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庆亲王不忘告诫皇上，现在的年轻人可不比老辈，年轻一代读书人和中层官员品类不齐，功利心太强，如果真的要选择的话，必须从严掌握，以德为先，慎之又慎，否则以康熙爷的圣明，当年都被高士奇那样的政治小人所蒙蔽，利用在皇帝身边的机会结党营私，贪赃枉法，扰乱政局。至于比较本分的外来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由于都是比较专业的知识分子，康熙爷虽然也把他们网罗在身边以备顾问，但实际上只是偶尔召见，并非朝夕相处。
庆亲王并不反对恢复懋勤殿的功能，也不反对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文人雅士聚集皇上身边以备顾问，他只是担心皇上不要被那些政治小人所蒙蔽，而这些政治小人，大约在庆亲王的心目中，就是恭亲王久已告诫的康有为等政治新人和政治边缘人。
与康有为在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权限问题上发生过激烈冲突的孙家鼐，同样不反对恢复或新设懋勤殿，他也认为当今皇上仿照康熙爷做法，选拔一些德才兼备的文人雅士以备顾问很有必要，他同时也像庆亲王一样告诫皇上，在选拔这些政治新人时，一定要把握政治标准，要有比较高的道德约束，要注意其人品和心术，并建议采用公举办法，由中央各部院采取一定的办法公举，参照公众舆论认知度。对于那些心术不正、人品低劣的人，不论其才华如何出众，都必须坚决剔除，毫不犹豫。
很显然，作为老一代官僚，孙家鼐和庆亲王一样，在内心深处很瞧不起那些新派人物的人品与心术，他心中的这些新派人物是否就是指康有为等人，其实已经呼之欲出，只是没有直接点名而已。
裁撤冗署与冗员：官场大地震
庆亲王、孙家鼐的态度深刻影响了皇上，皇上在收到他们的报告后，也就对设立懋勤殿的事情不那么积极了，此后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再提机构改革特别是增设新机构的问题，康有为先立而后破的行政改革思路明显受挫。
然而，不论那些老资格政治家出于怎样的考虑，不断为旧有权力架构辩护，但不容怀疑的事实是现存行政体制确实存在问题，行政效率低下也是当时有识之士比较一致的看法。
按照康有为的构想，之所以不先去触动旧有行政体制而另起炉灶，除了想通过这种便捷办法直接进入权力中心外，主要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他不希望因为改革旧有行政体制而导致大批旧官僚失业，更不希望因此而引起政治上的巨大风暴，他期待以和平手段先立而后破，期待新体制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并在尽量容纳旧官僚之后再去处理旧有行政体制。这就是他后来在自编年谱中归纳的“选通才以任新政，存冗官以容旧人”的改革策略。应该说，这是康有为当年的真实想法。
康有为的善良愿望不得实现，而行政体制改革在皇上看来刻不容缓，那些冗署冗员必须裁撤，减员增效，大约也就成了皇上当时心中的最大期待。于是这一改革便无法沿着康有为期待的平和改革路线前进，而是走上了剧烈冲突和动荡的道路。
裁撤冗员冗署的契机是太仆少卿岑春煊8月23日提出来的。岑春煊是康有为的朋友，具有很强的维新思想倾向，他的这份奏折是否受到康有为的指使，目前的资料尚看不出来。
岑春煊在这份《敬陈管见伏冀采择折》中所提出的改革思路虽然在个别方面与康有为的思路明显不同，但在大的方面则基本一致。他提出十点建议：（1） 严赏罚以饬吏治；（2） 停捐纳以清仕途；（3） 裁冗员以节糜费；（4） 厚廪禄以养官廉；（5） 行采访以杜中饱；（6） 汰吏胥以除积蠹；（7） 颁档案以重交涉；（8） 收旧部以储将才；（9） 办团练以清内匪；（10） 免厘金以恤商困。总之，通过一系列行政体制改革，重建高效廉洁政府体制。在这一点上，岑春煊与康有为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当他的这份奏折提出后，许多不明真相的人都将这些见解归之于康有为，就连皇上都以为这是康有为的主意，只是借岑春煊之口说出来而已。起初，康有为不免为此稍稍得意，不料此后各方面意见太大，岑春煊的这个方案成为各方面冲突的导火索。于是，康有为开始抱怨，以为自己在为岑春煊担责。由此可见岑春煊的改革思路，大约就是沿着康有为的想法往下走。
从改革理路上说，岑春煊的十点建议当然与康有为的政治主张高度一致，但在细节上并不是康有为的主张，比如十点建议中对当时政治影响最大的第三点即裁冗员以节糜费就与康有为素来主张完全相反。
根据岑春煊的建议，大清行政体制多因袭明朝，但时移势异，到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往往有官仍其旧而职守全非。前此已有一些条陈注意到这些问题，建议裁减一些衙门和官员，但他们提出的裁减只是有针对性的裁减一二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岑春煊认为，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枝节改革，无法解决问题，裁如不裁。反之，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仔细探讨各个机构的职能职守，然后不论大小，无论京外，有用则保留，无用就裁并。
根据这个原则，岑春煊认为，以京员论，詹事府为明朝初年设立的太子教育机构，大清定鼎中原后沿袭旧制，为辅导东宫太子的专门机构。后来几经变迁，编制及功能都有很大变化，但大要依然是与太子有关。现在，大清已经没有立储体制，所以这个机构完全成了摆设，实在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
与詹事府情形相类似的还有宗人府。宗人府专门负责管理皇族宗族的谱牒、爵禄、赏罚、祭祀等项事务。这个机构不能说没有用，只是现在情形不同往昔，其功能已明显减弱，岑春煊建议宗人府统于宗令，其机构中庞大数量的宗丞等员大可不必再设，至少应该大幅度裁减。
还有一些衙门，在岑春煊看来功能交叉重叠，应该考虑归并减员。比如大理寺，在过去属于掌管刑狱案件审理，相当于后来的最高法院。在六部架构下，刑部的功能与大理寺有许多交叉重叠，因此可以考虑将大理寺归并至刑部。
类似情形还有通政司、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等，如果将这些机构重新归并分类，肯定也可以减少一些衙门，至少可以减少一些编制。按照岑春煊的设想，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内外奏章可以直接呈递军机处，那么原来专门负责纪要文书收发的通政司大可不必继续存在。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的功能与礼部功能交叉重叠，如果将这几个机构并入礼部，估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肯定会提高效率，减少各衙门之间的摩擦扯皮。在冷兵器时代，太仆寺大约相当于军需后勤，现在军队也在改革，体制也在变化，太仆寺的功能明显不同于过去，将之并入兵部，成为兵部的一个部门，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还有一类情形是，机构可以存在，但人员应该优化，应该减少。比如内务府，是管理宫廷事务的重要机构，也是大清的特色，当然不应该废除。只是内务府负责宫廷建筑、宗庙建筑、陵寝建筑等方面的重任，还要负责皇室宗室的衣食住行等一切事务，当然不能从简，不能简陋，但现在的问题是内务府规模太大，编制太多，人浮于事，消耗巨大，岑春煊建议至少裁减一半，也不会影响工作效率。
至于京外之官，岑春煊也有很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可裁者比中央各部院的冗员冗署还要多。如现行体制中总督主兵而兼察吏，巡抚察吏而亦治兵，权均则牵制反多，效率太低，所以岑春煊建议同城督抚可裁其一。提高效率，减少摩擦。
还有黄河治理，确实是国家大事，不可有丝毫忽视。只是现行的河道总督权力架构可能已很不适应变化了形势。岑春煊建议，黄河治理工程分段负责，在山东境内，由山东巡抚兼理；在河南境内，由河南巡抚兼理。这样，就可以将专门设立而实际上往往不太能发挥功能的河道总督及其衙门裁撤。
至于漕运，岑春煊认为可裁官员更多。漕运确实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在过去也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是时代、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先前设立的漕运总督权力架构已不那么有效，因为在南漕装运之地，地方官负责收集收购和装运；在所经之地，有各州县具体负责。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旧有的漕运方式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所以，漕运总督及其衙门，尤其是数量庞大的官员弁兵，均可裁撤。岑春煊的这个建议虽然在稍后多有批评，但至1901年，朝廷还是下令停止了漕运。
与漕运相类似的是盐政。盐政的管理确实重要，不仅关系国计民生，而且关系政府收入。只是现行管理体制太过混乱，既有专门设立的盐运使，有专门的衙门、庞大的属员，而且朝廷还赋予各省督抚管理盐政的职权，这样不仅人浮于事，消费资源，而且权力冲突。岑春煊建议，将这项管理的权限直接交给各省督抚，裁撤盐运使、盐法道，以及相关机构，至于各地盐场，可以归并各州县管理。这样，先前数量巨大的所谓运同、运副、运判、提举、大使等，都可以裁撤。
岑春煊的改革思路，大约有后来的大社会小政府的意思，按照他的思路，政府可不设的机构就尽量不设，社会的事尽量交给社会办；能少设的机构尽量少设，这样可以减少开支，节省行政费用，相应的，也就可以减少百姓痛苦，减少赋税压力。
总之，在岑春煊看来，从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着眼，不论京员，还是外官，可裁撤的绝对不在少数。
岑春煊的建议在政府高层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皇上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想法，尽管在政府高层有强烈的反对意见，皇上也有意于采纳这些建议对行政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甚至引证康有为的观点，以为康有为也是赞成这些改革的。殊不知康有为从一开始就反对大刀阔斧地弃旧，废除旧衙门，大量裁减已有官员，他以为这样很容易引起这些官员的强烈抵制，因为他们的利益毕竟会因这些改革而受到严重损害。
康有为的主张是增新，即主张通过建立制度局、新政局等全新机构吸引新人才；对旧有衙门维持现状，使其功能自动丧失；在官员配置上，康有为主张采用宋代已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即官差并用，如以尚书、翰林同值南斋，侍郎、编修均兼学政，亲王、京卿同任总理衙门大臣，提督、千把同作营官。专问差使，不拘官阶。如此新旧并用、官差并用，就可以做到选通才以任新政，存冗官以容旧人。新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和睦相处，既可以用新人推动新政展开，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既得利益阶层对新政的阻碍。所以，当岑春煊的建议在政治高层引起强烈反弹，且被皇上认为合乎康有为的素来主张，由此引起更多人对康有为误会时，康有为觉得有必要为自己辩解，他在一些场合公开表示岑春煊的建议并不是他康有为的想法，他的想法与岑春煊的建议南辕北辙，根本就是两码事。
这个说法引起了军机大臣廖寿恒的注意。廖寿恒与康有为关系密切，同情改革，但同时也认为旧有的行政体制既要改革，也不能因改革而引起政治上的混乱。欲速则不达，过于激进的改革势必引起更为激烈的反弹，于是廖寿恒建议康有为将这些想法写出来，供朝廷参考，以阻止岑春煊那些过于激进的方案变成现实。
在廖寿恒督促下，康有为于8月29日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建议《厘定官制请分别官差以行新政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才能》。
在这份建议中，康有为对岑春煊的方案进行了全面批评，郑重建议朝廷在裁撤衙门、裁减官员问题上要高度慎重，统筹全局，从长计议，不要因局部改革而影响整个维新大业。
康有为指出，最近朝野议论纷纷，多有重新厘定官制并裁撤冗署之类建议，就理论上说，这些建议无疑都有道理，也说到了问题的症结，只是时机不对，不可操之过急。从中外历史上看，立政变法必有先后轻重，我大清国的官制确有重新厘定的必要，因为确实有许多混乱和问题。只是重新厘定这些官制，必须统筹全局，弄明白哪些宜增，哪些宜改，哪些宜裁，哪些宜并。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追慕东西洋各国，尽快制定成文宪法，斟酌修订已有典章制度，全面考虑新政的方方面面，然后待条件成熟一一推行，方为有益。若贸然行事，即便裁减一些衙门和官员，也无助于新政推行，甚者走向改革者主观愿望的反面。所以康有为反复强调，统筹全局，改定官制，事体重大，决不能草率进行。
根据这一原则，康有为重申区分官差界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建议在改革最初阶段，专论差使，不问本官。康有为指出，现在政府采用的差使之名出于宋，但官差不别，品秩太峻，结果非集资累格不足以致大位，而达到大位则已年迈力衰。这显然不利于官员的年轻化。
而且，官差不别，这样各部院尚书、侍郎既充任总理衙门大臣，即不应当在本部院继续任职。一个人的精力总归有限，旧有升迁体制使达到这个级别的官员大都不再年轻，有的甚至已到垂暮之年。这样的年龄和精力，既要让他们做好本部院的本职工作，还要充当总理衙门等跨部院的兼差，势必一切流于形式而已。这是中央政府层面的一般情况，至于外省督抚也是经年累月积累资历，排队晋升，结果各省督抚和中央各部院大臣一样，大都是政治老人，即便他们想为国家办点事情，那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是大清现行体制中官差不分、官爵不分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