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琼听闻，心痛不已，而且愧恨交加。他对着那个傻呼呼的仆人直摇头，最后仰屋浩叹：“余所耗，固三百数十元矣！”
他“服官吴下廿年以来”，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卑劣和屈辱的事情，而今天竟然也违心做了一回！
他进而细细回想，元和令金某人之所以能调上海，长洲令苏某人之所以能兼元和，都不是没有原因的。今天的江苏官场，“群相竞胜，以馈献之丰为得计”，已经成了什么世道！而自己又身不由己地“慕他人而效之”，实在是愧不堪言。于是，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详以记之，以鸣内疚”。他不知道，“后人见此，能知罪余、咎余焉？”
第二天，他按照规矩，起了个大早，亲自赶到布政使司，当面向藩台大人祝寿。没想到，藩台效曾为了躲避收礼太多之嫌，天不亮就乘着小轿独自一人赴虎丘清游去了。前来道贺的同僚们一直在效府候到中午，才各自散去。
下午，长洲知县苏静盦上门造访。苏静盦向李超琼表白说，这次都是元和知县金苔青惹的事。这个金某人，“馈献之丰，颇出意外”，所以才使得你我同事跟着受累。金某人出手就是“锦之一千，松之八百”，明摆着是借贺寿行贿嘛。近来，贿风日炽，都是这一两个人开的头。
李超琼说：哪怕狂澜四起，我都不为所移。我自信，是能站稳脚跟的。（“虽狂澜四起，必不为所移，庶乎脚跟稳固。”）
苏静盦说：你为官二十多年不改本色，但谁知道今后你会怎样呢？
李超琼笑笑说：我也只就是我行我素而已，哪有心思计较那些
个人的得失利钝。
二十九年（1903）八月，在洞庭西山甪头司任巡检多年的武官余祖培，奉调将去崇明貘貔司任职，特地来县衙向县令李超琼辞行。巡检只是个小官，但是这西山甪头司巡检好生了得！余祖培有个大名鼎鼎的前任——暴式昭，这个暴式昭把九品巡检做得有声有色，在吴县、在苏州都有很高的声誉。［2］
言谈中，余祖培讲到很多西山农民疾苦的真实情况，特别艰难的是每年秋收之后的“完纳之困”。每在这个当口，西山农民就会被迫卖儿卖女。
西山的情况，李超琼过去常听凌焯说起。他深深知道，“吴民农田之利，为兼并者侵夺无遗。其穷苦情形，视边僻山民为尤甚。”尤其是西山，除了一般农村的困苦之外，还有严重的匪患。当年李鸿章统帅的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后遭到就地遣散。其中一部分先是以武装贩卖私盐为生，后来就索性啸聚为匪。吴县西山，“其显著之害，则莫大于盐枭。枭之出没也，遍浙西及苏松各邑，常借太湖为逋逃薮。盖其区旷荡，水路四达，无险可扼，可任其往来，故枭船恒聚散于中。兵燹以还，枭之魁半皆皖人，所谓‘焦湖帮者’是也。若辈多隶淮军遣撤之余，以贩私为生业。呼啸甚易，军械尤充。”［3］但这次听了余祖培讲述的许多细节，他还是禁不住“为之泫然”。
一年前，在那条停在无锡城外的官船上，陆元鼎讲到的要吴县“清理漕田”的事，不就是冲着西山来的吗？或许是因为频繁的人事变动吧，李超琼在吴县任上一年多，没有再听人提起过“清理漕田”，也许就是陆元鼎建功立业心切，说说而已。
光绪三十年（1904），看来会是个好年景。八月，又到了收获季节。吴县衙门里，师爷们、经漕们进进出出，一年一度征收田赋的“下忙”，就要开始了。
初三，藩台效曾单独召见李超琼，转达巡抚端方的指示：将在洞庭西山增设通判一员，与太湖同知分治，专门负责西山的钱粮征收。洞庭西山在吴县境内，所以，巡抚要求吴县将西山的都图赋额，开列简明数目，呈报巡抚衙门，以便查核。
李超琼明白，陆元鼎所谓的吴县“清理漕田”之事终于来了。洞庭西山是太湖中最大的离岛，自乾隆十二年起，田赋都由太湖厅负责征收。
据乾隆年间编造的田赋图册，洞庭西山共六都七十四图，田地、山荡共计八万六千余亩，额科平米六千八百余石。但是，在端方看来，西山另有约四千八百亩田地，因被算作荒田，一直都没有被列入正赋；最多也只作为“荒田”，而只附征部分田赋。这次“清理漕田”，一定要把这批荒田列入正册，全额征赋。
洞庭西山孤悬于太湖之中，多为山地浅滩，生产流通手段极其落后，还饱受湖匪侵扰，老百姓长期贫困不堪，竟然还逃不过官府大僚们处心积虑的算计！
端方其人，一向名声不错，社会上还到处流传着“君子端方，温良如玉”的美誉，还特别会“做人”。六月初，端方刚到苏州住进拙政园八旗会馆那天，藩、臬、道、府诸大僚都候在馆外求见。端方一概谢不见客。等候半天，众官没趣散归。就在李超琼的轿子刚抬起来没走出几步时，端方的一位幕僚追出来传达午帅的意思，其他人都散去，只请三位首县县令留下，午帅要请你们吃“下马饭”。新巡抚到任，一切开销都由三首县分摊，一应生活需要，包括粪除，都由三首县负责，慰劳一下也是应该的。但，县令是前来求见的官员中最低等级的，端方的做派，多多少少是给三位首县县令留下了一些体恤下僚的好印象。
八月十三日，李超琼带上吴县僚佐七人，去拙政园八旗会馆，求见这位端午帅，要求反映吴县实际情况。这七位同僚都长期在吴县任事，对县里荒田情况“瞭然如数指螺”。李超琼对唤起端午帅的恻隐之心，还是抱有几分信心的。于是，他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专门就“西山等处疾苦”，向慈眉善目的巡抚大人作了详细陈述。
没想到，端午帅听着听着，神色不悦，沉吟不语。慈眉善目之下居然是一副铁石心肠。
九月底，朝廷一纸电报，两江总督出缺，朝廷令端方赴南京暂时代行两江总督职权，江苏巡抚由效曾暂时护理。端方挪位，会不会意味着某种转机的出现呢？
十月初，李超琼又专门向护理江苏巡抚的效曾就“西山附征事复之”作了一次汇报。效曾居然松了口，答应一俟有空，就“亲往该山察视酌办”。
但是，十月下旬，端方专门从南京发来电报，坚持要把过去多年来一向以“附征”纳赋的西山“虚荒”之田，“概行入额”。入额，就是要求按正赋标准足额征收，这一入额，每年约可增收千把两银子。这千把两银子，会压垮多少山民的脊梁，摧毁多少农户的家庭！
这千把两银子，别说对朝廷算不了什么，就是在大僚们身上也只是九牛一毛。李超琼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八月里，端方亲自在干将坊言子祠发起组织过一次秋祭。秋祭时，端方展出了自己收藏的多件珍稀文物，有古，有尊彝，还有斝洗之类，“古翠斑斓，致为可爱。闻皆千年以上之物。”当时，吴江富商费屺怀也来凑热闹。他雇请了两名大力健儿，把自家平时秘不以示人的一尊大鼎扛来陪展，为端方助兴。因为是费屺怀，别人才敢私底下打听价格。一问吓一跳，竟是“以五千六百金得之”！陪展之物如此，作为主要展品的端方私藏，该值几何，还需问吗？
为了从吴县西山搜刮到这区区千把两银子，堂堂两江总督，犯得着大老远的从金陵发电报追到苏州吗？
端方的电报是在藩司衙门宣读的，苏州知府和三首县知县都在场。这是署理两江总督的最后定案，灾难降落到西山百姓头上已经势不可免。
但是，李超琼仍不知退却。他对端方电文中“虚荒”之类的字眼公开表示坚决不服。他开始用他那宏亮的嗓音，侃侃而论，“披沥陈西山民生疾苦”。轩敞的藩司衙门大堂里，响彻着这位小小的吴县县令抑扬顿挫、洪钟般响亮的四川官话。他滔滔雄辩，把在场的包括署藩陆申甫和知府许子原在内的众多江苏官员，都说得动了容。但是，官场总是官场，说了半天，谁也不敢作决定。
于是，有人想到，还有一位省级实权人物此刻没在现场，这就是已升任署理臬台的朱之榛。于是，众县令相约同去臬司衙门咨询。朱之榛才是当时江苏全省钱粮进出的精算大师，一个躲在幕后，存心回避世人眼光的真正的厉害角色。当年压榨租佃、弹压茧市、镇压机匠，都有他的身影。
见了众官，朱之榛竟然假装搞错，避开李超琼，对着同去的长洲知县苏静盦，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不明就里的人听着，会以为朱大人一时糊涂，把洞庭西山错当成长洲县辖区。朱之榛厉声说：附征田的名目，今年冬天必须全部汰除！民力能否承受，不需要你们去操心！他指桑骂槐地说，有些人，看似为民请命，其实，是想在征收田赋上打折扣，是想从中舞弊！
话很重，而且指桑骂槐，都是冲着李超琼来的。但李超琼还是不死心。他再去找护理巡抚效曾。效曾一副宽厚相，表示他对下属官员的苦衷和对黎民百姓的困难，皆有体恤之意。但是，现在别看端方端午桥大人调去署理两江总督，但仍旧是正堂的江苏巡抚，效某的巡抚只是暂时护理而已。既然端大人已经决定了的事，那就不可能改变。
十一月初，邸抄消息，端方将移抚湖南，江苏巡抚将由陆元鼎接替。在陆元鼎到任前，巡抚仍由效曾护理。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十一月二十二日，署理藩台陆申甫召集苏州太守和长、元、吴三首县知县议“征漕折价”之事。这一年，江苏漕米折价为每石三千六百文，而户部要求仍照上年每石二两六钱上缴。清朝后期，白银和铜质制钱的比价不稳定。光绪前期和中期，银钱比价总体呈下跌趋势。光绪三十年，约为一千二百文。户部要求以每石二两六钱上缴，折合制钱约为三千一百二十文，每石比江苏实际支付的米价低了四百八十文。李超琼认为，这是户部在利用银、钱比价对地方进行“无理苛索”。
署藩台陆申甫尚持正论，去问护理巡抚效曾。效曾苦笑，你问我，我问谁去？
隆冬已近。而由于端方调离，洞庭西山四千八百亩附征田的问题，成了悬念。李超琼“不即入额”（暂不列入正赋）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
一心要把这四千八百亩田赋吞下肚去的臬台朱之榛，眼看到嘴的肥肉要落空，感到“大拂其意”。他给督、抚衙门呈递了秘密报告，要求辞去自己所兼的农务局差事，并且在报告中告状：“署吴县李令，平日尚知大义，乃于整顿正供之际，首先阻挠大计。”
有人把这段文字抄来给李超琼看。李超琼说：西山百姓疾苦如此之深，我不能不向上反映。即使因此而受到什么人的指责，我有什么可怨的。事情还没有最后定案，我虽遭此严斥，也不能就此放弃。（“山民疾苦之深，不能不为之上闻。即以此获咎，其何敢怨？矧尚未得请，虽严斥，亦不能终已也。”）
结论终于下来了。由于臬台朱之榛“必不相宽”，督、抚衙门的意见是：西山那些附征田，必须纳入正赋。（“务令入额”）
李超琼为西山山民一再吁求，最终还是没能成功，“心滋戚矣”。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日，李超琼召集太湖西山三十五图的所有经漕，对他们宣布：去年冬季西山附征田四千八百余亩的应征田赋，折合制钱一千八百串。现已查明，西山民情确实困苦。今春又是雨雪非时，山上的枇杷都遭摧败，成熟无望，山民
的收成必将大受影响。所以，去年的应征之款，全部都由本知县垫解，当堂具结，以纾山民之困。所有征收田赋的串票，概行吊销。这是他一个小小知县自己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全部后果，都将由他一人承担。［4］
［端方（1861—1911），姓托忒克氏，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光绪八年中举。一度支持戊戌变法。二十四年任直隶霸昌道。后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并代理陕西巡抚。二十六年因接驾有功，调任河南布政使，旋升任湖北巡抚。二十八年代理湖广总督，三十年代理两江总督。三十一年作为“五大臣”之一出使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10国，考察西方宪政，预备制定宪法。回国后，出任两江总督。宣统元年调直隶总督。宣统三年被委任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因强行将四川当地民办铁路收归国有，激起川湘鄂保路运动。9月，署理四川总督。11月，死于哗变的湖北新军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