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相信，所有这些议论、上书都曾引起皇上和皇太后的高度关注，他们肯定也曾设想过利用恭亲王去世这一不幸事件去调整大清王朝内外政策，因为他们太清楚中国千年帝王体制下的政治运转规律了，哪一次重要政策的调整不是随着帝王或重要执政者的去世而发生呢？所以，在恭亲王去世后的那些天里，皇上和皇太后也在进行紧张谋划，他们期待政策调整能够有助于大清王朝的稳定与发展。
自恭亲王去世第二天开始，皇上在陪同皇太后祭奠恭亲王的同时，似乎就开始了新政改革的谋划，对于杨深秀等人提出的诏定国是，进行改革，以及正文体、王公大臣出洋游历，翻译西洋书籍，选派留学生赴日本学习等，皇上似乎都有考虑，准备正式提交御前会议讨论。
杨深秀的奏折于6月1日提交，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份奏折出自康有为之手。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因为保国会的事弄得他稍有狼狈，灰头灰脸，谤言塞途，宾客至交都吓得躲开，不敢与其往来，门可罗雀，其凄凉惨景与三月风光时成了两个世界，康有为心里非常郁闷，他又想到离开京师，返回故里。只是由于恭亲王突然逝世，使康有为忽然间又似乎看到了新的希望，于是他立马上书翁同龢，促其帮助推动皇上抓紧变法。
翁同龢是一个非常知道自我保护的人，他当然清楚皇上虽然对康有为比较欣赏，但政治高层还是有些人对康有为反感，他当然不愿被这个年轻人牵着鼻子走。因此他对康有为促其借机推动变法的建议并没有表示态度，但对康有为心生退意，则顺水推舟，借坡下驴，也很想让康有为这样的是非之人尽早离开京师这样的是非之地。
当然，康有为并没有按照翁同龢的期待离开北京，而翁同龢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显然与其最近的处境不太好过有关。不管他是否清楚恭亲王在生命最后时刻对他的分析，但他知道由于他的不慎或者说不当、无能，使他一手处理的胶州湾事件善后困难重重，后患多多。那些令人讨厌的言官对翁同龢一点也不客气，频频弹劾，弄得翁同龢心里自然不爽，总是期待寻找机会争取主动。他一方面希望康有为离开京师以缓解自己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担心康有为等政治新人都走了，自己更加势单力薄，因此，在康有为离开京师已不可改变的前提下，翁同龢希望康有为能在临行前做几件大事。这就是康有为借杨深秀等人之名连续上书的背景。
康有为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不论翁同龢此时的心态如何，康有为念着翁同龢在过去那些日子里对自己的抬举、举荐和保护，自然有责任在离开京师前再为翁师傅做几件漂亮的事情。于是在弟子梁启超等人协助下，康有为代杨深秀等言官草拟了几份奏折，建议皇上当定国是，辨守旧开新之宗旨，不得骑墙模棱。据说，皇上对这些奏折非常重视，甚至可以说直接导致了6月11日明定国是诏的颁布。
自恭亲王去世至6月11日这十几天时间，皇上除了有四天时间独自居住在皇宫，其余的时间差不多都与皇太后在一起。这些天他们究竟讨论了什么问题，由于档案史料匮乏，人们已经很难知道细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自6月10日开始发布的一些重要诏书，肯定都与皇太后协商过，或者本身可能就是皇太后的意思。
6月9日，皇上自宫中赶赴颐和园，在陪同皇太后的同时，也肯定商量了许多事情。第二天，皇上在向皇太后请安后宣布了几项人事调整案，授协办大学士荣禄为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调刑部尚书刚毅为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以镶白旗蒙古都统崇礼为刑部尚书。这三个重要人事案，显然不是随便发布的，一定是政治高层酝酿已久。这样重大的人事案，显然已不是皇上一个人的主张和心血来潮，不要说荣禄、刚毅这两位是皇太后的亲信，即便是调整他们的工作，如果没有政治高层协商一致，估计也不可能如此顺利。所以，我们不必相信康有为、梁启超在后来一再宣扬的帝后冲突，以为在戊戌年间真的存在着一个以皇太后为首的保守的后党集团，另一个以皇上为首的帝党集团。
康有为、梁启超在1898年之后的政治处境使他们可以那样认为，但是100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资料比康有为、梁启超不知道多出来多少。在这大量史料面前，康有为、梁启超当年的大胆想象，虽然精彩，但毕竟不是事实。事实上，在面对大清王朝空前危机时，皇太后、荣禄、刚毅，乃至整个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的清醒者，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认为中国应该进行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的变革，以适应新的条件与环境。他们决不可能愿意看到大清王朝这样颓废下去，更不愿意看到已有200多年历史的大清王朝断送在他们这些人手里。因为大清王朝毕竟是他们满洲贵族的天下，起码的责任心、使命感决定着他们要进行变法维新的信念不会比康、梁等人弱。
而且，指责皇太后、荣禄、刚毅等人为守旧的强硬派，也只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人的说辞。其实，根据张荫桓日记，当荣禄、刚毅、崇礼获得新的任命，并组成新内阁的消息传出后，那些参与新政的新派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欢迎，以为清政府在皇上和皇太后主导下组成的新内阁气象一新，清政府真的准备按照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开始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了，中国这艘东方巨大漏船终于要靠岸修复了。
当然，我们也不必因此而彻底否认在戊戌年间的政治活动中存在着帝党和后党这样的事实。实际上，正如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样，只要在有人群的地方，总会有左中右之分，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总会对同一件事情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这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人类之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
在甲午战争之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清廷内部即两宫之间应该说是比较协调的。那时的皇上在皇太后的照顾下，登基亲政，国家在经过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后，经济实力大为增长，中国在经过1884年的中法战争后，十余年间既无外患，更无内乱，朝中大臣、各省督抚各司其职，也算是一片太平景象。清政府如果在那时居安思危，利用天下太平的良机有意识向西方学习，在发展经济、繁荣经济的同时，进行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扩大新生民族资产阶级和受西方近代影响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参与权力，相信清政府内部即便有清流派不断弹劾各种各样的大臣，但至少不会使政府内部人事发生大的分裂，更不会在清政府最高层产生裂痕，形成所谓两宫对立的政治格局。
甲午战争的爆发使清政府的内部陷入了空前混乱，十几年的太平生活使军队已经不太习惯于艰苦作战，而朝廷内部也因长期和平环境使他们在战与和之间反复摇摆。这种摇摆终于使清廷内部形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野。更不幸的是，皇上和皇太后分别成了这两派的领袖或者说是靠山。皇太后主和，皇上主战。
如果甲午战争以胜利结束，可以相信这两派的痕迹很快便会烟消云散。可惜的是，甲午战败了，中国输惨了；既然败了，输了，就要有人承担责任。而原先主战的毕竟是皇上，君主专制政体从来不可能让皇上承担责任，所有过错都只能由臣下去承担，于是先前的主和领袖李鸿章以一人之身承担甲午战败的全部责任。对李鸿章来说，这虽然有点冤枉，倒也确实符合中国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
李鸿章从来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他在历次政治事件、外交冲突中从来都没有违背最高领导层的意志。他只是一个程序员，只是按照最高领导层的意志去办具体的事情。只是由于甲午开战在皇上和皇太后那里并不完全一致，这就使得李鸿章左右为难，既要听从皇上的主战，打好这一仗，又要替皇太后把关，不把事情弄得无法回旋。到了最后，李鸿章承担甲午战败的全部骂名，以此成全皇上和皇太后的英明和伟大。
对于皇上来说，甲午一战，确实是他的滑铁卢。他之所以主战，显然是他对过去30年发展的真实情况不甚了了，他以为中国30年的发展恢复了过去的强大和威严，中国可以说不了，可以不高兴了。当“小日本”不断挑衅、不断蚕食，试图将朝鲜变为它的属国时，皇上再也不愿像皇太后十年前所做的那样知难而退，不败而败，宁愿放弃越南这样的属国和屏障，也不能给中国找麻烦，影响中国自身的发展与稳定。
皇上被大清王朝虚假的繁荣和发展误导了，他的内心原本期待利用中国的强大，能够像他的祖先康熙大帝、乾隆大帝那样御驾亲征，打退强敌，建功立业，不仅要亲政，而且要重建自己的威权，重建中国的辉煌。然而，这一切都因甲午战败而烟消云散，化为泡影。
《马关条约》签订后，皇上还算机敏，还算聪明，其危机公关的能力也算是一流，他知道怎样化危为机，怎样利用空前的奇耻大辱重振民心，凝聚力量。所以经过几年调整，大清王朝的政治又开始走上轨道，维新时代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气象、新面貌。如果不是1897年底德国人节外生枝，强占胶州湾，中国必将缓慢且稳定地走上一个与先前大不相同的维新道路，终究能够像日本那样建立起一个君主立宪国家。
然而，胶州湾外交危机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爆发了，外交危机引来空前的政治危机，体制内外都在要求中国加快政治变革的步伐。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皇上那颗不太安分的心又在跃跃欲试了。
皇上的心情不难为那些重臣所理解，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大家都在想着怎样利用这样的政治变革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在正式启动政治变革之前，各方面的政治势力相互角逐、相互较劲，必欲获得政治上的主导。不幸的是，在这些重臣宠臣中，最没有私心，或者说私心最小的恭亲王突然去世了，皇上失去了恭亲王的庇护，这一方面使其能够放开手脚，大胆作为，另一方面皇上也因此会使一些决策不那么细致和周到。所以，经过短短的十几天的酝酿，皇上在皇太后的默许中支持下终于下手了，终于宣布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1898年6月11日，也就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皇上在昨天刚刚宣布改组政府，提升荣禄、刚毅、崇礼等皇族成员后，又郑重发布了一份《明定国是诏》，认为数年来各级官员讲究时务，力主变法自强。这使朝廷感到非常欣慰，这也是大清王朝的希望。对于这些变法自强的主张，朝廷一概支持，诸如开特科，设立大小学堂等，皆经朝廷再三审定，筹之至熟，渐次推行。只是由于全国许多地方风气未开，议论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谋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摒除。议论纷纭，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难道真的能够使用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民众与拥有坚甲利兵的列强相斗相争吗？
鉴于这样一种事实，皇上在这份诏书中强调，国是不定，号令不一，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儒学之积弊，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数千年来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中国要想发展，要想富强，就必须改革，废弃旧体制，重建新体制，因此皇上要求大清王朝各级官员，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方近代学术之有切于中国时务者，实力讲究，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要徒袭西学之皮毛，仅仅知道那些西学名词口号，而要真正掌握和真切领悟西方学术精髓及其真精神，真切理解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的根本原因。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至于怎样掌握西学精髓及其真精神，皇上在诏书中提出以创办京师大学堂为最亟要务，责成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速议奏，提出具体方案。将来所有官员的晋升考核都应经过京师大学堂培训，旧的教育选拔体制逐渐退出，新的教育选拔体制将以京师大学堂作为尝试和试点。
很显然，这份在后来显得非常重要的《明定国是诏》在当日并不那样突出和耀眼，它虽然在后来被视为百日维新运动的总纲领，但实在说来不过是一份一般宣示变法必要性、宣布成立京师大学堂的诏书而已。
在颁布《明定国是诏》的当天皇上还颁布了另一道诏书。这道诏书要求各省督抚就其平日所知，推荐一批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旧习的人，酌情保荐至总理衙门，以备政府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