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署阳湖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二十七日那个烈日当空的下午，李超琼启程赴阳湖知县任。
登上官轿离开元和县衙署时，便有元和乡民“环跪持香”，“攀留”，以致“舆不得行”。李超琼下了官轿，步行走出衙署大门。门外情况更乱，乡民一拥而上，抢着把县令的两只靴子脱下，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县令的挽留。
官轿载着李超琼好不容易突围而出，在胥役和乡民百余人的簇拥下，“历濂溪坊、临顿路、过青龙桥，经颜家巷转干将坊、铁瓶巷、镇抚司前街，再越太平桥，出养育巷，下司前街，折而西，经善长巷、线香桥、来远桥而出胥门”。
在胥门外码头上，依依作泪，环跪叩送的仍不乏其人，其中包括一些长期受到严厉约束的经漕书吏。
李超琼此去阳湖，是与阳湖县令叶怀善“互调更署”。对这样的人事安排，李超琼很敏感，在他看来，其中必有私人谋算，主要是阳湖知县叶怀善时时惦记着官守的繁简肥瘦，还试图在调动中获得额外的经济权益。叶怀善的谋算和李超琼的敏感都来自传统的体制特点。州县级官吏负责向百姓征收税赋，只要向省和中央报解规定额度（地丁、契税、鱼科、官产收入、生息银两等）后，就可以用其余额开支自己的行政经费（额定的公费支出、办差费用、上司摊派、陋规馈赠、雇用幕友、豢养家丁等）。官员视财政事务如同家务。所以，有史学家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体制实际都是“家产制”，还有人认为，“州县官就是一人政府”。
官缺有肥有瘠，所以叶怀善想要谋取元和知县，所以每年的征税忙季他都不想错过，所以，年初正月十五，藩司衙门出牌示明确叶李调署，无非是想赶在三月“上忙”（上半年收税）前让李超琼卷铺盖走人。李超琼强调，元和县因己丑年涝灾停征漕粮，县财政“无涓滴之入”，元和又是“首县”，省里“抚、藩、臬三宪”摊派下来的“供亿”、苏州府的迎来送往所需的“供张”，都是县里的巨大开支，县财政债台日增，亏累难消，走不得；自己上年的钱粮报解尚未清楚，一时也走不了。
一计未成就退一步，六月十五，藩司再出牌示，要求李超琼去阳湖赴任。这是要在六月“下忙”开始前，把李超琼挤走。
叶怀善的咄咄逼人，还有人事因素，藩台邓华熙对李超琼的憨直心怀忌恨。李超琼感到，叶是“将借此陷我矣”。叶怀善与邓华熙的公子又有商务关系。藩司，正式名称是“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财政和人事。来自藩台的压力，小小县令是顶不住的，就算洞悉内情的巡抚奎俊［1］也爱莫能助。
李超琼虽然感叹“人自趋利，我求免害而不能得。”但也只好“惟听其所为，不与竞利”。
阳湖县，清雍正四年（1726）由常州府首县武进县析分设置。在常州府东部，民国元年（1912）撤废。
叶李调署一年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初一日，藩司再出牌示，令叶、李二人“各回本任”。这又是一次“忙”前急调。李超琼向上禀告，自己“公款计亏银一万三千两有奇”，本指望“下忙收后乃可清解”。阳湖“下忙”前调动，显然不利于实现填补亏累的目标。
但是，藩司的命令是难以违抗的。有位叫童米孙的候补官员出主意说，要不去求求陆凤石大人。陆凤石，字润庠，是同治十三年状元，现以母疾返回苏州，正总办苏州商务，在苏州政、商、文化界名头最大。一旦陆老出面关说，当必有济。
李超琼不同意，他认为，自己前日之禀“缕缕数百言，皆确实语”，“乃真情实事”。上官若能听得进去，就可能免去元和的一些亏空；如若不听，就只好“连数依然”地拖下去。这不是我急得出来的事。如果再去“乞怜于人”，那就等于把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都白白丢失了，“我不为也”。
据理力争的结果是，藩司同意李超琼暂缓两个月回任元和。叶怀善“啧有繁言”，表示不满。但他对元和县的“下忙余润”仍“有争心”。
进入九月，李超琼的眼光也紧盯着阳湖的钱谷账目，“手抄目览，神为之疲焉”。中旬，下忙收数有了三万五千两，大大超出预期。刨去上解部分，还可以用来填补部分历年亏空。
九月二十一日，怪事又来。突然收到叶怀善的一封来信，说是他暂时不想回阳湖本任，须到明年二月再作考虑。而当天，常州知府桐泽也致信苏州知府谭泰来，转达巡抚和藩台的指示，着李超琼先回元和，阳湖知县由常州知府暂先委派武进知县兼理。事既两歧，常州府颇觉诧异，决定让李超琼赶去苏州省城打听清楚。
到了苏州，李超琼先赶去问藩台邓华熙，邓推说你去问巡抚。巡抚问明情况，表了个态，“我原谓各做各缺最好”。然后，还是让李超琼去问藩台。再至藩署，藩台邓大人辞不见客。事后，他收到了藩台邓华熙的一封书札，意思说：现办秋勘之际，未便纷纷更动，仍饬留署。
这时，李超琼才算领教了叶怀善的能量，“诚自由欲去，则催上官挂牌；不欲去，则胁上官下札。随其意之所欲，无不如志，而上官亦若奉为金科玉律也者”。
同样是个县令，叶怀善之流可以做得长袖善舞，翻云覆雨，“独怪夫大官之深信也”。李超琼痛苦地想，“小人道长，世运致然”。自己一身被摆弄推挤，原不足为道，而整个官场真由叶怀善之流当道，国家的大局就岌岌可危了。
第二天，李超琼再去藩司署，拿出昨日的信札，请藩台邓华熙明示。邓果然当场就拿出了新解释，说是自己想借重叶怀善会办洋务的特长，所以主张双方“各暂留署”。
李超琼愤怒地打断了邓的忸怩辩解，明确告诉他：说到“义利之界”，我李超琼平生明白得很！别说这点儿“收漕之润”，即使是“千驷万钟”的大好处摆在面前，也难夺我的官守。您不要小看了天下的士人！（“义利之界，平生颇明。微论收漕之润，即千驷万钟，无因至前，固有不夺其守者。公毋轻量天下土也。”）
那天未刻，苏州城乡出现地震征兆，“地鸣如钟，如有物作吼”。当所有人都在为一场灾异即将降临而害怕时，李超琼还处在盛怒之中，他激愤地说：人世间的不公还没厘清呢，要你老天爷急着来参乎什么！（“人事不修，于天夫何尤！”）
晚上，李超琼又去了巡抚衙门。巡抚奎俊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总督午帅一向极其推重你，说你“历官又有声，复长于文章，不愧通品，幸无懈志”。午帅正期待着明年春天，你回任元和，再来助他一臂之力呢。
尽管对官员调署的暗箱操作不满，但李超琼司牧一方，造福一方的初衷丝毫不改。
光绪二十年（1894）秋，阳湖县出现旱象。“农田车戽之力已罄，而所救者微。高乡已有成灾者，念之殊惴惴。”八月，旱象有所缓解，但各图灾报频繁，看来荒象十分严重。九月，李超琼驱舟行乡勘荒。
九月初四，至定东乡之马杭桥停泊。后，旋历四五都各图。经“履勘”，确认二图受旱较重。究其原因，是当地的羊桥塘河久淤而未浚，“故得水甚艰”。询问当地的诸位父老，父老们都说：治这条河哪有那么容易！午后进入定西乡，勘察那里龙游河口，他了解老百姓为争水而起的纠纷后，下令拆除堤坝，让河水大家分享。当夜，船就停泊在湖塘桥下。
夜雨，彻宵不止，次日天明越下越大。李超琼舟行定西各图，整个上午都在雨中勘察荒象，午后竣事，始复返棹。转到马杭桥停泊。雨声入夜仍不止，心情“为之闷闷”。
初六日，李超琼继续冒雨至各图勘荒。“往来之路，泥泞不易行。乡农之来扶掖肩舆者甚众”。他发现旱情最重的是昇西乡，原因是“地处高亢，河道皆旱涸故也”。父老乡亲们围着他诉说灾情，他听着不禁“为之怆然”。各图董事也接二连三前来拜见，小船整天都停泊在昇西，无法移动。
初七日，雨。他把当地一位家学深远的乡董虞孝阶先生请来船上，谈了很久。下午，舟行历金家桥、从政乡等处，到太平乡的运村镇停泊。这些地方的被旱情形，都比昇西桥为轻，但是现在苦雨连绵，会不会又将变成涝灾呢？来见面的乡董和父老们，都是嗟吁连连，李超琼自己“亦为之惴惴焉”。
初八日，黎明即起，“晴光时露，天气已清”。船夫解缆，向东而行。午间到达潘家桥，这是新塘乡的一个集镇。李超琼登岸，勘视各图被旱的稻田。回到船上后，又有乡董陆孝隆来见，谈话持续很久。再南行，进入安尚乡，经戴溪桥镇，过塘门桥，而抵洛阳桥。洛阳桥也是个集镇。当夜，李超琼作诗二首，其中一首说：
洛阳北去三千里，底事溪桥得此名。愁思满怀消息杳，误疑啼鸟事鹃声。［2］
初九日，是重九佳节。船夫天不亮就开行。到达戚墅堰，已快到辰时。当地绅耆陆续来见。送走客人，又登岸，去县域东北各村勘荒。往来冈阜间，也算有了点“登高之兴”。归舟后，又驶而南，泊横山桥下，又在横山脚下一番勘视，再回到船上，日色已暮。
初十日，船行到丁堰镇。李超琼又去丰东廿三都一图等处勘荒。傍晚才回到县衙。
十二日晚上，李超琼通过与同僚交换阳湖各地的荒歉情形，共同得出结论：“秋旱既久，农田遂以成灾。”他们的忧虑也是共同的，督、抚们一向都“挟不肖之心以待州县”，所以即使“据实上闻”，也会被怀疑是“捏荒私征”。
这种感觉，真令人心寒。“于不欺者而疑其欺”，实际就是助长欺瞒，“驱君子为小人”。这样下去，“吏治焉得不坏”？
他们牢骚满腹：倭奴之轻视中国，其实都不是没有根由的，都希望中国哪天能出个明白人，来彻底改变这一切。
十一月初，李超琼踏勘受灾田亩后屡次呈送的灾情报告，都受到藩台的批驳。这些上呈的禀文，都是李超琼亲笔成文。因为衙署里的师爷全都会习惯性地迎合藩司意图，所以他干脆不请师爷代劳。李超琼反复掂量，认为“民力重困”，自己的“前禀皆实”，决心“必与力争而后已”。
光绪二十一年（1895）风调雨顺，阳湖迎来了一个丰收年。当年十月，昇西乡绅董恽凤仪、卞方城等人出面，倡议兴办箬帽顶一带支河的清淤工程。
箬帽顶一带的河流，已淤塞了六十余年。由于无人组织，地方长期无力开浚，以致水利尽失，小旱小涝都会酿成大灾。李超琼立刻表示支持，不但帮助拟定章程，发动募捐，组织全图民工自带干粮参加挑挖，还带头从自己当年的养廉银中捐出四百千文，以资助疏浚河道。工程迅即开办，于次年正月中旬顺利完工。
那年，经过筹划，李超琼还在常州城里开办了“致用”和“经古”两座改良书院，不教“八股”，而专教“天算”、“舆地”、“经史”、“词章”。
同为一县牧令，各人做派不同。叶怀善攀附上了新任江苏巡抚赵舒翘。在赵舒翘眼里，江苏官员很少有他看得上的，唯有叶怀善，被他称为“吴下第一”。
有一次，李超琼巡乡调研茧情，从横林镇返回。途中与叶怀善的官船相遇。只见叶的船队“高悬红旗，大书‘叶’字，以炮艇七相随，意气轩昂，自为炙手可热之状，睨之若无睹也。”这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里的事。那年七月，叶怀善嫖娼事发，又连带牵出行贿、串供、反诬等一系列恶劣行径，遭到了言官纠劾。叶怀善在元和县掌权两年，酿事多端，终于一败。八月，叶怀善“因案撤任，听候查办”。藩署这时才牌示调令：调署阳湖县知县李超琼饬回元和县本任所。
八月十八日午后，密雨如丝，阳湖县特地租来轮船送李超琼回元和。轮船鼓浪而东，其速如马。李超琼出行从未有过如此排场。而这点铺张，新阳湖知县分明有点为他扬眉吐气的意思，他也破例接受了。
李超琼拜过长官，又会同僚，为“官中直道之不易行”的现实好好感叹了一番。下午才得空拜会前任叶怀善。叶怀善表示，自己这次是“撤任”，不是体面的调离，很担心李超琼会趁机“发瑕抵罅”，落井下石。叶说，如果真这样，自己恐怕就不可堪了。李超琼回答说：“薄人于险，君子不为。余必不出此。”
但是，几天后，当他到胥门外驿站去点收叶怀善移交下来的属于元和县的马匹，见到当初交到叶某人手里的八十多匹马只剩下了半数，而且，半数中只有十八匹尚属健壮时，心里好一阵难过。再过几天，李超琼等叶某完全搬离，移入元和署办公时，见到“官廨屋庐孔多，芜圮殊甚”；点卯时，发现署内书役胥吏又有增多；点验在押囚犯时，看到“自新所”里，“为数实繁，且呼冤者比比”，心里又升起了对叶怀善之流的深深厌恶。
在于叶怀善结算交代中，叶亏钱达一百七十千文之多。但对方已经被撤了职，死猪不拍开水烫，李超琼只好自认吃亏。［3］
［1］奎俊（1841—1916），字乐峰，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历任福建延建邵道、福建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抚。光绪十八年奎任江苏巡抚。光绪二十一年任陕西巡抚，二十三年署理江苏巡抚，廿四年后，历任四川总督兼署成都将军、理藩院尚书、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 刑部尚书、吏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内阁弼德院顾问大臣。1916年卒。
［2］诗选自李超琼《石船居古今体诗剩稿》阳湖初集，苏州工业园区档案馆馆藏。
［3］本节未加注释或说明的情节和引文均出自《李超琼日记（元和—阳湖—元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