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好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一位在张之洞［1］幕府任职的四川老乡写信告诉李超琼，南皮张公因听人说起时任阳湖知县的李超琼算得上是“江南第一好官”，便有意把李超琼调去任江阴知县。南皮张公，就是南洋大臣、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张是直隶南皮人，人称“张南皮”。
这一年，德国借口要在厦门驻泊海军舰只，欲索取金门岛作为海军的储煤基地。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当时的有识之士都看到，“非认真依照新法，急练劲旅，不足以为御侮之资”。面对列强的觊觎，张南皮大声疾呼，呼吁迅速编练一支新式陆军。他向朝廷呈递《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提出“拟在江南练陆军万人，而以洋将管带操练”，以加强长江防务。
这支军队编练成军后，就命名为“自强军”，自强军又称南洋新军。它仿照德国军制，装备新式武器，由德国军官为教官，并担任军队各级单位的正职。先驻吴淞，未来将改由中国将官统领，移驻江阴，加入江防行列。张南皮还亲自编写了自强军军歌：“誓奋发，自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每天要自强。”
江阴处长江咽喉，但那里光有重兵和要塞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良好的“军—地”和和谐的“军—政”关系，好的军地关系和军政关系，都需要配备好的地方长官。
十月，李超琼去南京谒见南皮张公。在两江总督府的签押房里，第一次亲眼见识了这位大人物。张南皮会见下僚，一律只安排在专司收发的签押房里。他问的问题，倒是很全面很细致。话题固然以军国大事为主，却也少不了夹杂进些世俗气的“求田问舍之类”。
张南皮出行，八抬大轿招摇过市不算，前头还用骑兵、步兵组成的仪仗开道压阵。总督府门前赫然悬挂一对楹联，联曰：“纵横百家，才大如海；安坐一室，意古于天”。因为向往过切，李超琼内心里很有些失望，这位洋务运动领袖 “为满为骄”，口气好大。没见之前，总听说南皮张公是位视野开阔、志向宏远的大政治家。见了人才知道，他也不过是一个自是自大的寻常官僚。（“昔闻南皮经猷宏远，而不意其乃一自大之显宦而已。”）
据这些细节，李超琼自然很实际地担心起自己未来的境遇，以自己现在的性子，将来该怎么在这样一位大人物眼皮子下面为官做事呢？（“先坐此病，容有济乎？”）
当时，那个只为一己私欲，占据了元和知县位子的叶怀善，已经放出风声：愿意考虑让出元和，请李超琼回任。于是，面对江阴之任，李超琼就“不可不谋退步也”。果然，二十二年（1896），李超琼仍留在了元和，暂时没有去江阴。但是两年以后，二十四年（1898）初，他还是被卸掉了元和职务，调去任了江阴知县。好在此时高层的人事格局稍有了点变化，两江总督换了刘坤一［2］。当然，自强军还是在张之洞手里。
江阴既是江防，又是海防。它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军事。秦汉以来，历朝历代都在此设重兵布防。康熙中叶起，在江阴设副将，同时再派遣一个游击将军分驻在与江阴隔江相望的靖江，使得南北两岸，臂指相联。这就是所谓的“以一将权，而成犄角之势”。
鹅鼻嘴是江边的一处制高点。李超琼有一首诗，抒写登上江边鹅鼻嘴鸟瞰长江的感受：长江锁钥此严关，隔岸嵯峨壁垒环。三里三分轻棹过，谁牵月夜钓丝还。［3］
成书于光绪四年的《江阴县志》卷六“形势”说：“大江自西南奔注，亘邑境东北，而入于海。其沿江都邑，金陵为南七省咽喉，京口为南北锁钥，江阴乃江海出入门户也。”［4］讲的就是江阴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实际上，光绪四年，大清国的江海第一门户还算不上江阴，而是在江阴以东的数百里的吴淞口。吴淞口成为“江海出入门户”的历史已有二百多年。顺治年间就开始在那里设置炮台，康熙朝又有所加强。道光二十二年（1842），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为抗击英军入侵，就战死在吴淞口炮台上。
不幸的是，甲午战争以后订立的《马关条约》，把上海定位为“通商之埠”。在各国列强的说辞中，停在吴淞口的中国军舰和炮台，越来越显得碍事和不协调。清政府屈从，于是，中国的江海出入门户从吴淞口屈辱地退至江阴。
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十一日，江阴知县李超琼意外地见证了江阴实际成为“江海出入门户”的那个历史性的日子。
那天早晨，他去黄山军营走访自强军统领、水师提督李寿亭将军，没有相遇。于是他“循江堤而上”，顺便巡视江防。
站在江堤上，他远远看到有两艘铁甲军舰泊于江口。这是怎么回事？李超琼下了江堤，在黄田港驳岸找来一艘红漆小艇。登艇出江而往，向那两艘军舰驶去。
这两艘军舰，一艘叫“南瑞”，一艘叫“南琛”，由崇明镇总兵陈印波将军统率，昨夜刚抵达江阴。李超琼登上南瑞舰，见到了陈将军。陈印波老健朴诚，是李超琼心目中敬仰已久的一位“粤东宿将”。但陈将军带来的消息令人十分沮丧：吴淞口炮台被裁撤，而英国人又借口保护中国的出海口，调来了他们的军舰，在吴淞口海岸的南北洋面严密集结。陈印波说，今后，吴淞口所有的中国军舰都将陆续退驻江阴。
稍早些，约在四月里，与李超琼到江阴知县任差不多同时，新任自强军统带的李寿亭将军率领陆军十营已经从吴淞口移驻江阴。而现在，海军军舰也退到了江阴。应该说，从李超琼遇见陈印波将军这一天，就是清政府把“长江门户”吴淞口拱手让人的日子。中国的长江口从此“无复关键”。
中国的陆、海军退守江阴，试图在江阴再建门户。
李超琼任江阴知县只有一年，但他这一年的政绩无愧于“第一好官”的评价。
初春刚到任时，江阴“方苦淫潦，积雨已逾四旬，以为蚕麦皆病也”。但是到了六月，麦子获得丰收。蚕茧收成则比上年翻了一倍，是五年来最好的年成。
夏季，米价翔贵，长江南北都因闹米荒而引起社会骚乱。只有江阴例外。由于县令李超琼及时采取了正确的平粜之策，江阴县不但做到“各营兵米不缺于供”，而且确保“民间亦无悬釜之虑”，江防巩固，社会晏然。
这一年，江阴迎来了一个难得的丰收年。“据父老言，为三十年来所未有”，“稻每亩收至六七石，棉花亦有收至二百斤外者”。民乐丰盈，租赋胥易。
这一年里，李超琼发起疏浚白沙港、蔡泾河等河工，工程总量共六千五百余丈。修成后，足以灌溉农田数千亩，解决了江阴历史上数十上百年的水利建设欠账。
李超琼治理社会民风，既扶正，也祛邪。他一方面广泛甄采乡民中的“行谊之可风者”，其中包括拾金不昧的卖柑少年周锡君和杨厍农民邹根全，也包括“乐善不倦，事母至孝”的老农高景中。对他们的事迹，李超琼都亲自“以匾旌之，并助以甘旨资”，颁发荣誉匾额和奖金，有力地弘扬了社会正气。同时，他严厉打击盗抢犯罪，对被惩处的陈根宝等八人，“皆详其劣迹，制粉牌榜之閤门左偏”，公诸于众，迅速扭转了江阴“县久患盗”，“民无安枕之日”的困局，使得“一时匪类徙避，比户恬然”。
这一年，李超琼上下左右的关系也是总体和谐的。江阴属常州府，常州知府有泰对李超琼给出的评价是最高的。有泰说他自己在江南任职五年，能看得上的官员，只有李超琼（“入吴五年，惟识一李某”）。
作为军事重镇的地方官，李超琼对军政关系更是十分在意。在江阴，他经常亲赴黄山兵营，拜谒自强军的各位官长，商议地方应办事宜。就连与自强军的高级军官之间的迎来送往，称觞作嘏，也一向殷勤有加。军人都豪爽，见了面，难免要喝上一口。李超琼上了点年纪，体力已不如从前，而个性又不善避酒。来到军营，与军人同坐对饮，常常因不胜酒力而醉倒。
统领自强军的李寿亭，字占椿。江西人，出身寒苦。咸丰八年投奔湘军，转战多省，屡建战功，由把总、守备、参将，一路晋升为总兵。甲午中日战争前，他奉命镇守南京江防，后又曾两次率军北上勤王。二十三年任江南提督，拜建威将军，节制水陆各镇。提督，是堂堂一品军职，驻节江阴，很有几分一方诸侯的威风。但这个李寿亭在军政关系上，也一贯小心翼翼。他对驻地的行政长官、老县令李超琼，不但尊重友善，而且常来常往，关系热络。
自强军觞
“第一好官”之说，出自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评价，也算是李超琼的一份荣幸。但当他接过江阴县印，一出现在现实的江阴政务中，四川山里人那种“直言当路”的作风，就足以把大帅张南皮气得双脚直跳。
到任的第三天，县衙里缉获了汪汉廷等三名盗匪。一经查讯，这些人是一群“暋不畏死之徒”，都曾是在自强军里当兵多年的“营勇”，后来因种种原因被部队裁撤下来，又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于是就留在江阴本地，不务正业，到处流窜混日子，最后，铤而走险，为维持生计而犯下了盗抢勾当。
十月底，江阴城北的万兴烟土店遭抢劫。李超琼一查问，嫌疑对象又是自强军营勇，而且是现役的。于是，他专门前往自强军驻扎在黄山的兵营，客观地向李寿亭将军通报了的情况。他告诉李寿亭，此案被抢物品不算多，但街市上的舆论“皆指为自强军所为”，影响极其恶劣。
几天后，又有东城内章姓人家遭抢劫。事主向官府反映，夜间有黑衣匪徒“逾垣而入”，“持刀恐吓”，屋内的衣服和物品被“抢劫殆尽”。事主言之凿凿，匪徒之中，有一人身上那件自强军的洋装军服上还印有文字，“炮兵一队刚号”。所以肯定是“自强军所为无疑”。
为了核实，李超琼亲到案发现场进行了勘察。他判断，这起案子为多人所作；且有自强军营兵参与作案。物证是他亲自在现场捡到的一根从自强军军服内袖里撕扯下来的布条。
于是，李超琼在江阴城乡各处公开悬重赏捉拿罪犯。一个月后，涉案的赵老六、高老九两盗犯被抓获。两犯供认，他们实际是一个六人盗抢团伙，为首的叫黑皮。城东张宅盗抢案正是他们所为。因六人中有人与自强军关系“稔洽”（热络），所以，盗抢以后的“窝留勾结”，都是“营勇所为”。
于是，江阴县发函至周边各府、县，“皆以协缉托之”，请求协同捉拿其余案犯。
当得知首盗黑皮正“匿迹镇江”，并且掌握了确切踪迹后，李超琼便立即“手缮朱签追拏”，将黑皮拘捕到案。黑皮对自己的盗抢行径供认不讳。
使李超琼震惊的是，这个黑皮，真名张善臣，竟然是自强军中的一个官阶不小的中级军官。操着一口熟悉的汉江话，一听就知道是四川老乡。
看着身陷囹圄、重枷锁身的张善臣，李超琼好不心痛。张善臣自幼投奔李寿亭的果顺营，随着李寿亭转战南北。后来又在勋字营、霆庆营都干过，也都累积战功。这几乎就是一个从战争烽火中成长起来的职业军人，他出生入死，从一个普通战士一步步提升，官至“游击”。这样的人，不在军中熬前程，却去做打家劫舍的匪徒，而且抢的又都是些并不值钱的家常物品，为什么？因为穷。
李超琼又进一步提审其他案犯，所供“大致不谬”。盗抢罪，在大清朝是按律当斩的。可怜这些战功累累的军人“贫而为盗，至罹于法”，不但军功、勋阶都弃之不保，连脑袋都保不住。
对事件的深层原因，一位自强军的高级军官向李超琼透露过：“将领之富者，皆由虚额等弊而来。”江阴自强军的建制为十三个营，其中步队八营，马队、炮队各两营，工程队一营。每个营核配兵额二百五十人。实际空缺十分严重。就兵额较多的炮兵营而言，每营不过一百五十人，步兵营还都远不及这个数。国家饷银和装备都按核配兵额拨付，实际兵员越少，可吃空额越大。高官一心敛财，必然对营勇动辄裁撤，并且必然“安顿不善”。
黑皮犯案，引起了李超琼许多感叹。他一叹朝廷，朝廷“岁费数千万金以养此军，而仅能作贼，吾中国武备乃如此，将何以侮外患乎”！二叹南皮张公，这支张公亲自创设、苦心经营的新军，徒有自强之名，却无自强之魂。刚一成军，就沾染了旧式军队的痼疾，拿什么去“矫中国之弊”！
李超琼可能忽略了办案过程中的一个反映军方态度的小细节。在确认逃案犯中有一个是自强军营勇之后，他曾认真请托自强军将领张化龙在军中了解。张化龙是自强军副统领，为人忠厚老实，且一向对军中腐败深有不满。但是，直到案犯全部抓获，张化龙才来回复李超琼的请托，一本正经地重复了一遍已经众所周知的信息，盗犯中果有自强军的人。那么，这人是谁呢？张副统领支支吾吾地称：“特不得姓名耳”。姓啥叫啥都不知道，不等于没说吗。张副统领在关键时刻的敷衍搪塞，其实是明白地给了李超琼一个信号：军方是很不希望这类丑事被深究的，更不希望被张扬。
可惜的是，张化龙的反常，李超琼好像根本没在意。
年关将近，“撬门入室行强”、“谋财害命”之类的恶性案子在江阴县城乡一件接一件地发生，而且几乎件件都与自强军有关。李超琼一一接案、勘察、取证、审讯，然后按律清结。有时候，他想想自己，身为县令，终日“劳劳于此，已可哂已”，一天到晚为这种杀人越货的破事操劳，真是太可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