脱近代以来被动挨打和贫穷落后的困境，追求自由、富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伟大心声。
“两浙”作家的新思维、新观念，也使他们对新文学的艺术诉求具有相应的深度。在他们看来，既然新文学有别于旧文学，不再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和“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唱主角，而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那么，新文学在艺术理念的建构上，也应具有符合新文学“思想革命”要求的新的艺术元素。周作人在倡导“平民文学”时，就提到“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和事实”。
同时，他还特别提到“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而是要“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展示“对于他自己的与共同的人类的运命”的艺术精神。郁达夫在《小说论》一文中则提出“小说的表现，重在感情”的艺术观念，认为“艺术中间，美的要素是外延的，情的要素是内在的”。
因为情感的要素，最能宣泄人的内心欲望，展示人的内心世界，表现作为主体的人对于外部世界（同时也包括自身内心在内的客体世界）的心理体悟和生命的体验，从而使艺术能够达到表现“人生内部深藏着的艺术冲动”的高度，体现新文学将“美的追求”定位为“艺术的核心”的价值原则。西谛（郑振铎）也要求新文学应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以娱乐为目的。而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并且，他还特别强调“这种新文学观的建立，便是新文学的建立的先声了”。很明显，“两浙”作家对新文学的艺术深度的诉求，将新文学的艺术观念定位为对“真挚的思想”和“人生内部情感冲突”的展现，这对新文学形成新的艺术观念都直接产生了影响。同时，这也表明，在“两浙”作家眼中，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其基本的走向应是与世界文学发展主流的对应与对接，只有这样，新文学才能真正地肩负起“为人生”和“表现自我”的时代使命。
第二节 “两浙”作家对新文学现代性的建构
有关“现代性”（Modernity）的建构，一直都是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生成和发展的主题。如果说五四开启了建构现代性的大门，那么，整个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实际上都无法偏离建构现代性的主题思路。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谋求现代性的建构当中，“两浙”作家所作的努力和贡献也是十分独特的。
当近代中国被迫进入以现代化为标志的全球化进程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被置于世界性的冲击之中，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强烈的震荡，整体结构发生了基础性的动摇，传统的价值观逐渐地从中心走向边缘；二是现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吻合世界性的现代化发展主流，重建新的民族国家风貌。因为对于现代中国而言，“民族比较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基本处境，亦是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基本问题所在”。
因此，就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境况而言，渴望摆脱近代以来被动挨打和贫穷落后的困境，迈向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建立新型国家的意识，一直都是构成现代性的重要内容。李欧梵在论述中国的现代性特点时指出：“这种现代性实际上是从晚清到五四逐渐酝酿出来的，一旦出现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历史观、进化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他以梁启超为个案，论述了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过程中建构现代性的特点，并认为梁启超“在中国现代史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因为他提出了有关“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象”。
在新文化、新文学发生之前，晚清出现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就已经自发地表达了对“自由”、“新民”、“新国家”、“新政治”、“新道德”、“新风俗”等新文化的诉求。在“诗界革命”中，黄遵宪提出了着名的“我手写我口”的主张。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反对诗坛上的拟古主义，要求突破古典格律诗对自由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束缚，但实际上，其背后所表达的则是渴望“自由”的思想。他的诗歌创作也基本上是沿着这一思路，来对新的文化、新的民族国家展开想象的。例如，在《今别离》其一的“咏轮船火车”中，黄遵宪这样写道：
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中心忧。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
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
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
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
这里所歌咏的是轮船、火车，以及其后诗中的电报、照相片等工业文明以来的新物品、新事物，虽然所采用的仍然是古诗体，但所表达的却是对自由思想、对新文明的赞美之情。从思想文化的价值属性上来说，这是具有现代性价值元素的。
梁启超则是将“新小说”与“新民”、“新国家”、“新政治”、“新道德”、“新风尚”等直接联系起来，要求新的小说应具有“新”民族国家的特别功能。在着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当中，梁启超就这样写道：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也许人们会问，小说（文学）真的有那么大的“魔力”吗？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小说是不是有如此大的“魔力”，而在于小说（文学）是否能够为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提供一种渴望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巨大想象空间，一种为新的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所提出的有关“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象”，对新文化、新文学的现代性建构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但是，由于梁启超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未能在思想文化观念上，真正地完成现代性质的价值转换，所以，这种对新的民族国家的想象，在实践上并未得以真正实现，尤其是在文学创作的实践层面上，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创作还未能真正地形成。于是，历史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下一代的知识分子身上，而在这当中，“两浙”知识分子在传承晚清的传统中，又做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成功转型，提供了现代性的价值参照系统。
就文学的语言艺术属性而言，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其实质也是要通过语言的置换，获得文学观念的更新，使新文学在谋求民族独立、国家新生的过程当中，能够以新的语言及其所展现的新的审美原则、新的话语范式，充分地表现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反映中国新文化的精神追求。正如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权力”一样，语言结构的内部是社会权力的运作，代表的是特定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同时也是建构现代性的一种力量。从语言的文化意义上说，五四的白话文运动，乃是现代知识分子争取启蒙话语权力的斗争。
换句话说，这是白话与文言所代表的两种文化价值系统，在中国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一次正面交锋，也是中国传统的权威、权力话语，接受来自另一个新兴的知识阶层企图走到文化前台所带来的挑战和较量。在两种语言符号系统转换下涌动的，便是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大潮。因此，与此相关联的白话文运动，就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学事件，而是一场以“启蒙”为核心的思想文化运动。
从建构现代性的角度来说，文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语言的置换，来充分地体现新兴的知识阶层对新的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正如李欧梵所指出的那样，文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最重要的是叙述的问题，即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模式把故事叙述出来”。
在近现代中国变革的特定历史时期，现代作家自觉地策划、领导和实施了这场语言转换的运动，而“两浙”作家则正是处在这一运动的中心位置。像鲁迅、周作人、沈雁冰（茅盾）、郁达夫、徐志摩……一大批的“两浙”作家在这场语言转换所带来的新文学现代性建构运动中，以富有独创性语言的文学创作实践，为丰富和发展新文学的现代性内涵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特别是鲁迅，他的《狂人日记》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除了得时间之先的因素外，最主要的还在于小说采用了白话文的叙述方式，通过对个人主体意识的开掘，对个体历史感悟的心理叙事，表现了一代人的意识觉醒，展现出新兴的知识阶层对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即新的民族国家）的热烈企盼。
因此，中国新文学作为整个国家、民族及其文化现代化过程的产物，对于现代性的建构，则完全不像晚清那样，仅仅局限在一些表层的事物上。如近代文学的“诗界革命”，虽然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口号，也尝试对古典格律诗的清规戒律有所突破，但在总体上还未真正地完成由古典的格律诗体，向现代的自由诗体的质的转换。显然，未能完成语言的现代置换，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五四新文学正是要在语言的现代置换当中，获得新文学的话语权，进而在完成观念的现代性转变过程中，通过一整套有异于传统文学的新的形态、范式，充分地展现出晚清以来对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凸现出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历史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