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为了郑重其事，也似乎为了应对各方面可能会有的不同意见，皇上于同一天（9月13日）特派遣内侍持历朝圣训等相关图书送给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嘱谭嗣同从中查考大清历朝设置这些临时机构的相关规定，特别是要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设置懋勤殿的依据和过程，并根据这些文件拟一份上谕草稿备用。
重设懋勤殿以议新政在皇上那里无疑是对大清未来前途的考量，并不包含着其他考虑，但在另外一些推动者那里则未必不包含有某种目的或想法，因为当时所有的争议似乎都能从这个新设机构的消息传播中寻找到蛛丝马迹。在政治上一直比较偏激的谭嗣同对于皇上当然没有二心，对于新政改革也怀有至诚，然而连续多天各种各样的议论使他多少有点心灰意冷。他是四位新进军机章京中对政治改革最上心、最积极的人，也是他最先利用与皇上的近距离接触特殊条件不厌其烦解释议院体制对君主体制的补充和好处。他的态度和诚恳感动了皇上，说服了皇上，大约也正是他的这种坦诚和言之切切，使皇上将起草成立懋勤殿上谕的任务交给了他。这一切都是那样顺理成章，没有什么阴谋，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起草御旨原本就是军机章京的责任和工作，谭嗣同自从接受军机章京的任命也没有少做这类事情。他个人虽然与康有为特别是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对于康有为的许多政治理念也比较认同，不过他毕竟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有更多的机会与皇上有近距离接触，他既不会相信康有为、梁启超对皇上形象的塑造，以为是圣明天子、智慧大师，更不相信康有为根据一点粗浅印象无限推理，以为朝廷中真的存在着一个以皇上为领袖的帝党，和一个以皇太后为领袖的后党。谭嗣同认为这种分类太过表面和粗浅，也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想象，并没有事实作依据。所以他从来对康有为的这些说法并不上心，并不当做是事实。只是今天皇上的交代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大约是传话的内侍刻意强调皇上嘱他从历朝圣训中寻找根据是为了说服皇太后，因为皇太后可能对重设懋勤殿会有不同看法。内侍的传话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我们无从辨证，只是这个传话使谭嗣同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动。他由此感到康有为的说法难道真的有根据吗，皇上与皇太后难道真的在许多看法上不一致吗，难道宫中真的存在着一个帝党和后党吗，难道皇上真的像康有为等人所猜测的那样只是一个傀儡，并没有拥有最终决定权吗？当谭嗣同在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闲话懋勤殿的事情时，这一系列的疑问被他们演绎得越来越像，而今知皇上真无权。谭嗣同的认识大约在这时开始发生变化。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闲话影响了谭嗣同的思考，而谭嗣同的情绪变化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康有为、梁启超。甚至相反，谭嗣同隐隐约约传递过来的懋勤殿动态，不仅引起康有为、梁启超的高度兴奋和兴致，而且使他们觉得这一次真的是机会来了，终于有可能设置一个新的议政机构了，他们终于有了可以安置的位置了，因为道理很简单，皇上既然下令谭嗣同准备上谕草案，那么可见皇上已下定了决心，而且由于皇上的日程中在最近几天将去颐和园看望皇太后，康有为等人自作聪明地认为，这是皇上前往那里汇报懋勤殿的事情，所以他们加紧活动，力争在这个新设机构中实现比较理想的权力再分配。
基于这一系列自我认定和考量，康有为在从谭嗣同那里获得这些消息的同一天，就以言官宋伯鲁的名义上了一份奏折《请选通才以备顾问》，建议朝廷于内廷开设懋勤殿，由皇上亲自选聘天下通才十人入值以备顾问。这显然是为了迎合谭嗣同传递的消息、迎合皇上。康有为还在这份奏折中推荐黄遵宪、梁启超二人备选。
兴奋中的康有为将想象当真实，他施展自己的本事，在京城官场大肆活动。当天（9月13日）午后，面带喜色的康有为兴致冲冲找到王照与徐致靖，将他从谭嗣同那儿获得的消息添油加醋进行一番渲染，信誓旦旦地声称谭嗣同已请皇上开懋勤殿，用顾问官十人，业已商定，但须由外廷推荐，并将此十人名单出示，要求王照、徐致靖二人立即草拟奏折，推荐此十人。
王照当然是康有为的同党，但他似乎从来不太相信朝廷中存在帝党和后党两个阵营，不相信康有为这些阶级分析，所以他表示他们正在起草一个比较重要奏折，推荐名单的奏折当天恐怕没有时间了。
对于王照的态度，康有为心里很不高兴，但他又实在需要别人起草这些推荐奏折，因为这些名单总不能都出自他康有为一人之手，那样也实在有失体统，传出去也实在不太体面。于是康有为连蒙带骗告诉王照和徐致靖，懋勤殿的事情，皇上与谭嗣同等都已经说定，皇上今天晚上就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推荐名单。所以，这个奏折远比你们正在起草的折子重要得多，你们何妨将那个折子暂且搁置，明天再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康有为的软缠硬磨使王照、徐致靖毫无办法，不得已，他们只好停下手头的事情，按照康有为的名单甚至口授分别起草了两份推荐名单。王照的名单推荐了康广仁、徐致靖、宋伯鲁等六人；而徐致靖的名单则是康有为等四人。他们真的是举贤不避亲，相互推荐，相互吹捧。当夜，这两份奏折就通过相关渠道呈送朝廷。
以宋伯鲁、王照、徐致靖三人名义上的三份推荐名单是送上去了，康有为也自认为做得很秘密、很巧妙，不料王照后来与康有为反目，保留了相关消息与文件，暴露了康有为在设置懋勤殿等新政机构问题上，大约真的像反对者所攻击的那样，并非出于公心，而在相当程度上是私心作怪。康有为这样明目张胆、大言不惭要求别人保荐自己、保荐学生、保荐同党。不管这个过程怎样秘密，但由于牵涉这样多的人，很难做到滴水不漏，各方面虽然不太清楚事情的真相，但总是有点疑虑和猜疑。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尽管不知道细节，但他早就敏锐意识到康有为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动议朝廷设置新机构，恐怕并不都是为了新政，也并不仅仅为了议政与行政的区隔，他们只是用这些动听的言辞去感染皇上，目的只是安置自己、安置私人。杨锐觉得，康有为等人的这些做法于大局有害，甚至预感这种自私的行动可能会损害正在进行的改革。
杨锐将这些认识和想法写在一封家信中，至于他是否在同仁中以及在京城官场中有所传播，也很难说。总之，由于康有为等人毫不避讳地大肆渲染、到处鼓吹，京城官场人人都知道皇上已同意设立懋勤殿，甚至知道这个上谕或许当天会发布。
然而，到了晚上，这个上谕并没有发布，于是京城官场又有谣言流传，以为是皇太后的阻挠，致使这个计划有可能泡汤，至少是延迟。这些传言究竟与康有为等人有多少关系还很难说，但刻意强调是皇太后与皇上之间的意见不同，则是康有为一派的既成看法。
有位子才能有作为，这个道理或许康有为当年就明白，所以我们虽然感到康有为在以一种便捷的方式获取成功，但也很难说他的心理就像猜测者所描述的那样阴暗不堪。然而，现实政治本来就是非常残酷，一个洁身自好的人都会被无端攻击，何况像康有为这样公开张扬、不计后果呢？
康有为的那点伎俩被朝廷中的政治大佬看得一清二楚，这些政治大佬出于自身利益及大清王朝总体利益的考量，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康有为的这一计划得逞。这些反对意见肯定也影响了皇上，所以当皇上于第二天（9月14日）前往颐和园看望皇太后时，也只是将宋伯鲁、王照、徐致靖等人的这几份保荐奏折交军机处值班室登记，并不准备与皇太后讨论懋勤殿的设立，更不要说具体人选问题了。
等待伊藤
历史就是这样非常的巧合，或许是人为的安排，或许是天意。当皇上于9月14日兴冲冲前往颐和园的时候，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在进京的路上。伊藤博文究竟与后来的政治变动有多大关联，研究者从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伊藤博文此次中国之行即便不是后来中国政治转折的关键，但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至少伊藤在北京的活动和作为，深刻影响了事件的进程。
伊藤博文此次中国之行能够成行，得益于各种因素。当时传闻甚多，或以为是维新派人物李岳瑞、洪汝冲、聂兴圻等上书建议用客卿；或以为是康有为居心叵测，为夺取中枢大权而招引来的。
其实，这些说法虽有根据，但太过表面。像伊藤博文这样级别的政治人物来访，不论他是以官方身份，还是私人游历，对于像大清国这样的专制集权国家来说，都不可能像传言想象的那样简单。他是大清国的客人，他的一切活动安排也都应在主人的掌控之中。
伊藤博文来华，主要是因为大背景的变化。他尽管是大清国1894年甲午战败的操刀人，尽管是1895年《马关条约》让中国蒙羞的主要人物，但实事求是地说，《马关条约》签订后，大清国并没有小鸡肚肠似的仇视敌视小日本，而是放下身段，第一次虔诚地承认日本转身向西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或许是对的。中国人多年来瞧不起日本人，这一次在惨痛教训下愿赌服输，心悦诚服。在那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中日关系从一种战时紧张回归正常，两国之间不仅回归至同文同种的正常国家关系，而且日本人在那几年也觉得应该真诚帮助大清国，因为他们确实意识到，日本的发展并不在欧洲，而是亚洲，如果日清结仇，亚洲不得安宁，日本也很难发展。所以，甲午战后那几年，是中日关系中最好的时期。
政治上、外交上从来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敌人。伊藤博文主导的日本政府发动甲午战争使大清国蒙受了极大损失，但在当时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中国人那里，他们对伊藤博文不仅没有多少敌视，恰恰相反，他们极端崇拜伊藤博文，以为伊藤主导的日本政治变革才是大清的发展方向。所以当甲午战争后，国际局势尤其是远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俄国对远东扩张急剧加快时，不仅大清国内部有联合英、日抗衡俄国的思想主张，即便先前几年还与大清为敌的日本也在改变态度，竭力拉拢中国联合抗衡俄国对亚洲的蚕食。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亚洲的觉醒”。
1898年6月，也就是中国宣布新政开始前后，伊藤内阁倒台。赋闲后的伊藤博文很快萌发到中国游历的想法，至少在7月中旬这种传闻已在日本国内公开。7月20日，时在日本居住的中国商人王仁乾致函汪康年，表示昨天刚听日本朋友说到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消息，即刚刚下野赋闲的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很快将往中国游历，日本方面反复强调伊藤此行不谈国政，专观风土人情，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还有人故意散布说伊藤此次中国之行是为了养病。王仁乾认为，这些散布的说法非常搞笑，一来中国的天气较日本为热，酷暑而道途跋涉，怎么能是为了养病呢？二来有人曾问伊藤，此次中国之行准备前往哪几个省份，而作为自我做主的游历者，伊藤竟然不知将到何处，只是泛泛答称或许在沿海一带而已。其言语之游移，其情形之可疑，令人莫测。
王仁乾认为，伊藤此行肯定不是简单的游历或拜访，而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外交使命。他推测，伊藤此行或许与两年前李鸿章访问俄国并签订密约有关。听说伊藤将在北京专门拜访他的老对手李鸿章，商量亚洲究竟应该怎样走向联合，共同抵抗外来蚕食，劝说李鸿章不要沉迷于俄国人的欺骗，而应该转向同文同种的日本，中日结盟，不仅可以控制亚洲，而且可以影响世界、影响远东。
在中日两国敏感时间刻度访问中国，不可能不带有政治目的，不可能是单纯的私人旅游。大清国政治高层不愿对此发表意见，是其体制所决定，是不需要发表；而日本政府不断散布各种各样的烟雾，其实是要隐藏着真正的目的，这也是日本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而在伊藤本人，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他并不对自己的行动刻意隐瞒，他在到北京之后，曾与英国记者莫里循有过一次长时间谈话。据莫里循的印象，伊藤访华的目的可能还没有人知道，根据莫里循的印象，此行的主要任务大约有二，一是实地观察正在进行的维新运动，看看日本是否能够帮得上忙；一是日清联盟的可能性和具体步骤。
关于前者，伊藤通过实地观察和思考，通过对各方面信息的了解与消化，对正在进行的维新运动相当失望。他认为，清国没有杰出政治家，没有人愿意在关键时刻负责任，没有人敢在追随者面前勇敢公开地站出来，带头冲锋陷阵。清国皇帝虽然在过去几个月颁发了大量变法诏书，可是这些政策却因种种原因从未付诸实践。有一道诏书要求政府官员应当正直廉洁，不能贪污腐败，但是这并不能阻止防止那些不可救药的贪官污吏继续贪污、继续腐败。这些贪官污吏经过世世代代的遗传，已经形成独特的基因，已经腐败透顶，不可救药。
在谈到清国财政时，伊藤告诉莫里循，清国必须设法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而能够增加收入的可靠途径不是向那些可怜的老百姓加租加税，而是由政府通过政策调控，设法改善国家的基础设施，修筑铁路，改善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