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还可说一句，皇上的尿毒症至少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在那时并没有透析技术、无法换肾的历史条件下，皇上能够平安度过十几年，已经确实不容易，已经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奇迹。经过几个月操劳，身体出点状况，应该说是合乎情理、合乎逻辑的，我们不应该对清政府的这些公开宣布一律怀疑，否则我们真的得不到历史真相。
在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下，君主的健康是帝国的最高秘密。皇上发病，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当然不会主动向外界通报。而皇上这次发病应该与政治日程有关联，也就是说，康有为阴谋败露后，皇太后和一些人怀疑皇上与康有为的这些阴谋有关联，这不能不使皇上感到很委屈和冤枉。这大约就是他撂挑子宣布恭请皇太后协助处理朝政、垂帘听政的重要背景。
垂帘听政在过去若干年多次出现，并不是什么非常了不得的事情，至多回到皇太后退居颐和园之前的政治格局，皇上与皇太后共同主持朝政而已。事实上，我们也从此后的文献可以看出，皇上并没有被完全剥夺处理朝政的权力，他依然独自发布谕旨，同时也发布“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大清王朝的政治中心并没有发生严重偏移，皇权依然是大清王朝的政治权力，依然是不容置疑和至高无上的。皇太后只是通过皇上干预政治，并没有完全绕开皇权单独行使权力。皇太后三度垂帘的体制一直延续到1908年。那一年，皇上与皇太后相继去世。所以我们如果从善的历史观出发，就不应该刻意强调皇太后出园训政是一场政变，他们母子二人权力分配说到底只是他们自己家的事，在家天下的时代，这也是别人最没有办法的事。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就是保证大清王朝永不消逝、永不变色，保证满洲贵族永远成为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所以，荣禄刚刚接受中央朝政时对袁世凯说，他们这些臣子的日子并不好过，既要听老祖母的，也要听皇阿玛的。他们不是在两宫之间寻求平衡，而是两宫都是对的，他们的功能是使两宫永远都能够和睦相处，皇权中心永远不能偏移。
如果不以先入为主的偏见遮蔽我们的眼睛，那么我们应该承认皇太后再度出山协助皇上处理政务，并不表明皇太后将皇上一脚踢开，大权独揽。事实上，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皇太后之所以成为皇太后，就是因为她有一个有出息的儿子，假如真的将这个儿子废黜了，罢免了，那么皇太后也就不再是皇太后。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整个大清王朝政治架构中，最维护皇权利益的，肯定莫过于皇太后。她的利益真的与皇上安危密切相关。
应该说，荣禄对朝廷政治格局的分析是对的，对自己未来政治角色的理解也是对的，所以在他的主持下，康有为事件给朝廷带来的危害和政治上的动荡，减弱到最低程度。
在荣禄前往北京任职的同一天，一直负责处理康有为事件的步军统领崇礼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详细汇报了康有为案情的来龙去脉，及到目前审理进展，以为康有为结党营私，诱言乱政，牵涉大小臣工多名，案情极为重大。按照惯例，这样的大案非步军统领衙门可以承担审理责任，而是应该循例由朝廷钦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步军统领衙门审讯，以昭慎重。
崇礼说得有道理，朝廷当天（9月26日，八月十一日）就批准了这个建议，并对处置此案中的所有人犯划定了一个大致范围和政策底线。由于英日两国公使请求，大致可以将张荫桓排除在康有为案件之外，而且从实际情形看，张荫桓确实没有介入康有为的阴谋，其人品虽然不是那么好，并遭到不少举报，但鉴于其并非康党，也就不要扩大化，可以将张荫桓排除在案件之外，交刑部暂时看管，听候处理。至于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等，均由朝廷委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行审讯，并提出处理方案。此外，官绅中被康有为煽动影响、受其诱惑的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事情应该查清查实，但处理可以尽量从宽，以示朝廷明慎用刑之至意。第二天，朝廷又下发一道谕旨，加派御前大臣会同审讯徐致靖等一案，并限三日具奏。也就是说，朝廷准备在9月30日（八月十五日）或稍后结案，似乎不愿将这个案子无限期延后。
朝廷表示不会过分追究胁从者的责任，当然不意味着不去查清事实，弄清真相。其实，当事件刚刚暴露时，各方面的举报很快汇集到了朝廷，从而使事情的真相及来龙去脉越来越细，各自的责任也就越来越明白。
9月27日，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表示根据外间传闻，康有为弟兄所犯案情重大，其党羽同谋者，在朝廷内部则有张荫桓、徐致靖、谭嗣同、林旭为头目，胁从者还有杨深秀、宋伯鲁等；在外则以黄遵宪、熊希龄为心腹，而陈宝箴、徐仁铸等附和之。此外尚有梁启超、麦孟华等数十百人，蔓延固结，党羽遍布。甚至有徐勤等人转赴日本发展势力，与孙文合作，设立大同会。按照黄桂鋆的揭露，康有为等人这大半年来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帮助朝廷进行改革，而是私通敌国，谋夺政权，推翻朝廷。鉴于康有为等首犯尚未缉拿归案，为防范这些人铤而走险，黄桂鋆建议朝廷对于张荫桓等已获罪犯，速行处治，以绝其望，使为首者不能漏网，为从者不致生心。果如此，即外人欲来干预而事已大定，无所施其术。对于朝廷已公开宣布不属于康党的张荫桓，黄桂鋆依然要求清廷将其迅速处死，理由是张荫桓平时就声名狼藉，品质恶劣，虽非康党，亦应参照屡次被参罪名，从重惩处，以儆奸邪。
在黄桂鋆向朝廷提交奏折的第二天（9月28日），国子监司业贻谷也向朝廷提交了举报信，指控张荫桓与康有为往来最密，通国皆知。康有为时宿其家，无异家人父子。数月以来，种种悖逆，张荫桓实与康有为同恶相济。而且，张荫桓长时期身处外交岗位，与各国外交官来往最多，勾结最久，动辄假借洋人之势，挟制朝廷。现在张荫桓终因康有为叛逆而被逮捕，担心他和徐致靖等人都会被列强出面保释，或要求朝廷从轻发落。朝廷听从列强的这些要求将使国法不彰，而不听从这些要求或建议，势必影响邦交。这是朝廷的两难，因此建议朝廷快刀斩乱麻，迅速定案，早正其罪，既维护纲纪之严整，又使列强无从干涉及过问。这显然都是希望朝廷从严从快惩处张荫桓等人。
从严从快惩处张荫桓、徐致靖以及一切涉案人员，无疑合乎朝廷的利益，只是从先前盛宣怀等人的建议与提醒，从列强的要求与反应，以及从大清王朝整体利益进行考量，似乎还不能这样做。更重要的是，就在朝廷下令严厉追究康有为一案来龙去脉和细节详情时，几乎所有涉案人员尤其是那些已被抓捕的人员，都有各方面大小不同的力量出面活动，从各个不同方面向朝廷施加压力。
张荫桓的情况不必说了，英日两国公使出面，使张荫桓免于一死大约已成定局，即便是徐致靖也有各方面力量予以保释，向朝廷运动，甚至动用了李鸿章、荣禄这样的关系。根据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李鸿章与徐致靖的父亲是同科进士，又是密友，私交很深。所以当徐致靖被捕后，李鸿章就想方设法挽救徐致靖。他当然也很清楚，在目前最敏感的时间点位，由他出面去保释徐致靖似乎不太合适，于是他动脑筋说服当朝首席军机荣禄帮忙。他们商定的一个标准说法是，徐致靖不过就是一个书呆子，只是喜欢与那些名流唱唱昆曲，下下围棋而已，既没有介入康有为的阴谋，也没有参加康有为的活动。他过去几个月显得非常活跃，其实并不是他个人在活动，而是他太好说话，是他的名字被康有为等人所盗用。那些以他的名义所上的奏折，很少是他自己写的，很少是他思想的真实流露。所以，对这样的书呆子还是不要像对谭嗣同等人那样为好，以示朝廷分清是非，区别对待，为首严惩，胁从从宽的精神。
至于杨锐，由于他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而且确实没有介入康有为的阴谋，即便在平时也瞧不起康有为的做派与主张，实际上是康有为的反对者，只是由于在这次重大政治转折过程中，皇上确实向他发了一个密诏，而正是这个密诏导致了后来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现在皇上处在一个难堪的困境，有理说不清，大约出于对皇上的信任与敬仰，杨锐在这个关键时刻实在不愿将那份救命的密诏拿出来为自己解脱。不过，杨锐的冤屈似乎在当时也不是什么秘密，况且他与张之洞有着这样密切的关系，张之洞也决不会见死不救。据说杨锐于9月24日凌晨在绳匠胡同寓所被捕后不久，消息就传了出去，张之洞及张的幕僚就想方设法予以营救。张之洞致电盛宣怀，请其转请已经奉调中央政府层面参与负责的王文韶、裕禄等要员，说明杨锐不论从政治思想、政治主张，还是其行为方式，不仅不是康党，而且实为康有为的反对派，此次连带被捕，一定是个误会，请他们务必就近说服朝廷，免杨锐一死。
与杨锐情形相类似的还有刘光第。刘光第与张之洞的关系还有争议，但事变发生后，刘光第也与杨锐一样被逮捕，张之洞也像拯救杨锐一样，一并请求盛宣怀，请求王文韶、裕禄等人为刘光第说情。
李鸿章通过荣禄为徐致靖说情，张之洞通过盛宣怀、王文韶、裕禄为杨锐、刘光第说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是林旭，他的政治背景也不一般，为他说情的也不少。林旭出身贫寒，但夫人是福建高官沈葆桢的孙女，其岳父沈瑜庆为沈葆桢第四子，与李鸿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并在李鸿章手下听差很长时间。张之洞移督两江后，沈瑜庆转为总督府总文案，相当于办公厅主任的角色，此后一直追随张之洞。而林旭在福建有神童之誉，不仅受到福建学政王锡藩等人的赏识，而且受到曾任福建将军的荣禄器重，荣禄一度希望拉林旭入其幕府。所以当林旭被捕后，自然形成了一个营救的网络。
至于谭嗣同，他不仅有其父谭继洵的官方背景，更重要的是，谭嗣同与江湖人物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据说当谭嗣同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江湖人物就准备以其特有的手段营救谭嗣同出狱。
皇太后出园训政的消息传出后，北京的情形就变得越来越复杂，朝廷下令加强防卫，在某种程度上说，朝廷也意识到局势处理不好就容易失控，酿成重大问题。一百年过去了，现在许多问题越来越清楚了，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当时在社会舆论上确实存在着一个对皇太后干政的反对思潮，许多人确实不太喜欢皇太后再度出山、三度垂帘，所以当这个消息传出后，据说刘光第就准备去劝说董福祥出兵勤王，遏制皇太后。不管这些行动具有怎样的正义性，但在当时确实是非法的行动，是对朝廷的背叛。
北京的局势越来越严峻，随时存在失控的可能性。怎样化解这个危机，怎样打乱这些反朝廷的阴谋，甚至怎样才能有效阻止那些高官为这些要犯说情，都成为朝廷当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朝廷在9月27日（八月十二日）下令加派御前大臣会同先前委派的军机大臣、刑部及都察院严行审讯徐致靖等一案，并限定他们三日具奏，其实就含有这个意思，就是希望尽早化解政治危机。
然而，北京的政治危机可能真的太严重了，朝廷甚至无法等到御前大臣等人将这个案件审理清楚，就于这个限三天结案谕旨发布之后第二天，匆忙将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六人押赴刑场公开处死，这显然是向中外宣示此案就这样了结了，即便有什么冤屈，那也是以后的事情，这肯定使国内外一切准备干预的人措手不及，一切营救行动了无意义。我们过去一直不能理解朝廷为什么不经审判就将这六个人予以处决，以为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对两百年清朝体制的颠覆，大清律例经过两百年的积淀已有一套相当完整的体制，什么罪行当死，如何处死，都有一套程序。现在，清廷匆忙处死这六个人，自然有不得已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就是形势危急，局势即将失控，只有这一招才能釜底抽薪，当断则断。
清查与防止扩大化
清廷以杨深秀等六个人的头颅化解了一场政治危机，挽救了大清王朝，挽救了满洲贵族，然而却使中国的政治改革突然陷入困境，中国的政治危机达到近代以来最严重的程度。这在此后数年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并最终将满洲贵族将大清王朝送进了历史。
实事求是地说，清廷在那种情形下，突下重拳，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更详细的情形我们不知道，但清廷之所以连三天都不愿意继续等，就在第二天痛下杀手，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