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开始后，朝廷对军队体制作了相应调整。6月27日的御旨宣布撤销督办军务处，命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指挥的新建陆军改归直隶总督节制，命荣禄补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明确袁世凯新军归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节制，袁世凯与荣禄建立新的上下级关系。
正如许多研究者久已认识到的那样，作为一个有想法、有追求的政治家，袁世凯确实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他或许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立场，但他决不会将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不会将自己死死绑在一架战车上，不管这架战车多么坚固。平时，他会关照各方面的关系，布置一些闲棋，以备不时之需。他和他的顶头上司如此，和朝廷也不必说了，即便那些边缘人，那些体制外的新生代，袁世凯都能比较灵活的接触，比较知己地谈话，至少他会让你感到他是你的知己。这就是聪明人的聪明处。
康有为当然也是第一流的聪明人，只是聪明人与聪明人过招，没有实战经验的康有为还是略逊一筹。他自认为与袁世凯关系不错，算得上知己，你看袁世凯见到我康有为是多么的尊敬。袁世凯生于1859年，比我康有为不过就小一岁，你看他对我的态度，那简直就是师生关系，甚至超过师生关系。所以，当新政开始后，当康有为在朝廷中受到一定重用而又感到处处受到掣肘时，不禁想到大约是缺少背景、缺少实力，特别是缺少军方背景。在一个专制主义集权体制下，实力最重要，谁有实力，谁拥有军队，谁就拥有发言权。在想象中，康有为一直觉得皇上比较懦弱，而懦弱的原因，不就是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吗？皇上名义上是大清王朝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其实什么都不是，自己的安危都系在别人手里，所以当他感到和平的政治改革真的很难推动时，他就想到了军队，想到抓军权，想到了他的老朋友袁世凯。这也算是自以为聪明的康有为部署的一个闲棋。
在当时军方布局中，最具权势的无疑是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康有为曾与荣禄过过手，清楚地知道荣禄的厉害。而且，根据康有为的想象，荣禄只是皇太后的心腹知己，与康有为敬奉的皇上似乎并不同心。且当时官场、知识界盛传所谓守旧势力准备利用天津秋季阅兵的机会废黜皇上，拥立皇太后。这种种传言究竟来自何方，已经不可深究，但毫无疑问，这些传言都把荣禄看做一种极恶势力的主脑或代表。所以康有为对荣禄既嫉恨，又恐惧，自然不愿找荣禄参与此事。
退而求其次。在荣禄地位之下且当时手拥重兵者有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等几员大将。这几个人可能都曾进入康有为的视野。根据康有为后来的回忆，他在新政开始之初就曾部署相关人员与袁世凯联络，期待新政一旦发生危机时，袁世凯能够摆脱荣禄的控制，坚定站在皇上也即自己一边。康有为自信，在清廷诸多将帅中，也只有袁世凯稍具国际知识，知道世界大势，他毕竟驻扎高丽多年，与外国人有过直接接触，见解就是不一样。昔年一起创办强学会，讲变法，讲情谊，康有为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一介武夫迥然有异。
思想上的契合，使康有为觉得袁世凯是最理想的人选，所以他在新政开始不久，在新政的推展刚刚遇到困难时，就派其得意门生徐仁录前往天津小站劝说袁世凯，笼络感情。
徐仁录是礼部侍郎徐致靖的侄子，在康有为门下与谭嗣同交情最深，少年气盛，意气风发，每当痛切陈词，往往声泪俱下，还没有感动别人就先感动了自己。
康有为之所以选择徐仁录前往小站，还有一个原因，是徐仁录的姻家言敦源正在小站袁世凯幕府，充当幕僚。而言敦源之所以能够结识袁世凯，是徐仁录的堂兄，也即徐致靖的长子徐仁铸的推荐。徐仁铸时任湖南学政，与陈宝箴、黄遵宪、梁启超等新派人物的关系决非泛泛。这大概是袁世凯接纳言敦源的一个背景，也是徐仁录敢于自告奋勇前往小站的主要原因。
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袁世凯虽然官不算太大，但由于他的经历特别是天赋，使他在应对方方面面时轻松从容，相对说来与各方面关系一般都比较好，至于对当时如日中天的南海康先生，袁世凯自然也不忘与其搞好关系，更何况康有为的许多主张虽然偏激，但不因人废言，康有为也确实看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而这些也不能不使略具维新思想的袁世凯有深得我心之感慨。
然而，袁世凯毕竟是一个多疑和用心思的政客，他的耳目遍布京城，他当然知道如日中天的南海康先生只是获得了皇上一个人的恩宠，而朝中一班大臣对康有为似乎并不友好，这就不能不使他对康有为派员与其联络保持某种必要的戒心。
徐仁录前往小站前，已由言敦源报告了袁世凯。袁世凯对徐的到来，非常重视，但他只是与徐仁录礼貌寒暄，不愿当面深谈，借故交给心腹幕僚，即营务处负责人徐世昌及阮忠枢、言敦源等全程陪同，好吃好喝，宾主尽欢。徐世昌等人还请徐仁录检阅新军，并代表袁世凯向徐仁录表达心迹，说袁世凯是怎样仰慕和倾心于南海康先生，甚至肉麻吹嘘康有为怀悲天悯人之心，有经天纬地之才。徐仁录乘间说了此行的目的，表示将来如果有什么事情，康先生可能还需要仰赖袁世凯。
对于徐仁录这种不太明确的请求，徐世昌唯唯诺诺，一一首肯，但究竟是什么事情，其实他们谁也不知道，所以这种答应在徐仁录看来是非常成功，而在徐世昌等人看来，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袁世凯的盛情款待和徐世昌的热情陪同，将徐仁录弄得迷迷糊糊，他回京向康有为如此禀报，显然也有误导之嫌，只是康有为此时在感情上需要这种误导而已。康有为在后来的政治谋划中，执意要找袁世凯帮助，大约都与徐仁录天津之行有关。康有为还是那样幼稚，那样容易被欺骗。
自作聪明的康有为为了拉拢袁世凯，让徐仁录在与袁世凯见面设法挑拨其与荣禄的关系，向袁世凯暗示他康有为与梁启超、宋伯鲁、谭嗣同曾多次向朝廷推荐过你袁世凯，可是皇上总是推说荣禄对袁世凯稍有不满，觉得袁世凯飞扬跋扈不可大用。徐仁录说，康先生非常关心你袁世凯，让我问你与荣禄的关系究竟如何。
袁世凯是何等聪明的人！他太知道康有为要让他说什么了，尽管他与荣禄关系非常好，但他讲出来的故事也使你感觉到真实可信。袁世凯并没有直接回答徐仁录的问题，而是意味深长地给徐仁录说了一个故事。他告诉徐仁录，过去有段时间，翁同龢一直想让他袁世凯扩充一些兵员，多练就一些新军。可是荣禄不知为什么总是阻挠，总是说按照朝廷规矩，汉人不能握有太大的兵权。翁师傅说，那曾国藩、左宗棠，还有当朝李鸿章，不都是汉人吗，不是都曾握有重兵吗？荣禄闻言默然有间，然而我行我素，就是不肯增加我袁世凯的兵权。
这个故事所说或许是真的，所以康有为听说之后也就坚定相信自己的判断，袁世凯与荣禄即便关系不错，但他们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没有缝隙，只要做得巧妙，还是有漏洞可钻。
袁世凯是任何一个机会都不会放过的人，任何一个人都不愿得罪的人，他的那些模棱两可的话语可以作多种理解，而人们的心理往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去理解，所以康有为听说后觉得袁世凯这个哥们不错，够意思，应该想办法继续栽培，一旦袁世凯真的在军队拥有更大的权力，说不定到了关键时刻，他袁世凯就能够发挥作用呢。康有为也是一个不愿放弃任何机会的人，既然大清国的官位又不是他们家的，既然他自己想得都不一定得到，何不慷大清王朝之慨，设法送给这些哥们呢？基于这样的判断，康有为于9月11日以侍读学士、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的名义起草了一份保荐书，建议朝廷超常提拔袁世凯。
康有为在这份保荐书中对袁世凯竭尽吹捧之能事，说袁世凯出身于军旅世家，长在军营，深娴军务，常年驻扎外海，对于东西洋各国近代兵制、军制、战法都非常熟悉。而且，袁世凯不是一个鲁莽的武夫，而是对政治有着一种天然的酷爱，有着一种难能的天赋，对于内政外交诸多政策，袁世凯都有自己的思考和对策，深观有得，动中机宜。保荐书强调，由袁世凯负责训练的新军不仅在大清诸军出类拔萃，而且获得了诸如俄国、日本一些军事将领的赞赏。可惜的是，袁世凯负责训练的新式军队仅有7000人，为数太少，为力过单。在过去，袁世凯虽曾奉旨添练数营，徒以军饷无着，不敢冒昧招募，是以迁延至今。当此国际局势日趋变化、外交危机接踵而来的历史关头，我大清应该加大军事方面的投入，特别是袁世凯所练新式军队更应及早增加数量，以备外交方面不时之需。
为了说服朝廷破格提升袁世凯，这份保荐书从外交说到内政，以为日本变法之初妙选将才，重建军队，为日本后来的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提供了多方面保障。我大清在过去若干年苦于将帅之才难得，受到多方面滞碍。现在幸而得人，就应该破格提拔使用，隆其位任，重其事权，不宜将这样的帅才有意约束，置诸人下。
根据康有为后来的说法，他在这份保荐书中，还有许多暗语或隐喻，说是要提醒皇上培植袁世凯，笼络袁世凯，以备急需。诸如劝告皇上俯察危局；建议皇上对袁世凯加以恩意，并暗示将袁世凯脱离荣禄管制，自成一军，使其独当一面，大有逐步演变成皇上贴身禁卫近军的意思。这当然是康有为后来的解释，并不一定就是当年的历史真实。
换言之，康有为起草，以徐致靖名义上报的这份保荐袁世凯的建议书，如同当年大量类似文书一样，都是朝廷渴求人才，下令各省督抚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推荐人才的逻辑结果，并不一定含有多重政治深意。而且如同所有人才保荐书一样，保荐书只是推荐人才，至于怎样使用，是否使用，那都不是推荐者的责任，而是朝廷的权力。所以，日理万机的皇上不可能在匆忙的阅读中读出那些暗藏的微言大义，所以即便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说了多少隐喻暗语，皇上依然如同当时所有类似文件的处理程序一样，当天批转军机处，电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由荣禄通知并安排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并下令按照程序将徐致靖这份保荐书恭呈皇太后慈览。
很显然，即便康有为保荐袁世凯真的如其所说是个阴谋的话，那么这个阴谋并没有向皇上透露，更没有直言，皇上并不知道康有为的计划。皇上如果真的介入或知道什么阴谋的话，他还会通过荣禄传知袁世凯进京陛见吗，他既然知道荣禄是袁世凯的顶头上司，既然知道袁世凯与荣禄有政治见解上的差异，皇上还会将这份保荐奏折恭呈皇太后慈览吗？事实真相是，皇上对康有为等人的阴谋与用心一无所知，他的天真、他的批示，只表明他一如既往为大清王朝网罗有用之才而已。这也是皇太后后来能够原谅皇上并不追究皇上责任的根本原因。
康有为后来说，他在以徐致靖的名义起草保荐袁世凯的奏折同时，还代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起草了一份密折，其主题仍然是建议皇上召见袁世凯，并注意安抚拉拢，无论如何要将袁世凯拉过来，这样将来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就可以用袁世凯的新军以备不测。
我们不必怀疑康有为起草过这份文件，也不必怀疑康有为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份以谭嗣同的名义写的奏折，无疑太露骨、太直接，甚至很可能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正面谈及皇上与皇太后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大有挑拨两宫的意思。而这种话语是当年的政治大忌，即便康有为写了，谭嗣同无论如何也不敢上，所以康有为起草的这份文件至今不见踪影，大约是因为谭嗣同私下扣留，并没有呈递。
不过，完全可以设想，康有为所谓政局处于危机中，皇上处于困境中，是他的感觉和真实想法。只是这种感觉和想法太过私人化，他或许可以将这种感觉与想法影响身边人，但实在影响不了皇上，因为皇上毕竟是皇上，他确实没有这种政局处于危急中、个人处于困境中的感觉。
谭嗣同由于特殊的身份，毕竟与皇上有着更多的直接接触，他或许意识到康有为感觉上的错位，意识到康有为的说法可能只是一种想象，并不是真实，所以他不愿将康有为起草的密折上报皇上。谭嗣同清楚，在这种感觉错位态势下贸然递上密折，公然挑拨两宫关系，那么不要皇太后动手，皇上就会以图谋不轨为理由，先将康有为等人解决掉。
如果仅仅就选拔人才角度说，皇上对袁世凯久有印象。当他下令各省督抚保荐人才后，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就于7月29日郑重保荐过袁世凯，作为大清王朝当时最受重用的满洲大臣，荣禄的保荐应该在皇上那里留有比较深刻的影响。所以当由康有为起草、徐致靖署名的保荐奏折于9月11日上报朝廷时，皇上理所当然要求袁世凯即行进京陛见，约其谈话，直接考察，然后考虑怎样提拔和使用。而且，这个御旨也合乎荣禄先前的建议，所以通过荣禄去通知袁世凯，没有任何阴谋，没有任何想象。皇上没有任何私心可言，更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刻意隐瞒荣禄和皇太后。
皇上召见袁世凯程序合法，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后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的反对与议论，一切正常。然而，在所谓维新阵营中，朝廷的这一举措却引起了激烈反响，并由此而铸就后来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