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伊藤博文那里谈了很多，也谈到很晚，他那一天显得特别唠叨，给人的感觉是有很多委屈、很多抱怨。他一再请求伊藤在面见皇太后的时候为他们美言、为皇上美言，这至少从一个层面证明他心中有鬼，欲盖弥彰。事实也是如此，康有为在伊藤那里信誓旦旦表达他对朝廷的忠心与忠诚，然而离开那里不久，他就和他的同党继续进行着武装暴动的准备，且进入实质性的操作。
刀逼袁世凯
在康有为往访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的同一天，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计划，那就是策动袁世凯反水，报效皇上，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负责劝说袁世凯的，是谭嗣同。按照毕永年的说法，这个计划也是谭嗣同提出的。
袁世凯是9月14日早上奉诏前往北京的，皇上下诏召袁世凯进京，是根据各方面的保荐，准备提升袁世凯，按照惯例进行谈话，当面考察。
抵京后，袁世凯按照习惯入住法华寺。然而由于皇上那几天驻跸颐和园，袁世凯当天就派人赴海淀觅租裕盛轩作为寓所，午后就赶到这里歇息，当日无事。
9月16日一大早，袁世凯一行赶到北宫门候见。黎明时分，皇上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袁世凯。皇上垂询军事方面的问题甚详，袁世凯均据实回答。在谈到非军事的政治变革等问题时，袁世凯对正在进行的政治变革大加赞赏，同时也坦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政腐败，必须积极推行改革，方能为我大清打开一条血路，赢得转机，而在这一点上朝廷似乎还应该加大改革的力度和执行的效率。
或以为皇上与袁世凯的谈话并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原本对此次召见可能抱有很高期待的袁世凯在退下来之后似乎稍感失望，他当即给朝廷提交了一份报告，说很快在天津有巡幸大典，荣禄敦促他抓紧修建操练场，并负责训练参阅部队，所以朝廷如果无特别事务，他就不在北京等候消息了。
皇上收到袁世凯的报告后，当即传下话来，嘱袁世凯在京静待几天等候请训，并表示朝廷不会刻意耽搁天津方面的事务。袁世凯只好返回寓所耐心等候，当天晚上，朝廷就发布了一份御旨，破格提升袁世凯为候补侍郎，专责训练新式军队：
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
就内容而言，这份上谕只是勉励袁世凯在专责练兵的新岗位上要更加勤奋，切实讲求训练，不要辜负朝廷的期望而已；就情理，合乎徐致靖保荐奏折破格提拔，以增新练之兵的期待；就程序，也合乎新政开始以来的用人体制，且公开宣布，并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即便皇上如康有为等人所猜测的那样，有意让袁世凯将来出任参谋本部主管，至少在这份上谕中并没有挑明。
袁世凯被提升是意料中事，戊戌年被召见的政治新锐差不多都有相应安排，区别只在于安排的职务高低不同而已。袁世凯一直在军中服务，最近几年又一直负责训练新军，所以提升他为候补侍郎，也不应该作过分解读，以为皇上真的希望袁世凯成为禁卫军教头。
9月17日一大早，袁世凯入宫谢恩，皇上又当面夸奖袁世凯人人都说你兵练得好，学堂办得也好，希望此后继续坚持，并嘱袁世凯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对于这句叮嘱，研究者素来有过度阐释，以为皇上在暗示袁世凯脱离荣禄约束，不必再受荣禄节制。这个解读显然低估了皇上的政治智慧，要知道在家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大清国所有臣民都是皇上的子民，皇上对于所有能干的臣僚，自然都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至于说皇上有意引袁世凯的军事力量以与皇太后进行对抗。这种说法更为荒唐，这是先有康有为、梁启超两宫尖锐对立的判断，然后再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解读先前的行动。反之，如果我们说两宫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更没有任何不同声音，那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些话呢？
其实，从历史主义的立场进行考察，皇上的这句简单话语并没有什么深意，因为第一，徐致靖的保荐奏折中明白强调过像袁世凯这样有能力的将才不应该久居他人之下，受成都府，应该破格提升，使之独当一面；第二，昨天的上谕已经实现了第一点，即专责袁世凯以侍郎候补身份训练新式军队，并享有随时具奏的权力，这在事实上已认定袁世凯训练的新式军队并不直接隶属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而是由朝廷直接负责。强兵是甲午战后的头等大事，也是新政开始之初就已明确的工作，特别是当康有为组建参谋本部的建议已被皇上接受后，朝廷自然有意让袁世凯扩大训练新式军队的数量，以便作为将来成立参谋本部的基础，应该说并没有溢出常轨的嫌疑。
就袁世凯方面而言，他也并不认为皇上的这番话具有什么深意，更不会如康有为事后所想象的那样，是皇上在离间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关系。所以，尽管袁世凯已被皇上赋予新的使命，但在他自身依然觉得自己是直接隶属于荣禄的部属。
康有为的那些猜测只是他基于自身立场的猜测，并没有事实依据，他把袁世凯想象成自己那样的人，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错误。
袁世凯绝对不是康有为那样的政治新锐，其家庭背景，其所受的教养，其人脉关系，在在决定着袁世凯的不同凡响。在北京这短短几天里，袁世凯除了应对召见及谢恩外，更是利用这难得的休闲登门拜访求教朝廷中那些可以联系到的老政治家，诸如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及军机大臣或总理衙门大臣刚毅、裕禄、王文韶，甚至还有那暂时失落的李鸿章，袁世凯都面面俱到，不失礼、不失态，更不过分。他向这些老政治家备述自己无功受禄的心理纠结，甚至还与王文韶商量着是否上疏请辞。
袁世凯利用时间在官场核心层周旋，当然也不忘与那些政治新锐疏通关系，毕竟在自己此次提升上，康有为等人帮过忙。不论他们这些人的帮助是否真的起到作用，按照袁世凯的为人，他都会礼数周全地表示谢意。或许是他真的太忙了，或许是袁世凯清楚知道康有为等年轻政治新锐的真实处境，为了避嫌，为了将来能有适当的回旋余地，袁世凯在北京的那几天并没有与康有为等人进行联络，似乎有意回避与他们见面。同时，为了不露痕迹，不太过分，袁世凯还是派了他的心腹智囊徐世昌与康有为等人密切接触。在9月18日上午的密谋中，徐世昌就在现场。
在9月18日上午的密谋中，就有用武力打开政治僵局的思路，就有借助于袁世凯新军的想法。从情理上说，这些想法如果没有徐世昌的参与，不可能定案。也就是说，如果徐世昌当时表示这个事情可能根本不能讨论，估计也就自然中止。所以，能有后来的故事，应该说徐世昌的默许或者积极建议，大约才是关键。由此也就不能说，当谭嗣同前往袁世凯住处面谈时，袁世凯一点都不知道。
袁世凯大约通过徐世昌知道康有为他们的计划大概，当然不太可能知道详细情形，否则也就不会有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事情了。根据袁世凯的性格，也根据徐世昌的智谋，他们不会无故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不会无故得罪任何一个方面，所以不管事情是真是假，相聚谈谈总不会有错。然而，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使袁世凯到了晚上有个新的判断，那就是他实在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荣禄一个劲催他返回天津，因为在他14日离开天津时，并没有这样的苗头。这就是袁世凯那一天思想转变的重大背景。
根据袁世凯的记录，9月18日一大早，大约也就是徐世昌到南海会馆那个时候，袁世凯前往李鸿章的住处拜访，并用了很长时间谈兵事。饭后又赶往庆亲王的官邸拜访，庆亲王在颐和园没有回来，而其手下人员不知何故嘱袁世凯在那里稍候。害得袁世凯在那里等到傍晚，依然没有见到庆亲王，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他却收到天津方面也就是他的部队发来的紧急电报，说是有多艘英国兵船游弋大沽海口。稍后，又接荣禄命令，各营整备听调。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遂离开庆亲王府，返回法华寺寓所作复电。
刚刚回到法华寺，袁世凯又收到荣禄派专人送来的函件，更详细地向他通报英国军舰正在大沽口外洋面游弋，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但荣禄仍盼袁世凯即日回防。
荣禄的电报是一个客观存在，英国军舰在大沽口一带游弋也是事实，英国军舰的目标当然不是中国军队，而是很可能与俄国军队发生冲突。荣禄在向袁世凯通报的同一天，向总理衙门连发了三封电报，详细报告英俄军队的情形。
根据荣禄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他是在9月17日晚上7时许接到聂士成的电报，知道9月16日下午6时许，由营口驶来英国军舰7艘，3艘停泊金山嘴，4艘停泊秦皇岛。对中国军队来说，英国的军事目的并不太清楚，荣禄获悉这些情报后，一方面派员查探，一方面请总理衙门向英国公使询问。
到了18日，这些军舰的目的依然没有探明，这就是荣禄电令袁世凯回防的大背景。
对于这个大背景，史料记载很明白，但过去由于受到康有为、梁启超戊戌话语的深刻影响，许多研究者以为荣禄的电报只是在制造一种紧张空气，是对袁世凯的遏制，当然也是对皇上试图利用袁世凯计划的破坏，试图隔绝袁世凯与皇上之间的联系。
这个说法太具想象力了。显然也是对荣禄人格的侮辱，具有很鲜明的康有为色彩。荣禄要想制服袁世凯，可以有很多办法，但无论如何他不会用这种很容易被戳穿的谎言去欺骗朝廷，何况还要牵涉英国和俄国？朝廷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弄清真相，而我们的研究者，就这样被蒙蔽了一百多年。
不过，由于荣禄的电报来得确实比较蹊跷，因为袁世凯9月14日离开天津时，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他也就弄不清楚这些事情的真假及其程度深浅，特别是他被皇上破格提拔为候补侍郎，又说什么可以与荣禄各办各事，最重要的是，他袁世凯虽然没有介入康有为的阴谋，毕竟他的心腹幕僚徐世昌参与了，知道了，这些最基本的事实不能不使袁世凯感到心虚，他虽然不会怀疑荣禄对他下了什么手脚，但他的心虚大约使他会很快调整自己的策略，尽快从脚踏两只船的情形中走出来，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信念。
基于这些考虑，袁世凯决定还是尽快赶回天津，毕竟那才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只是军机处先前曾经通知他，皇上将在20日再次召见，所以他也不便擅自离开。袁世凯在与幕友商量后决定，还是给军机处写了一个报告，说明荣禄电报情形，请军机处安排能否提前一天请训，这样他就可以尽早返回天津，返回小站。
当袁世凯正在内室秉烛草疏时，忽闻外室有人声，随员持名片来报，说谭军机大人有要事来见，还没有等到袁世凯发话传请，来者已下车进入会客室，袁世凯索来名片，方才知道是谭嗣同。
根据袁世凯的说法，他知道谭嗣同是新贵近臣，但两人此前似乎并没有交往。不过袁世凯知道谭嗣同与康有为、徐致靖等人的关系不一般，也知道谭嗣同在皇上那里有相当影响力，谭嗣同突然来访，肯定不是一般的寒暄或应酬，而是别有要事。
谭嗣同首先对袁世凯的提升表示祝贺，紧接着就告诉袁有密语相告。袁世凯稍感诧异，即请其进入内室，屏去仆丁，各自略表久仰及相见恨晚之意。谭嗣同以面相之法谓袁世凯有大将格局，继而忽然问道，阁下是否已经确定下来初五（9月20日）请训。
袁世凯并不隐瞒谭嗣同，实话相告确实如此，只是刚刚收到天津方面的电报，得知英国兵舰数艘正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所以正在起草奏折，请求朝廷能否安排早日请训，以便请训后即日返回。
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引入正题，立即很严肃地表示，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
对于谭嗣同的这个说法，袁世凯深感震惊，他虽然知道新政进行的艰难，知道京城官场中的恐惧与混乱，但他绝对想不到谭嗣同会这样说，因而请谭嗣同详细解释。
谭嗣同此行的使命就是劝说袁世凯，所以他很从容表示，阁下此次受到皇上破格特恩，难道不想着回报皇上吗？现在皇上将有大难，除非阁下出手相救，皇上很难摆脱这个危机。
袁世凯闻言失色，以为谭嗣同对自己的政治立场有所怀疑，急忙辩白，声称他们袁家数代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效，何况自己此次又受到皇上如此重的奖励，破格提拔，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只是袁世凯感到困惑的是，皇上威权至隆，还有什么难处呢？
有了袁世凯的表态，谭嗣同信心稍增，他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获得情报，荣禄最近向皇太后献策，将废黜皇上，另立新君。阁下身为荣禄重要部下，难道不知道这件事情？
袁世凯诚恳表示，他在天津时也常与荣禄晤谈，察其词意，对皇上颇有忠心，从来没有什么怨言，从来没有表示出废黜皇上、另立新君的意思。阁下的情报恐怕与事实不符，肯定是什么人有意造谣，断不足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