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裴村，即为“六君子”中的刘光第。四川富顺县人。性子“端重敦笃，不苟言笑，志节崭然”。在京师为官时期，一向“闭户读书，不与时流所谓名士通”。当康有为召开保国会成立大会时，他翩然出现在会场，并成为会员。以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之初，刘光第与谭嗣同原本并不相识，成为同事后两人才“大相契”。向例，凡初入军机的官员，太监内侍都会伸手索讨赏钱，但刘光第持正不与；礼亲王是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往拜，刘光第坚决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刘光第不但不贺，还说：时事艰难，我们这些人拜爵于朝，是来为皇上效劳的，哪里有空暇去媚事权贵呢？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旧党曾廉上书请杀康、梁。皇上请谭嗣同逐条批驳。谭说：我谭嗣同以全家老少百口的性命担保康、梁都是忠臣。如果曾廉之言属实，那我愿意率先坐罪。 刘光第毅然跟着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说：我也愿意先坐罪。谭嗣同大惊，并对他肃然起敬。百日维新失败后，刘、谭等六人被逮下狱，八月十三日，六人被狱卒押着从西边的门出牢房，其他人都未知生死，只有刘光第因为长期在刑部当差，熟悉囚狱规矩，最先知道他们被从西门押出，就是赴死。于是长叹一声：“吾属死，正气尽。”闻者莫不挥泪。
李超琼在日记里问道：“忠正之祸，胡由致也？古称齐媍含冤，三年不雨。今岂有类于是者乎？”
过班之旅
“丁忧”源于汉代，初为习俗。及至宋代，因为官员的丁忧之事由位列“九卿”的高官太常主管，就正式成为官员必须遵守的一项行为守则。凡遇到父母丧事，在职官员必须停职守制，时间是二十七个月。
李超琼的母亲黄氏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二十四日去世，于是，他立即结清账目，移交印信，停俸离任，开始丁忧。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满二十七个月，丁忧结束。
结束丁忧，叫做“服阕”。官员服阕后，可以按原级别需次待缺，重新做官，这叫“起复”。如果具备了一定的资历和考绩，可以谋求升迁至高一级“班次”的官职，这叫“过班起复”。
“过班起复”自有一套程序，必须经过吏部的考功司，在京都办理。四品以下官员过班，还必须先掏出银子来纳捐，然后才能从吏部拿到上任的凭照，开始下一段官途。
李超琼任知县已经十五个年头，获得过“卓异”称号和“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的资格。［1］他可以选择“过班起复”，以“直隶州知州”身份，报捐“道员”。直隶州知州为正五品，凭他的资历，晋升为四品道员，本来就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正常升迁。
约莫十年前，李超琼偶尔经过好友惠荣的衙署，进去坐坐。在那里恰巧遇上了浏阳相士柳兰亭。此人在江湖上小有名气。惠荣建议李超琼不妨让柳相士相个面。
柳相士端详半天，说，明公将来“可跻方伯”。“可跻方伯”，就是可以跻身于方伯之列。“方伯”，是藩台的俗称；藩台，就是管一省钱粮和人头的布政使司的长官，正三品，仅次于巡抚。
在柳相士口中，李超琼不仅官途不错，子嗣也旺。柳相士说他会“有四子”；至于阳寿，“可逾八十”。
柳相士真是一说一个准。刚好前一年第四个儿子李侃出生。李超琼听则听已，不免有些将信将疑。
临走，柳相士又补了一句：“明公下身有痣。”真神了。李超琼闻言大惊：“不知先生有何术而能知之！”［2］
在官言官，官途、子嗣和阳寿三者中，官途当然是李超琼思虑的最敏感处。光绪十七年（1891），李超琼的官场好友沈佺［3］初来苏州任长洲知县时还不到三十岁。不但器宇卓荦，长袖善舞，而且为人正直，办事干练稳重。在常来常往的几个要好同僚中，最能讨得李超琼老母亲喜欢的就是他了。李超琼与沈佺的合作交往中，彼此引为忘年知己，还结为昆弟之交。尽管如此，对沈佺顺畅的官运，李超琼内心深处多少是有酸楚的。二十一年（1895），在淮安府桃源县做县令的沈佺移摄松江府的宝山县。桃源、宝山都是江苏的县，这是一次县对县的平调，但县与县大不一样，桃源在苏北，而宝山在苏南；桃源相对闭塞，而宝山紧贴对外开放的上海。如果没有刘坤一和张之洞两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分别上折向皇帝保荐的大背景，这样的平调是不可能的。
李超琼宦游多年，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宦海沉浮，必定要有强大的靠山，能时时借力，而后所谋才能如意。千古官场，同此一理。
沈佺出身名门，背后有一个做官做到甘肃布政使的父亲撑着；而李超琼自己出身寒素，平时又耻于攀援，所以，官途当然充满艰辛。两种命运，判然分明！
柳相士的预言虽不具体，但还是使李超琼看到了自己官运的转机。五十五六的年纪了，再不跨入“道班”，何时“可跻方伯”？这次“过班起复”，应当报捐个“道员”，再不起步，更待何时？
“过班”是要花银子的。
整个辛丑年（1901）的下半年，李超琼都在为过班以及筹集过班所必需的银子而日思夜想，辛苦奔走。
捐纳制度，病国伤民，是有清一朝类似于吸毒的一大弊政。到了晚清，政治残破，内忧外患，捐纳制度不但相延不弃，反而变本加厉。
正四品的“道班”、正五品知府级的“府班”、六品的同知、通判和七品的“州县班”……最后还有“未入流”的“佐杂班”，各班都有“明码标价”，而且一概随行就市，上下波动。但官帽子不是萝卜青菜，可以爱买不买，而是吏部出面，强买强卖：四品道员以下，凡要得官，必须捐纳。
十六年前，经考试获得举人资格的李超琼，曾在吏部加捐办理过“知县尽先试用”。当时明码标价是四千五百两；至于道员，恐怕会要到上万两。而十六年过去，国运下行，最近价格也有了明显的下行趋势。关心他的朋友很多，曾在新疆做过布政使的老友陈尧斋专门写信来告诉他一个行情，最近朝廷在捐纳上又出了一个“二七折”的新的打折政策。陈尧斋判断，今年捐个道员大概只需要银子三千一二百两。
陈尧斋重点讲的只是当年捐纳道员的基本价格。此外，如有别的愿望，比如希望“定向分配”（派发到想去的省份），就得另外加付银子。李超琼当然希望定向分发江苏，这样，他在办理执照时，可以填上“指分江苏试用”六个字，同时为此加付银子，付多少，看情况。要不要加“尽先”二字，是直接“补用”，还是暂且“试用”，都是不同名目，不同标价，讲究多多。总之，每一个选项的实现，都得准备银子。即使只要筹集那已经打了折的、最基本的三千一二百两，对李超琼来说，也是个泰山压顶的大数字。
晚清的官场正在加速变成市场。经过上年“庚子之变”，朝廷为了筹银，一口气连开三个捐例：为陕西赈灾筹银的“秦晋赈捐例”、为顺天直隶的拳乱善后筹银的“顺直善后捐例”和“各省筹办边防捐例”。这三个捐例一开，官帽子满天飞。
国家再穷再破败，也不缺有钱之人，于是，愿意解囊买官者便蜂拥而入，其中大量是原本既没有科举功名又没有行政经验的商人。
关于道员的价格，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书局石印版《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七《阎敬铭奏折》提供有更为精准的数字：乾隆三十九年（1774）道员的价格为一万六千四百两银子；光绪三年（1877）为七千零八十四两；光绪十五年（1889）仅为五千九百零一两。
在李超琼记忆中，光绪十五年（1889）道员的价格是上万的。这或与阎敬铭奏折里的数字有些差距，但实际又是很正常的。其中因素很多：随时变动的行情；经办人从中加价的必然性；“买家”的附带条件，如“尽先试用”之类，都会招致加收“加急费”，不一而足。
朝廷通过捐纳卖出去的官衔，其实都只是空衔，而不是“实缺”——实际存在的官缺。买到官衔的人，都得奔赴各省，等候实缺出现的机会。各省的实缺，大体都有定数，一个萝卜一个坑，拔出萝卜才有坑。中央政府捐例大开，本来就“官”多“缺”少的地方各省，一下子迎来成批的候补官，立刻出现严重滞胀，无力消化。
就在李超琼风尘仆仆赶到京都的当月，由于各省纷纷叫苦，朝廷下诏，停止捐纳卖官。
朝廷的诏令还特别说明：江苏省在自二十六年（1900）五月
至二十八年（1902）五月的两年之内，将停止接受吏部分发来的道员。这显然是因为江苏省“坑少萝卜多”，道员实缺特别紧张，候补道员严重过剩。这也正应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句颇为不雅的俗话：江苏“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
当然，捐事关乎各方利益，诏令停捐，也只是说说而已。在中央吏部，负责卖官的局吏自有对策，他们可以“倒填日期，收捐如故”。在地方，“各督抚筹款困拙”，也都会积极开拓“货源”，增设实缺，建议中央恢复卖官。即使实在是“诏墨未干，难以转圜”，计划不如变化快，办法总比困难多，再作变通的空间总是有的……
对李超琼而言，他有够格的功名，有优秀的履历，有丰富的经验，正是地方行政最需要也最用得着的人，但令他愁苦万状的是银子。
候补官员也是官，丁忧期间衣食住行都有种种约束和限制。以江苏官场的陋俗，丁忧的官员一旦服阕，便是喜事，亲友们都会上门道贺，叫做“贺阕”。李超琼反感这种习俗，“衔恤之痛，终天无以自释，何阕之敢云？”为了避开这无法容忍的贺阕之俗，他只好在丁忧结束前两天提前进京。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李超琼从上海经海路到达天津塘沽。二十二日，登上了从塘沽开往京都的火车。他久久望着车窗外面向后飞驰的景物发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