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9月19日下半夜也就是9月20日凌晨时分悄然离开北京的，他的这个悄然离开显然与其官报局督办大臣的钦差身份很不相符，因而也就引起了后来的一系列问题。反过来说，如果康有为不是这样半夜三更悄然离京，而是大白天很招摇地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赴任，后来的情形或许就会不一样。他的悄然出走，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掩耳盗铃，反而暴露了问题，引起后来一系列的麻烦。
其实没有谁告密
后来一系列的麻烦究竟是怎样引爆的，从来的记录和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说法相互冲突不一而足，但凡人们能够想到的原因几乎都已被猜测，然而由于文献阙如，这些猜测永远停留在猜测，既难以正视，也难以证伪。
其实，正如许多突发历史事件一样，1898年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未遂政变，也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突发事件，不可能留存有完整的档案史料。历史上但凡突发事件，都不可能留有完整的档案史料，因为突发事件的本质就不是有计划的政治，就不可能从容不迫地留存档案，尤其是那些关键性的档案。反过来说，历史研究中的档案，主要的都不是突发事件，而是平常从容不迫的正常事件；只有正常事件，才能留存后来研究者所需要的档案史料。
在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的所有猜测中，人们都想到了袁世凯，因为在康有为策划捕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计划时，除了后来被杀的戊戌六君子，就是康有为的那些朋友和同志，除此之外，获悉计划详情的只有袁世凯，而袁世凯之所以获悉计划详情，就是谭嗣同只身前往法华寺夜访袁世凯而透露出来的。所以清廷获悉这个计划的唯一渠道，也就非袁莫属了。
袁世凯确实具有向外泄密的可能与条件，谭嗣同告诉了全部内情，他那几天又正在北京，并且与政治高层有着密切接触与互动，他要想将谭嗣同所告诉的事情报告清廷易如反掌。不过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背景是，谭嗣同只是口头告诉了袁世凯，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或证据。谭嗣同是将手抄的密诏交给袁世凯过目，但这个密诏似乎当时就不被袁世凯所信任。以一个不被信任的密诏作为证据，显然是没有意义的。袁世凯无论如何还不至于如此捕风捉影去邀功请赏。其次，袁世凯要想将谭嗣同转告的密谋泄露出去，势必将自己卷了进来，何况袁世凯在维新思路等基本面上，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也有许多相似处。遵照官场的一般原则，袁世凯对谭嗣同的那些计划，一般不会对外乱说。第三，袁世凯似乎认为，在谭嗣同的谋划中，他袁世凯是一个关键，如果没有他袁世凯的同意，并下令调动军队，那么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等等，只能是一句空话，并没有实践的可能。所以，当袁世凯将谭嗣同劝走之后，并不认为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会很快有什么发动，所以他也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大事声张。
在谭嗣同来访第二天，郁闷的袁世凯似乎没有离开法华寺寓所，也没有资料表明这一天他与其他人有过联系。在这一天，袁世凯肯定想了很多，对于这件事情可能导致的后果及所有利害关系可能都进行过沙盘演绎。作为朝廷命官，袁世凯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谭嗣同的看法，他更不愿意亲手杀害顶头上司和至高无上的皇太后。从大局考虑，袁世凯觉得他如果容忍谭嗣同等人胡作非为，必将酿生大变，危及宗社。考虑的结果，他决定在有机会单独面见皇上时有所表露和提醒，希望皇上出面预防可能发生的事故，以期补救。
袁世凯单独面见皇上的机会是9月20日（八月初五日）。那是几天前就安排好的日程，主要是袁世凯接受新的职务后面见皇上请求指示，地点就在皇上当天的办公地点西苑勤政殿。
是日晨，袁世凯按照计划至勤政殿面见皇上，他在所呈递的奏折中隐约表达了对时局的担忧，希望皇上能够从这份奏折中读出他的忧虑，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出现大的意外。袁世凯在奏折中说，古今中外各国变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非有内忧，即有外患，因而政治变革决不能操之过急，而应该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否则必生流弊，得不偿失。袁世凯在奏折中还指出，根据东西洋各国变法经验，政治变革能否顺利能否成功，关键只在于能否得到那些老成持重政治家的支持与合作，这些老政治家明达时务，朝廷应该让他们主持朝政，方可稳步推进，仰答圣意。根据这个理由，袁世凯在这份奏折中建议朝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进京主持朝政。
袁世凯建议皇上调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并不是因谭嗣同来访而突然想到的。根据相关史料，袁世凯的这个想法在他此次进京时就已形成，至少在9月17日之前，袁世凯就将这个意思告诉了钱恂，而钱恂则是张之洞的重要助手，此时正在北京充当张之洞的代表。当天，钱恂就将袁世凯的这层意思电告张之洞，张之洞在第二天回电钱恂，要求他劝阻袁世凯，不要提这样的建议，当然张之洞对这个建议还是很高兴的。
建议张之洞这样的老臣入京主持朝政，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主意。自从翁同龢特别是李鸿章被罢官，朝廷中汉大臣确实有点像群龙无首，所以在袁世凯提出这一建议的同一天（9月17日），户部候补主事闵荷生就向朝廷提出过同样建议，以为变法自强首在择相，如果能够像日本那样选拔一个伊藤博文那样能干的首相，那么皇上的宏伟构想就不难变成现实。在朝廷内外大臣中，也不乏伊藤博文那样的干才宏才，主要就看朝廷能否启用、重用。即如湖广总督张之洞，才堪济变，皇上早已心中有数。天下皆知张之洞学问心术、才干识量，种种过人，而精力又强，资望亦深，朝廷仅仅将其长时期经营湖广，不免大材小用，似未足以尽其才。闵荷生建议朝廷调张之洞进京主持朝政，置诸左右，俾参秘勿，必能佐皇上丕振全局，当亦在廷诸臣所愿相助为理，救时良相，自古为难，张之洞不可谓非其选。
在闵荷生提出这个建议的第二天（9月18日），江苏松江府知府濮子潼也建议朝廷重用张之洞，甚至建议在朝廷一时无法将张之洞调至北京主持朝政时，也应该将相关文件一并发给张之洞，责成张之洞议奏。濮子潼以为张之洞智虑忠纯，规模宏远，识足以洞达中外，学足以贯通古今，凡所建白，实出近日建言诸臣之上。故而建议朝廷举行新政，统筹全局，于饬令廷臣会议之件，拟请一并发交张之洞议奏，以收兼听并观之效。如此，张之洞虽不在朝夕论思之地，亦可尽献智慧，实于新政大有裨益。
由此看来，袁世凯建议朝廷重用张之洞只是当时官场上的一般看法，并没有多少深意，更不存在什么阴谋。
当然，调张之洞这样的老臣主持朝政，肯定是基于朝廷太过重视那些新进诸臣，尤其是那些政治新锐。所以，袁世凯在奏折中比较隐晦地建议皇上对这些新进政治人物注意观察，在肯定他们的政治热情、明达勇猛的同时，更刻意强调这些政治新锐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袁世凯的暗示已说得很明白了，皇上肯定也有所触动和觉醒，只是皇上并不知道袁世凯这番话的实际背景，因而皇上对袁世凯的这番言论也就不便表态和指示，更没有参照袁世凯的建议迅速采取什么措施。其实，袁世凯的建议，除了调张之洞进京主持朝政外，并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比如说对那些政治新锐加强考察，究竟怎样做才是对的、有效的，袁世凯并没有提出具体方案，皇上也就没有办法下指令。
皇上的真实态度在有限的文献中并没有更多反映，不过袁世凯通过这次请训确实向皇上表达了自己对政治变革的忧虑。他的建议和暗示是他在那个位置所能做到的最好选择，他不可能直白揭露康有为和谭嗣同，因为那不单纯是一个告密的问题，而是没有真凭实据，如果节外生枝向朝廷提出这个问题，那势必立即引起政治上的大动荡。朝廷没有就袁世凯的建议作出什么决定，反过来也可证明袁世凯在那天的请训中什么要害的问题都没说，他只是暗示，只是提醒，至于朝廷究竟能够理解多少，那就不是袁世凯的事情了。
在袁世凯请训的同一天上午，皇上还在勤政殿接见了伊藤博文。奇怪的是，伊藤博文并没有信守昨天下午与康有为达成的一致，没有利用与大清国最高领导人会面的机会，为康有为那些政治新锐求情，却向中国皇帝进行了几乎完全相反的提醒。
根据清日两国外交当局的协商安排，伊藤博文拜见光绪帝的时间定在9月20日（八月初五日）。这天上午9时许，总理衙门派武弁赵源等八人前往伊藤寓所，迎接并引导伊藤一行进宫。陪同伊藤博文前往的有林权助、翻译及随员等。
9时20分，赵源等引导伊藤一行出东华门，经景山，由西华门至西苑门入宫。总理衙门大臣崇礼、廖寿恒、王文韶、裕禄、张荫桓等十余名中方官员在那里迎候。过太液池，经金鳌玉东桥左折朝房前，庆亲王奕劻在这里专门迎候，并陪同伊藤等人至朝房休息。大约30分钟后，即午前11时许，庆亲王等中方高官陪同伊藤一行至勤政殿，光绪帝在那里等候。双方寒暄后开始正式谈话，根据日方记录，大要如次：
伊藤：外臣博文此次前来贵国，原系自行游历，今蒙大皇帝召见，殊为光荣，不胜荣幸。大皇帝近日变法自强，力图振作，此于亚东局面之保全，实关重要。博文回国之后，当告知我国天皇知之，当必欣悦。愿大皇帝永保盛业，长享景福。
光绪帝：久闻贵爵大名，今得延见，深感满意。
伊藤：今日召见，得见龙颜咫尺，蒙褒奖，荣幸之至。
光绪帝：贵爵于何日由日本启程？
伊藤：于一月前就道。曾在朝鲜勾留十余日，再来贵国。
光绪帝：一路平安否？
伊藤：托大皇帝洪福，一路平安。
光绪帝：贵国大皇帝想必玉体康健？
伊藤：此次漫游，陛辞前，敝国皇帝甚为康健。
光绪帝：贵国自维新后，庶绩咸熙，皆出自贵侯手定，各国无不钦仰，无不赞美，朕亦时佩于心。
伊藤：过分褒奖，何以克当？敝国政务，皆由朝廷擘画，外臣惟靖供守职，为所当为而已。
伊藤说到这个地方时，光绪帝与庆亲王耳语移时。后来许多研究者都觉得这个动作可疑，以为皇上此时已没有充分自由。其实，这个怀疑并没有多少根据，从皇上与伊藤下面对话中，根本感觉不到皇上已无自由表达意志的状态。
光绪帝接着说，贵国与我国同洲，相距较近。我大清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爵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望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改革顺序、方法告之。
如果说皇上已不能自由表达意志，那么这最具关键意义的问话恐怕就很难说出来。
对于中国皇帝的请求，伊藤欣然应命，表示他日如承大清国王大臣下问，必当竭其所知以告。
在谈到清日两国关系时，皇上强调愿今后清日两国邦交更加巩固。伊藤对此附和道，我天皇陛下也早有这个意思。最近日清两国臣民往来渐多，友谊日益增长，所以两国关系肯定会在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推动下顺利发展，日趋巩固。
伊藤谈话的兴致应该说是比较浓厚的，他似乎准备借这个机会谈谈日本政治变革的经验和体会，然而皇上似乎对这些谈话兴致不是很大，在交代将会有总理衙门王大臣向伊藤专门请教后，转而问伊藤能够在中国盘桓多久，大有送客的意思。
对于中国皇帝的询问，伊藤不明所以，他说原本计划访问游历两个礼拜，但根据现在的情况，或许会多逗留七八日。是什么原因使伊藤准备多逗留些日子，伊藤没有说，皇上也没问。皇上转而询问伊藤前一次到中国是在何时。伊藤答，前一次访问北京是在十四年前，此后也曾到上海等南方各地访问游历。皇上又问，那么这一次还准备游历哪些地方。伊藤说，计划先到上海，然后在长江流域一些地方转转。说到此处，皇上实在不太愿意往下说了，他只是礼貌表示，朕愿贵爵一路平安。双方之间的谈话至此全部结束，前后大约一刻钟。
从谈话记录看，丝毫感觉不到发生了什么意外，只是皇上的谈话兴致不太浓。但伊藤毕竟是第一次见到中国皇帝，因而也就无从比较中国皇帝前后谈话有哪些不同。所以日本方面对于这次会面总的来说很满意，公使林权助在稍后致日本外相的报告中，认为会谈虽然短暂，但接待是热情的，特别使林权助感到满意的是，中国皇帝向他们指出日清之间建立紧密外交联系的必要性，并向他们介绍了中国正在进行的维新运动，要求总理衙门大臣专门向伊藤请教详细问题。
召见袁世凯、接见伊藤博文，都是很早之前安排好的计划，皇上似乎有许多话要对袁世凯说，也似乎有许多事情要向伊藤博文请教。而事实却是，召见袁世凯只是听取一份汇报，原本的“请训”似乎并没有什么训示，按照袁世凯的日记，皇上在这一天的训示中并没有说什么话，更不要说谭嗣同先前对袁世凯承诺的什么御旨密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