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说，当时他的这个主张曾经多次告诉过康有为，但康有为非常信任信赖张荫桓，而张荫桓为皇上谋划的方案与此相反，他们总是撺掇皇上设法约束皇太后对政治的参与，以为撤帘归政已久的皇太后不应该继续过问政治，应该让皇上放开手脚，自主决策。又由于张荫桓、康有为那时都是皇上的红人，成为话语强势，他王照看在眼里不能不着急，于是他不顾清廷不许朝臣言及宫闱秘辛的禁令，所以在上书言事时假借皇上奉皇太后游历万邦这个大题目，出此架空之论，语气所注，似不在两宫嫌衅之事，言者无罪，而调和之术行乎其中。王照认为，这是他不得已而为之，其目的只是两宫协调，不要发生矛盾，不要听信张荫桓、康有为或其他什么人的拨弄。
罢免礼部六堂官
王照上书共有三条意见，但最重要的就是第二条，而且是含含糊糊地表达，如果不仔细考虑，很难读出其中的意思。至于第三条，是建议朝廷在设立专门管理教育文化方面的学部之外再设立一个教部，专责宗教尤其是儒教方面的事务，“今请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教、学分离，相辅而行，不相牵制，庶几儒教可卫而学可兴。这条建议实际上是对康有为等人重建孔教论的回应，就当时的政治层面而言并不具有迫切的意义。
现在看来很明白，王照三条建议的核心是第二条，也就是他不惜冒险劝说皇上不要与皇太后发生冲突，相反应该尊奉皇太后为最高最权威的领导人，拥有最后决定权或最后否决权，这样就可以有效化解改革阻力，有力推动新政的展开。
正如王照自己所说，他之所以向皇上向朝廷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他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尤其是与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张荫桓等人接触中感到他们的判断不对，而这种不对的判断却深刻影响着朝廷、影响着皇上。
康有为或者张荫桓，他们始终认为在中央层面存在着一个反对改革的守旧势力，而这个守旧势力又是以皇太后为中心为领袖。在王照看来，这是以想象代替真实，是以自己的想象去推断朝廷的格局，因而是非常有害的。他认为，不仅在中央政府层面，就是在整个中国社会，经过1894年的甲午战争、1895年的《马关条约》，大家在维新、变革这些方面久已建立基本的共识，即便在过去非常守旧、非常落伍的人，也没有谁坚持继续守旧，反对维新，反对改革。有些人对现在的改革或许有所不满，有点意见，那只是在具体的改革问题上看法不同，无论如何不能恶意猜测人家反对维新、反对改革，将他们推到改革的对立面。
根据王照的分析，改革中的分歧有政见的不同，但这绝不是主要的。改革中的分歧，更多是因为权力问题。有人在改革过程中得益多些，有人少些，争权夺利，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王照建议朝廷和皇上，不要上那些政治小人的当，要像历代圣贤所告诫的那样，近君子而远小人，对于那些权臣、弄臣，要有适度的警惕和警醒，要维护皇权中心的至上地位与统一团结。
可惜，礼部行政首长和皇上、皇太后都没有从王照的建议书中读出这弦外之音，都没有听进去王照的这些逆耳忠言。历史的演变，被王照不幸而言中。1898年后半段的政治变故，大致沿着王照如此不吉祥的预言而发展而变迁。
按照当时的政治架构，王照虽然没怎么在礼部上班，但他毕竟是礼部主事，编制还在礼部；因为他不是一般的臣民，不需要到都察院去请求转呈，他只需要将这份建议书送到礼部机关，礼部机关的收发室就有责任将这个建议书转送给朝廷给皇上。
然而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礼部行政首长满尚书怀塔布和汉尚书许应骙均态度一致，拒绝转呈王照的这份建议书。如此，王照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逆耳忠言就有可能泥牛入海，一阵白忙乎。其内心郁闷与不满可想而知。
对于礼部行政主管的决定，王照当然不服。他引经据典据理力争，坚请由礼部代呈，表示自己的这份建议并无任何恶意，至于是否被朝廷被皇上采纳，应该由朝廷由皇上决定，而不能被你们这些人无故扣押，拒绝转呈。你们要知道拒绝转呈这份建议书的危害，那可是严重违背了皇上的御旨，遮蔽了朝廷的见闻。
王照态度坚决，语气决绝，用许应骙的话说，简直就是咆哮公堂，借端挟制。不过，也正是由于王照的决绝与坚定，迫使礼部行政首长重新考虑先前拒绝转呈的决定是否有问题，是否真的像王照所说违反了皇上8月2日御旨精神。
从制度层面来说，怀塔布、许应骙当然无权拒绝转呈王照的上书，而其之所以敢这样做，据他们后来的解释，主要还是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整体利益，因为他们认为王照建议皇上奉皇太后圣驾游历邻邦日本，是居心叵测，非常荒唐，是置皇上、皇太后安危于不顾，因为两年前李鸿章就曾在那里遭到暗算遭到毒手。现在王照这样建议，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可能实行呢？这是王照建议的荒唐之处，所以怀塔布、许应骙不愿转呈也不敢转呈。
怀塔布、许应骙的这个解释当然是事后冠冕堂皇的理由。事实上，曾与康有为两次冲突的许应骙当然知道王照的思想趋向，更知道他与康有为等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许应骙与其满洲贵族同事拒绝转呈王照的上书，显然是有意遏制康有为的势力。
康有为的霸道与霸气，使他在中央层面渐渐失去支持，失去人心，怀塔布、许应骙见到王照的上书就想到了康有为，这就足以说明他们内心深处对康有为是怎样的厌恶。而且，还可以肯定的是，中央层面对康有为厌恶的还不止他们两个人，而是一股人，或许正如康有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股守旧势力、一个守旧党。正是在这种气氛下，怀塔布、许应骙才敢置上谕精神于不顾，断然搁置王照的上书。
就思想倾向而言，王照虽然对康有为、梁启超特别是张荫桓的某些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持批评态度，但就其所属阵营来说，他无疑与具有维新思想倾向的梁启超、张荫桓等人为同道。康有为等人也对王照寄予相当期待，他的上书与康有为有关，而上书受挫的消息自然也为康有为等人所关注。具有好斗性格的康有为对于王照上书受挫没有进行安抚，相反，康有为和他的朋友却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是守旧势力自己送上门来的一个机会，他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发起反击，与这些守旧势力进行殊死斗争，粉碎他们的阴谋。康广仁鼓动王照说，皇上明目达聪，广开言路，是一个具有非常意义的战略举措，岂容这些守旧大臣阻蔽不达，擅自截留？你王照决不应该就此罢休，不仅应该要求礼部主管必须履行职责，转呈上书，而且应该公开弹劾这些家伙，因为他们明显违反了上谕精神，与朝廷主张明显不合。
康广仁的说法当然有着充分的理由和道理，有理有据，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更何况年轻气盛的王照本属少壮派，原本就对怀塔布、许应骙这几个主管有着很多不满，新仇旧恨，无限委屈，一时涌上心头，一不做二不休，于是王照在康氏兄弟鼓动下，再次上书。不过这一次上书，不是要求怀塔布、许应骙转呈他的上书，而是具折弹劾怀塔布、许应骙阻扰新政，违反御旨。
王照的弹劾奏折很快送到了礼部机关，礼部轮值侍郎也就是副部长，说什么也不敢收下，因为这毕竟是弹劾他们的正职，你一个值班副部长真的收下，究竟是什么意思？
轮值侍郎的犹豫和解释，王照根本听不进去，他表示，你们的理由或许能够成立，如果你们坚持不收不转，那么我就只好到都察院递交，由此而发生的全部后果，当然就要由你们来承担了。
收与不收，都比较难受。两害相权，或者经向满汉尚书请示，轮值侍郎还是将王照的这封弹劾奏折收了下来，他们很清楚，这样的举报信留在自己的衙门里，不管怎么说都比较好处理，一旦真的弄到都察院，那就不是礼部能够说得算了。
礼部轮值侍郎收下王照这份举报信后，礼部的班子也就是满汉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以及左右侍郎等立即开会寻找对策，他们经过一番密谋，以为如果一味阻止王照上书，可能会造成政治上的被动。要反被动为主动，就必须将王照的第一份奏折及弹劾奏折等一并上报朝廷，并将礼部的研究意见一并上报，由朝廷定夺。他们相信，他们阻止王照上书上报并不违反朝廷的御旨，他们的好心，应该为皇上所接受。
在礼部所写的报告中，他们解释了这件事情的起因及过程，表示先前之所以扣押王照的上书，主要是考虑王照的建议过于荒唐，其出游邻国的建议显然是不怀好意，是置皇上及皇太后安危于不顾，并不具有可操作性。现在之所以同意上报，是因为王照在礼部一再无理取闹，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秩序。不得已，只好上报，一切听皇上、皇太后定夺。
如果从怀塔布、许应骙的立场看，他们的解释也能够自圆其说，但是他们或许不知道皇上对出游邻邦乃至周游世界都有相当兴趣，国内舆论至少在这一年的春天就曾建议皇上在宣布改革的前后，应该到国外开阔眼界，实地考察东西洋各国的真实情况。严复的《拟上皇帝万言书》就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期待皇上对东西洋各国进行实地考察，一结各国之欢心，为“我大清国”和平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二来通过游历和实地考察增加对东西洋先发国家的感性认识，从而为“我大清国”的改革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再如康有为也在一系列进书如《俄大彼得变政记》等中有类似表达，期望皇上放弃天朝上国传统观念，以多元开放的世界眼光去谋求“我大清国”的进步与发展。所有这些无疑给皇上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怀塔布、许应骙那些在他们自己看来自圆其说的解释，在皇上看来，则过于幼稚、过于荒唐和毫无道理。
9月1日，皇上就怀塔布、许应骙的礼部报告作出批示，表示朝廷广开言路，本期明目达聪，迩言必察，一再强调中央各部院主管都不得以任何理由扣留上书，必须无条件转呈。更不能碍于旧制、碍于忌讳，将这些上书置之不理。至于上书中的是非得失、有无价值、价值大小，朝廷自有权衡，无烦中央各部院长官代为过滤，代为筛选。
至于礼部尚书这份报告，说什么王照的上书语多偏僻，所以不拟上报，这就是狃于积习，擅自做主，致使朝廷闭目塞听，朝野隔膜，上下之情不得沟通。这显然与朝廷发布的御旨相违背，是礼部各位主管没有好好体会朝廷的意思。这显然不是一般的工作失误，而是一个政治错误。至于如何问责、如何处理，请吏部参照相关条例提出意见。同时，皇上的批复重申条陈事件呈请各部院代转代呈者，中央各部院主管必须原封呈进，不需拆看，不需过滤，不需为朝廷把关。一切都留待朝廷自己权衡。
第二天（9月2日），皇上为此再发上谕，重申8月2日开放言论允许士民自由上书的政策，强调如有士民愿意上书言事者，均可自行前往都察院呈递。都察院和中央各部院，一律不得拘牵忌讳，不得以任何理由扣押扣留。并且规定，以后如遇士民条陈事件，如系封口呈请代奏代转者，即请各衙门原封呈进，不需拆开替朝廷阅读，摘要上报，或另行抄录，而是原封不动地如实上报，一切留待朝廷自行处理。随到随递，不准稽压。倘有耽搁、阻留等情形发生，即以违旨惩处。显然，皇上的这份上谕因王照事件对士民上书、信访之类的事情作出更明确的规定，以便能够使下情顺利上达。
9月4日，吏部参照谕旨及大清王朝成例，就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人阻止王照上书言事的责任提出处分建议，表示通过对大清律例的查阅比对，凡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系私罪降三级调用。
根据大清律例的这个处分标准，吏部建议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以及与此案相关的礼部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澧、右侍郎宗室溥颋、署右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广汉等六人，均参照应奏而不奏的失误，给予降三级调用的处分。
吏部的处理意见是根据大清王朝几百年来成例以及大清律中的相关规定，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标准也比较稳妥的处理，只是这种标准与稳妥显然不合乎皇上新政时期的精神与要求，显然不能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皇上对吏部提出的处理方案非常不满，他在稍后发布的上谕中宣布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即行革职。
为王照上书受阻事将礼部六位行政长官一并革职，处分是有点重了，但皇上的理由是，他最近一段时间屡次降旨戒谕群臣，令其破除积习，共矢公忠，并一再明确宣布中央各部院遇有司员及士民上书言事者，均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扣留截留或筛选。之所以这样要求，其目的不外乎使朝廷明目达聪，刍荛兼采，并借此发现人才。中央各部院对于这个政策应该有足够的理解，共体朕心，遵照办理。却不料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人竟敢首先抗违，扣留截留王照的上书，并将王照的条陈一再驳斥。王照一再告诫礼部主管这样做违背了朝廷御旨，不得已，礼部主管方才将王照的上书代为转呈。似此故意阻挠司员臣民上书，显然是违背了朝廷御旨精神，如果对这样的违规事件不予严惩，不足以儆戒将来。所以，对于这样的事件，必须加重处罚力度，因此下令将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即行革职，同时对王照不畏強御的精神给予表彰，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