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谭嗣同的介绍，袁世凯建议，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能请皇上将必须变法、必须革新的意思向皇太后详细解释，求得皇太后的支持，并事事请示，尊重皇太后呢？既然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因罢免礼部六堂官而引起，那么为什么不能知错就改，将六堂官官复原职，以化解各方面的怨言呢？政治革新是一件大事，必须尊重舆论，顺着舆论，引导舆论，万不可操切从事，欲速则不达。有许多事情，即便非常正确，也要看时机，看机会，并不是因为正确而立即进行，否则激起众怒，超越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和改革底线，必致激他变，得不偿失。
谭嗣同听了袁世凯这番话，不禁大义凛然坦言：“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如此血淋淋的话语给袁世凯极大的心灵震动，他在内心深处实在无法认同谭嗣同等人的想法与做法。他觉得谭嗣同等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辞还要赶着写明天将要用的奏折，请谭离去。
皇太后突然回宫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刀逼袁世凯的故事，记载在袁世凯的事后追记中，根据新旧史料进行排比，大致不差，基本可信。由此可知，谭嗣同和康有为等人之所以开始感到紧张，之所以觉得政治局势可能要有大的变化，除了康有为的超常想象外，也有皇上的不经意抱怨，而这些抱怨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皇上不急，太监急，这些近臣自以为知己，就自告奋勇打先锋，希望在主子不知不觉中化解危机，打开通路。此类事情在历史上很常见，此后的宋教仁血案、李公朴、闻一多被枪杀案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类似性质。
根据谭嗣同的说法，皇上之所以有抱怨，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在礼部六堂官的组织处理上不太谨慎，以集体罢官的方式去处理，不管怎么说都远远超过了他们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这当然是皇上的意气用事，然而这件事情的后果却非常严重，毕竟怀塔布等人所受处分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失误，所以他们到皇太后那儿诉苦抱怨，到荣禄那儿串联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疼了想摸摸，屈了想说说。他们既然受到了这样的委屈，他们为什么不能去说呢？皇上自觉理屈，但又找不到好的补救方式，所以在受到皇太后的批评指责后，也同样觉得委屈，也就向这些近臣发发牢骚。不料这些天子近臣比天子还着急，一门心思想替主子搞定。这大概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受到处分的礼部六堂官是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頲，署右侍郎曾广汉，他们被免职的时间为9月4日。但是根据谭嗣同对袁世凯所说，真正到皇太后那里哭诉，到荣禄那里串联的，却是怀塔布、立山和杨崇伊三人。
怀塔布与皇太后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但他在受到处分之后并没有立即跑到颐和园向皇太后哭诉，而是在第二天专程前往天津，去找满洲大臣首席，也就是满洲贵族利益的代表荣禄去说理，当然也是希望荣禄利用自己各方面的关系为之疏通，为之说情。荣禄究竟是怎样劝说怀塔布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怀塔布并没有就此停止活动却是事实，而且与其他力量串联起来一起活动。
同时，从朝廷后续处理看，也给人一种感觉是有预谋，似乎并不像所表现出的那样随意和突然。因为在礼部六堂官被集体撤职的第二天（9月5日），皇上就以枢臣老耆守旧，而又无权去之，乃专用小臣，特加侍读杨锐、主事刘光第、中书林旭、知府谭嗣同，以四品卿衔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按照康有为后来的说法，皇上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其无权用人为大臣，故名章京，特别“参预新政”四字，实宰相也。即以群僚所上之奏折，令四人阅看拟旨，于是军机大臣同于内阁，实伴食而已。康有为的解释或许是出于想象，并无根据，但皇上的这些做法肯定引起了官场上的震动和不满。
皇上这些做法的直接受益者是张荫桓，就在任命四军机章京的同一天，张荫桓在朝廷中的地位明显上升，皇上接受张荫桓的请求，谕命各省举办团练，各直省限三个月内，广州、广西限一个月内，将筹办情形复奏。这显然超出了张荫桓的职掌和专长，难道是皇上有意要提升张荫桓在汉大臣中的地位？官场的疑虑仅仅隔了一天就见分晓，9月7日，与张荫桓在外交政策上有着严重分歧的李鸿章被罢黜总理衙门大臣，连带着还有敬信同时被罢官。这种种迹象表明皇上要对政府进行一次新的改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怀塔布这些被撤职的高官，就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的力量集结越来越大，非主流或者说反主流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响。
至于谭嗣同与袁世凯谈话中提及的立山，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此公本名杨立山，字豫甫，土默特氏，内务府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五年，立山以员外郎出监苏州织造，历四任乃得代。论修南苑工，赐二品服，累迁奉宸苑卿、总管内务府大臣、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户部侍郎。光绪二十年，加太子少保。立山因懂得为官之道，深得皇太后赏识与欢心，一路高升，地位日益显赫，他为什么在此时加入反主流阵营，目前有许多情况并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这一点是不是谭嗣同等人记错了人，记错了事，因为立山在后来比较坚定地支持皇上，致使1900年被冤杀。
立山大约属于朝廷中的和事佬一类的大臣。他前往天津拜访荣禄，大概也不过希望荣禄能够在适度时机向皇上向皇太后建言，缓解矛盾，一直向前，所以并不一定就是反主流的中心。真正能够构成反主流中心的，除了怀塔布，大概也就是许应骙、杨崇伊。许应骙是康有为的小同乡，他的主要功能就是在同乡的圈子里反制康有为，甚至还有遏制同乡张荫桓的可能，对于皇上和皇太后，许应骙大约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作用。
作用比较明显且有迹可循的是杨崇伊。大约有感于杨崇伊在政治转折时期的特殊贡献，皇太后曾称杨崇伊为“董元醇第二”。而这个董元醇就是当年建议两宫垂帘，恭亲王辅弼的山东道监察御史。他的这一纸奏折改变了大清王朝的政治走向，决定了此后半个世纪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当然是一个有功于历史特别有功于皇太后的人。
杨崇伊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声誉，显然也与其特殊活动有着密切关联，他在戊戌年的一纸奏折虽然没有为他换来政治地位大幅提升，但在某种程度上说却改变了大清王朝的历史走向，迎合了当年许多人想做而做不到的想法，是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中非常关键的一幕。
综合各方面的记述，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大姓杨氏家族中重要人物，光绪六年进士，与李鸿章家族有着非同一般的联姻关系，李鸿章长子李经方的大女儿，也就是李鸿章的孙女嫁给了杨崇伊的儿子杨圻，李经方与杨崇伊也就成了儿女亲家。杨圻生于1875年，字云史，号野王，历任邮传部郎中、驻新加坡总领事等。这还只是李、杨两家的一桩联姻，另一桩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的继配夫人，就是杨崇伊的女儿，而这个女儿就是在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中那个“玳珍”。由此可见杨崇伊与李鸿章家族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这大约也是杨崇伊政治立场的一个重要基点，总是给人一种感觉，以为就是李鸿章的打手。
1895年，杨崇伊授御史，就任后第一道奏折就是弹劾康有为创办的京师强学会，以为强学会私立会党，植党营私，建议朝廷予以查禁。当时许多人认为，杨崇伊的奏折虽然也反映了一些真实，但总体上说有为李鸿章出口恶气的嫌疑，因为李鸿章马关归来曾经申请加入强学会，并答应为之捐款。不料却遭到康有为等人的拒绝，理由就是李鸿章战前主和、战后议和，有卖国嫌疑。所以许多人以为杨崇伊利用一个特殊机会向朝廷上奏折，要求查封强学会，其实就是为李鸿章出气。
杨崇伊检举康有为等人当然有其政治立场，也是其言官的本职工作性质使然，这里面有其正当性，有其认识眼光与局限，只是他在1898年的政治活动，特别是他与荣禄等人串联起来请求皇太后出园训政，再度垂帘，估计又与李鸿章有着相当重要的关联，尽管我们没有办法不能为此提供明白的证据。
9月4日，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免职；5日，张荫桓地位上升，开始介入内政事务；7日，李鸿章、敬信被免除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李鸿章被免职后待在贤良寺冷眼观世，尤其讨厌新用事的张荫桓，以为是小人得志，是中山狼。而李鸿章之所以对张荫桓如此愤怒，主要的原因是张荫桓原本只是李鸿章的门生弟子，而现在新用事却对这个老上司不以为然、不尊重。李鸿章的情绪不能不影响杨崇伊，于是有杨崇伊四处活动上下串联。据各种史料，杨崇伊在那些天多次往返京津两地，传递信息，协调步骤，疲于奔命，主要就是将庆亲王、荣禄及李鸿章等人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协调起来。
杨崇伊与庆亲王进行联系密谋的说法见于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说杨崇伊揣摩得知皇太后有重新出山的意思，而皇太后之所以有这个意思，也主要是因为这几天被怀塔布等人不断哭诉弄得很闹心。杨崇伊在与庆亲王协商差不多的时候又潜往天津，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进行商量。按照《清史稿》荣禄本传的说法，荣禄之所以愿意与杨崇伊这样的人结盟，联络一气，主要是出于对自己政治权利的担心，特别是对袁世凯新用事的担心，担心袁世凯上位之后掌握了军事大权对自己不利，于是支持或同意杨崇伊向皇太后提交垂帘听政的建议。
排比相关史料，皇上9月18日（八月初三）从颐和园返回宫中。皇上的这一行程，对于相当级别的清廷高官来说，应该不是很机密的消息。杨崇伊的奏折毕竟是要求皇太后出园训政，再度垂帘，直接的利益受损者无疑是皇上，所以杨崇伊就打了一个时间差，于当天下午2时许，也就是皇上离开颐和园之后不大会儿递交上去的。
根据袁世凯《戊戌日记》的记载，大约也就在这个时间段，他正在庆王府等着庆亲王，庆亲王就在颐和园里陪着皇太后，庆王府的家人大约按照计划得知庆亲王应该很快就到家，所以就告诉袁世凯在那里耐心等候。袁世凯在那里等待很晚，不见庆亲王的行踪，而这时又收到荣禄从天津发来的电报，告诉天津方面的军事情形。这是否意味着庆亲王的行程与原计划不太相符，是否是因为杨崇伊跑到颐和园递交了这份奏折，而使庆亲王无法按照原有计划返回城里呢？
杨崇伊的这个奏折，被所有研究者高度重视，几乎一致认为1898年政治转折都是从这个奏折开始的，皇太后突然决定赶回宫中在几乎所有研究者看来，大约都是因为这份奏折引起。其实，揆诸情理，放下偏见，重新思索，我们发现先前的说法可能还是有问题，既然这份奏折是导致皇太后回宫的关键，那么她为什么当天不回宫，还要等到第二天？显然，这个奏折所说的事情，在皇太后或者清廷重臣如庆亲王看来，并不足以导致政治发展的根本转折。奏折中所说诸事在杨崇伊或许觉得很奇怪、很郑重，但在皇太后和清廷重臣看来，太过小儿科，不过是传闻而已，因为我们要相信，杨崇伊奏折中的那些传闻，对于皇太后来说，或许早已一清二楚。
从内容上分析，杨崇伊的奏折主要是打了两个小报告：
一是状告文廷士甲午战前昌言用兵，蛊惑皇上，致割地赔款，而战后又假托忠愤，勾结康有为，号召浮薄，创办什么强学会。当强学会被查封后，文廷士仍不思悔过，又创办什么大同学会，与孙文、康有为内外勾结，并与黄遵宪、陈宝箴等相互标榜，讪谤朝廷。
二是状告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弟子梁启超等，煽动天下之士心，并被引入内廷，蛊惑皇上，以变法为名斥逐老成，位置党羽，变更成法，甚至密谋聘用日本故相伊藤博文为客卿，以此刺激皇太后的敏感神经。杨崇伊信誓旦旦表示，这个说法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每每变为现实，不由得不信。由此，杨崇伊危言耸听强调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基于这两条事实和理由，杨崇伊恳请皇太后追溯祖宗缔造之艰难，俯念臣庶呼吁之恳切，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谘博访，密拿大同会中人，分别严办，以正人心，并期待皇上仰承懿训，天下可以转危为安。
假如我们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我们就必须承认杨崇伊的这两个理由对皇太后说来，实在是小儿科，皇太后如果被这两个理由所蛊惑贸然决定当即回宫，那真说明皇太后太过脆弱，根本不像一个经验老道的政治家。因为这两个事实和理由，在杨崇伊看来可能非常重大、非常神秘，其实皇太后可能很清楚，并无神秘可言，也没有谁故意背着她，欺骗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