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英国外交官太过于自信了。事实上，不论是德国、法国，还是俄国，他们虽然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他们当然更觊觎中国最富庶的长江领域，如果他们能够在这块土地获得一定利益，他们当然会竭力争取。他们从来不承认英国独占长江流域的权力，他们一直期待中国政府允许他们与英国一道共同开发长江领域这块热土。
当英国获得沪宁铁路修筑权的消息传出后，德国、法国及俄国纷纷反对英国独占，他们一方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与英国政府直接谈判，要求分享这一权利。面对各国的争夺，英国态度坚决，它甚至反攻为守，利用比较特殊的机会于1898年6月7日获得了《关内外铁路借款草合同》，在俄国传统势力范围内寻求突破，以便增加与俄国谈判的筹码。
对于英国的进攻姿态，俄国、法国乃至德国都很清楚，他们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向清政府施压，迫使英国就范。俄法集团通过比利时银团与清政府谈判修订1897年签订的芦汉铁路借款合同，企图达到完全控制芦汉铁路借以渗透到长江流域的目的。迫于俄法集团的压力，清政府只能让步，1898年6月26日，清政府与比利时银团就芦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及行车合同进行了修订，满足了俄法集团的要求。
清政府默许或者说支持俄法集团及德国向英国势力范围渗透，毫无疑问将极大地惹怒素来傲慢的英国人。早在6月9日，英国政府训令其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总理衙门提出警告，以为中国政府既然已将东北、山东的特殊权益转让给了俄国和德国，那么就不应该再将他们的势力引向长江流域。中国政府如果执意这样做，如果执意要英国与德国、俄国在长江流域发生冲突，那么英国政府便不可能与中国在有关问题上继续以友好姿态进行合作。
英国的威胁并没有吓倒中国大臣，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大臣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只要列强之间保持适度的紧张与张力，中国政府才能在列强之间找到缝隙，才能有效保护中国的利益。这就是传统的以夷治夷外交方略。所以，清政府对英国人的警告并不真的很介意，照样同意与俄法集团签订了芦汉铁路建设的合同。
清政府的执意孤行自然惹恼了英国人。英国政府于8月21日向总理衙门提出一揽子铁路建设计划，要求承造天津至镇江，河南、山西至长江，九江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至杭州五条铁路的权力，以作为对中国政府答应与俄法集团修订芦汉铁路合同的报复。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强硬表示，除非中国政府立即同意英国的要求，否则英国政府将认为中国政府关于芦汉铁路合同的修改行为是对英国的背信，是故意敌视英国的一种行动。
为了向中国政府施压，英国政府命令其停泊在大沽口的舰队做好战争准备，表示谈判一旦破裂，英军就将采取军事行动。
在英国驻华外交官及政治观察家们看来，中国政府之所以敢于无视英国的利益，转而依靠俄国、德国和法国，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政府内部形成了一个以李鸿章为主导的亲俄势力集团。所以，英国政府在施加外交压力的同时，也设法施加政治压力，迫使清政府解除李鸿章的职务，以保护英国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
面对英国的外交及军事压力，清政府政治高层进行紧急磋商。政治高层在全面评估了英国的要求及其背景后，也全面检讨了几年来的外交政策得失。或许在这一检讨过程中，张荫桓最为积极，他不是对英国蛮横的外交压力感到不满，而是认为中国几年来的亲俄外交政策已全面失败，中国不仅未获得《中俄密约》所许诺的二十年平安无事，恰恰相反，俄国政府利用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不断向中国索取额外好处。中国原本指望俄国人劝退德国人对胶州湾的非法占领，结果俄国人不去劝说德国人，反而与德国人一起，狼狈为奸，相互掩护，出兵占领旅顺、大连港，致使中国在外交上更加被动。
胶州湾事件引起的外交被动是中国大臣的沉痛记忆，而之所以被动，当然与俄国人不够义气、背信弃义有着密切关联。俄国人没有信守1896年《中俄密约》的约定，当然也就是不给李鸿章面子，因为这个条约是李鸿章一手谈判并负责签署的。
既然李鸿章的亲俄外交路线不合乎中国的利益，那么中国外交政策的选择就必须因英国不断施加的外交、政治压力而转变。事实上，自胶州湾事件发生以来，清政府政治高层已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抛弃亲俄政策转而采取联合英、日，甚至与英、日结盟。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持这种立场；而在中央政治高层如张荫桓则更是坚定地认为中国只能走联合英、日的外交路线；至于皇上，先前虽曾一度赞成李鸿章的外交主张，但康有为等政治新锐对联合英、日的不断鼓吹，特别是与中国国情基本相近的日本通过为时并不太长的明治维新一举摆脱落后地位，走向成功，凡此不能不引起皇上的深思，不能不引发外交政策的调整。
根据张荫桓不太准确的记忆，1898年8月底或9月初，皇上手拟一份朱笔外交文书，委派张荫桓前往日本驻华公使馆，与日使详细讨论拟派头等钦差前往日本，以及委派康有为去日本考察明治维新经验等相关事宜。很显然，皇上一方面希望借鉴日本的改革经验，另一方面希望加强中日关系，甚至走向中日结盟。经过胶州湾外交危机的刺激后，朝廷大约并不认为日本是中国的危险，而将俄国列为假想敌之一。
朝廷的这个外交政策调整，当然合乎张荫桓的判断，甚至其本身就是张荫桓等人的主意。只是皇上的方案在张荫桓等人看来，可能走得太快、太远，当日本政府还没有弄清中国政府的真实意图时，贸然单方面进行如此大的外交举动，估计日本人也不敢贸然同意。这涉及列强之间的利益和平衡。所以，当张荫桓拿到皇上的这份手谕后，他并没有急于前往日本公使馆，而是找总理衙门首席大臣王文韶商量，廖寿恒也参加了讨论。
讨论刚要开始，皇上又差人送来一份墨笔谕旨，要求张荫桓等人设法与日本方面商量，此后中日之间外交文件来往，可将日本天皇徽号全行书写。大约是要表明中日外交关系的提升。
根据朝廷指示，王文韶、张荫桓、廖寿恒等总理衙门大臣进行了缜密研究，最后决定由张荫桓陪同汉军机首席王文韶前往日本公使馆，与日本公使举行会谈，寻求提升或密切中日关系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当王文韶等人还没有来得及前往日本公使馆，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因事于9月4日前往总理衙门。张荫桓在与之谈完正事后，表示自己明天或许会陪同首席大臣王文韶前往贵公使馆访问，不知是否方便？林权助并不知道张荫桓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事情，但作为外交官，他敏感到或许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表示明天下午3时许，他会在公使馆等待各位大臣。
王文韶在张荫桓的陪同下，于第二天也就是9月5日下午3时许抵达日本公使馆。稍事寒暄，林权助就意识到他们可能有比较机密的事情要谈，遂令所有工作人员退出，只有王文韶、张荫桓、林权助三人密谈。
张荫桓首先介绍他们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奉大清国皇帝之命商谈中日关系能否升格的事情，他向林权助出示了皇上的手谕，并表达了三层意思：
一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大清与贵国的关系更加紧密，所以我大清国皇帝陛下非常期待中日关系能够更加紧密，非常希望将头等第一勋章赠送给贵国大皇帝陛下，如果贵国政府不反对的话，这枚勋章将由即将上任的驻日公使黄遵宪携至日本，奉呈贵国大皇帝陛下；
二是黄遵宪此次携带的国书，其词句与以前的国书有所不同，其文句由我大皇帝亲自拟定，以“大清国大皇帝敬问我同洲至亲至近友邦诞膺天佑践万世一系帝祚之大日本大皇帝好”之字句开头，以示两国关系非同寻常。不知贵国政府对这些改变有什么看法？
三是我大皇帝有意向贵国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不知贵国政府是否愿意接受，是否愿意向我国派遣同样级别的代表？
张荫桓将皇上的几个意愿归纳得非常清楚，林权助也明白了这些意思。他表示，清国大皇帝陛下有意加强中日关系，提升中日关系，我大日本政府和天皇陛下必将欣然接受。至于向天皇陛下颁发勋章，林权助认为也没有问题，而且相信日本政府必将会有同等规格的回赠。
至于张荫桓所说的第二点，即互派大使问题，林权助认为，也不应该有什么障碍，必然会受到日本政府的欢迎，只是这并非单纯的中日关系，因而日本政府可能还要考虑英、俄等国的态度，因此互派大使一事估计不能立即实现，但肯定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林权助反复表示，这些看法只是他的个人意见，更详细正规的答复须待请示国内后再说。
关于此次会晤的详细情况，林权助迅即向东京作了报告，并向外相大畏重信表示，他个人希望日本政府抓住这次机会，促使日中关系根本改善，政府的民间的感情都能获得新的提升和加深。他相信日中之间亲密关系的建立，既有助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改良主义运动，又可增进日本的国家利益，增大日本的权利，这是巩固日本在远东、在东亚政治地位和势力范围的难得机遇。他建议对大清国勋章给予对等回应，对于互派大使给予积极响应，并积极安排，争取两三年内实现。
在这份报告中，林权助还根据自己的观察对清政府内部的人事格局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近两个月来，中国皇帝似乎锐意改良庶政而缺乏得力大臣，日本政府如果能够从适当的角度予以积极帮助，应该有助于日中关系的提升。林权助还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李鸿章已经在朝廷中失去了过去的权力和地位，王文韶、张荫桓两位大臣或许有机会填补李鸿章的影响力。在地方，张之洞的影响力和政治地位不可动摇。因此，林权助建议日本政府应该加强与王文韶、张荫桓、张之洞等大臣的联系，趁着中国皇帝有意亲近日本的机会，加强日中交流和各方面的联系，帮助中国各项改良事业获得进展，必然有助于日本在中国影响力的提升。
林权助的谈话与承诺坚定了朝廷抛弃亲俄外交路线的信心与决心，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一次巨大转变，由先前依靠俄国的外交路线，转而依靠日本和英国。于是在王文韶、张荫桓拜访林权助后的第二天即9月6日，朝廷欣然同意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8月21日要求承建几条铁路干线的要求，只有天津至镇江的铁路暂时不予考虑。又过了一天，即9月7日，清政府宣布将李鸿章及敬信逐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就在政治外交上回应了英国要求解除所谓亲俄派大臣李鸿章职务的请求。
解除李鸿章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应该是包括皇太后、皇上在内的一致决定，但在当时不论是官场一般舆论，还是李鸿章本人都将责任归之于所谓的亲英派大臣张荫桓，而英国人也认为，中国政府答应解除李鸿章的职务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巨大胜利，是英国对俄国外交的一个重大打击。俄国人毫不掩饰自己的沮丧情绪，认为李鸿章的失势和出局是对俄国外交路线的重大打击，俄国驻华公使甚至为此事前往总理衙门进行抗议，只是毫无效果而已。
国内舆论与列强的看法稍有不同，一般认为李鸿章被赶出总理衙门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
其一，恭亲王奕在生命最后时刻定策。恭亲王告诉皇上和皇太后，总理衙门大臣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时，无不在衙门进行，从来没有人敢在自己的家里接待外国人。而李鸿章在北洋的时间实在太长，独自处理外交，养成了自己的习惯。且奉命游历欧美，有着更直接的外交体验。所以，凡外国人之来，多有至其私宅拜谒者。李鸿章对此并不刻意保密，并不是偷偷摸摸，而恭亲王认为这个做法破坏了朝廷的规矩，且容易泄密，故预定此策，以正人臣无外交之义。这个说法虽有道理，但似乎并不是根本原因。
其二，李鸿章在比利时承借卢汉铁路款项中，暗藏俄款，英人抗议，认为大臣言国之大事，不应如此欺人。
其三，国内舆论指责李鸿章实行联俄政策误国，以为李鸿章先前为了签署《中俄密约》，大谈可保中国二十年平安无事，结果不过两年，俄国人不仅不帮中国赶走德国人，反而与德国人狼狈为奸，攫取更多利益。这一条，大约是国内舆论对李鸿章最为严厉的批评，也是李鸿章始终无法说清楚的事情。当然，也就成为李鸿章出局的最重要原因。
李鸿章被赶出总理衙门，除了俄国人感到悲伤外，似乎并没有多少人同情。据许多观察家分析，李鸿章出局具有非常必然的因素，即便没有胶州湾事件，也只是时间问题。大约自李鸿章从欧美访问归来，不知什么原因，使李鸿章与先前放逐贤良寺伴食宰相的落魄情形很不一样，各国外交官对李鸿章的印象非常坏，尤其是各公使馆的翻译官感到十分为难，李鸿章经常故作尊大姿态，不知其意是向其他中国大臣显示其才干，抑或为证明自己对外毫不软弱。每于谈判之际，竭力提出异议，必为一二事伤人感情。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称李鸿章是中国大臣中让人谈话最不愉快的人。与李鸿章相比较，各国公使及翻译官对张荫桓的印象较好，人望甚佳。张荫桓不仅对翻译官多少比较客气，而且是中国大臣中真正了解外交真谛的唯一大臣，其能力更在诸人之上。
随着李鸿章出局，张荫桓地位加快上升，他不仅继续负责着大清国的外交事务，而且如前所说，开始在皇上的支持下，触及内政方面，他逐渐成为朝廷中最重要的大臣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