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口夺粮
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李超琼在无锡县衙接过无锡县印。
无锡县印为两颗，一颗是“光字七百四十六号”铜印，印鉴上的篆字已经漫漶不清，这是无锡县政务繁剧的象征。另一颗是新刻的木印，用印时，一正一副，两印互证，方算生效。
无锡县是常州府属邑，境域介于苏、常两郡之间，是江苏的南北要冲。境内并无大山长谷的险阻。与众不同的是，“凡水东流，而无锡之水西流”。运河自京口建瓴而下。太湖在无锡县邑西南，县邑中的无数溪河，“受而注之于太湖”。无锡虽然是个川流交错、递相灌输的水乡泽国，但是土壤肥腴，是天下少有的鱼米之乡。
雍正初年，析无锡县，设金匮县。无锡县城由无锡、金匮两县同城分治。［1］
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夏天，晴热少雨，苦热至不可耐。恐怖的蝗孽之灾，正由北向南，朝无锡、金匮方向扑来。
“蝗！蝗！蝗！”无锡城乡，谈蝗变色。
七月十三日，清晨，金匮县令张玉泉急匆匆赶到西河头李超琼临时租住处，急急巴巴地通报：飞蝗自北而南过境的传闻，已经得到证实。
蝗灾甚于旱、涝，居三大凶灾之首。李超琼感到一股透心的凉意。
蝗灾的历史，可能同人类农业的历史一样久远。在欧阳修笔下，蝗虫“口含锋刃疾风雨，毒肠不满易常饥”。在徐光启笔下，“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而且总是伴随着干旱，“旱极而灾”。江苏蝗灾经常是在淮河流域爆发，然后迅速蔓延到苏南。根据经验记忆，苏南遭遇严重蝗灾，大致十几年会有一次。在苏南，蝗灾的形成总是由北而南，来势凶猛；既来，必遮天盖地，所向披靡；其结果，必是赤地千里，饿殍载道。
刚到无锡任上就遭遇如此凶灾，李超琼官运何其之苦！
那天，李超琼治案牍至深夜，站起身来，感觉一阵昏眩。他突然想到：我老了！以往我承担各种繁杂艰巨的工作，从来不知劳累；而近来，一天连续工作下来，经常就会感觉身心疲惫。难道人生既老，就干不成事了吗？（“吾衰矣！往历繁剧各任，颇不知劳，近则终日汲汲，时苦不支，岂既老不能树耶！”）
无锡，在历史上是遭受过严重蝗灾的。生于明朝天启二年的无锡当地人计六奇［2］曾在《明季北略》一书里，为天启年间的无锡蝗灾，留下过一段惨烈的描写：
“八月初旬，迄中秋以后，突有异虫丛生田间。非爪非牙，潜钻潜啮，从禾根禾节以入禾心，触之必毙。由一方一境以遍一邑，靡有孑留。于其时，或夫妇临田大哭，携手溺河；或哭罢归，闭门自缢；或闻邻家自尽，相与效尤。至于今，或饥妇攒布易米，放梭身陨；或父子磨薪，作饼食噎而亡；或啖树皮吞石粉，枕藉以死。痛心惨目，难以尽陈。”
计六奇对蝗灾的细节描述，令人毛骨悚然。但他的描述基于对无数亲历者、目击者的访谈记录，也基于自己儿时的印象，无疑是可信的。
大灾将临，无锡全县十三万丁口、一百四十几万亩粮田，都将遭遇灭顶之灾。
是需要县令挺身而出的时候了。但，时年五十七岁的李超琼，身体之虚弱、精力之疲惫都这般严重，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发作频频并且症状比较严重的是“怔忡之症”和“弦急之像”。
怔忡，关乎心脏，是指突然心跳剧烈的感觉，发作时，心脏悸动的感觉会上至心胸，下达脐腹。弦急，关乎肝气，是指一种病态的急躁性情，《元史·黄溍传》对它的描述是：“刚中少容，触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间，煦如阳春。”此外，李超琼身上还有沉疴几十年的眩晕、肛痔等老毛病。
他与张玉泉商定，两县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以无锡知县和金匮知县的名义，共同向惠山猛将神祠致祭。
当地传说，惠山猛将祠供奉的是一位为灭蝗而牺牲的刘姓牧童；也有人说，是一位在祈求苍天禳除蝗灾时，因失望而沉河自尽的刘姓将军。不管原型是谁，惠山猛将祠里供奉的都是一位无锡鱼米之乡的“灭蝗保穑之神”。
七月十六日黎明，惠山东北坡麓的猛将祠前，遍插龙牙旗、彩旗。貌如童子的刘猛将木雕巨像端坐中间。供案上摆着牲馔醴酒、蔬果祭品，供案两侧放置烛台香炉。祠前，无锡、金匮两县士绅、吏役，及司仪、执事等上百人，列队肃立，静穆净心。老百姓们也从四乡涌来，围观者数千。
祭祀由张玉泉主持。李超琼手捧祭文，高声颂读。祭文是昨夜他亲自用四六文体撰写的，主要是颂扬刘猛将的功德，祈求刘猛将的护佑，同时也强烈宣示无锡、金匮两县官民迎击蝗灾，保护稼穑的决心。四六骈文的炼词熔典，排比铺陈，一般人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李超琼浓重的四川口音高亢激越，他念出的每一处抑扬顿挫，都在清晨的惠山之麓久久回荡，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识字和不识字的人们。
经过两天酷热中的焦虑煎熬，第三天近午，大雨忽至。那天的雨，数止数作，势竟滂沱。蝗虫习性喜旱怕雨，翅膀受雨沾湿，便会因身体沉重而不能飞翔觅食，最终饿死。
祈祷似乎得到了应验。上天的眷顾，令无锡、金匮两县许多百姓喜极而泣，更多的人开始自发组织演戏和祀神游行。
李超琼又连夜撰文一篇，到处张贴，告诫大家，演戏、游行只会“荡人心，耗民财”，飞蝗是绝迹了，但是蝗灾威胁可能并没有远去。
话虽如此，李超琼自己内心的喜悦也难以抑制。他在写那篇劝导百姓保持理性的文告时，也忍不住“纚纚千言……颇用自喜心也”。
此时，李超琼的身体状况，其实已经很难承受这样连日的焦虑和操劳了。二十日早起时，他“觉眩晕欲扑，身亦飘飘然，若虚而不自主者。两足软甚，行动亦几欲倚墙扶壁……”
七月下旬，雷雨频作。月底，还出现“大风竟日猎猎有声”的天象，一时间，“寒意骤增”，“御棉犹不温”。看样子，这场蝗灾可以平安过去。八月初，李超琼出城登舟，沿北桥、中桥、南桥，至周新镇，一路察视蝗孽。察视结果，似乎蝗灾真的已经无虞。
但是，是祸躲不过。八月十三日，有人大惊呼告，在县城南门约十里的杨墅寺一带的树丛杂草中，见到了一窝刚被挖掘出来的幼蝗，当地人称“蝗蝻”的东西。李超琼赶去察看，果然，草根树脚处藏有成群成堆的蝗蝻，“蠕蠕然，密于蚁子，小如蝇”。他让随从用铲子把蝗蝻抄进布袋里，先后装了四布袋。再令人脱下鞋子，使劲拍打。拍死后再粗略点点数，不下万条。
李超琼指挥随从和附近的乡董、保甲们，跨陇越畦，去各处稻田里细细寻找。很快又有了恐怖的发现。那些刚刚扬花吐穗，又出现“白瘪”的稻田里，其实都隐藏着杀机。缘着茎叶摸下去，就能发现成窝的蝗蝻。其数量比树丛杂草间的多出一倍。
李超琼立刻向乡董和保甲发布灭蝗令：“限三日，必尽杀之无遗”；否则，“必罪之”。
那天半夜里，李超琼屡屡从蝗蝻蠕动的恶梦中惊厥而醒。夜深人静，书斋里的那两个书童，怎么推摇都不肯醒来。于是，他独自起床掌灯，展纸研墨，走笔千数百言，制订了全县的治蝗章程。
十四日，他向全县推广天授乡农户驱棚鸭嘬食蝗蝻的经验。
十六日中午，限时三天的灭蝗令即将到限，李超琼叫上两位师爷，带着些挪借来的散碎银两和铜钱，下乡督促灭蝗。出西门雇船时，受到船夫们的敲诈刁难，还颇费了一番口舌。
在南桥，他召集当地董保和士绅开会，公开宣布捐出自己全年的养廉银，作为对积极灭蝗者的奖励，并于即日起，在南桥、黄墅庙和观音堂等地设点，以现金收购蝗蝻。“凡捕获小蝻送交者，每斤给钱三十文；未出之子掘得者，四十文；已成飞蝗，则斤二十钱（文）”。
本以为这项奖励政策一经宣布，便会引来踊跃相应，哪料到遭遇的竟是一个长时间的冷场。怎么会这样呢？有人告诉李超琼，乡民们都嫌奖金太少。
天地良心！除了“分阶梯设奖”的做法，那是以自古以来“捕蝗不如去蝻，去蝻不如掘子”的灭蝗经验为依据的，可能因为事出仓促，考虑不周，操作起来会有不便之外，李超琼已经是倾尽全力了。他提出的奖励标准，是按斤论赏，比光绪三年六合县捕蝗按石计奖，“每石给钱数百”的标准，已高出了整整十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