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指出，湖南居天下之中，有着他省无法比拟的区位优势，有着良好的学术文化传统，人才辈出，其任侠尚气的民风民俗，也与日本幕府末期诸强藩萨、长、土、肥情形相类似。前有魏源、曾国藩、郭嵩焘、曾纪泽诸先贤精神的遗存，后有过去几年湖南巡抚陈宝箴的经营与影响，官绅一气，士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具有其他各省所不具备的政治环境与人气，故将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舍弃了湖南人恐怕很难成事。
按照梁启超的期待以及南学会章程规定，南学会不是学会，也不是政府，而是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特殊机构，又不是地方议会的完备形态。南学会的功能是为实行湖南地方自治作准备，官绅士商，只要同意都可参加，都可作为南学会会友，都享有参与会务的同等权利和义务。南学会是一种准议会机构，但其本身又不是议会机构，南学会的创设者大约希望通过这种比较特殊的政治架构，组织湖南省内各方面力量，将湖南地方一切规制及兴利除弊等各项地方事务进行通盘研究，以通上下之气，去壅塞隔阂之习，从而达到通民隐、兴民业、卫民生的政治目的，为湖南新政开辟通路，为湖南地方自治准备条件，提供方案。
根据南学会章程约定，南学会的权力架构由湖南巡抚遴选的十名总会长负全责。这十名总会会长相当于主席团或常务理事，他们根据自己所知所闻，负责发展会员，吸收新的会友。会友的性质分为三类，一类是“议事会友”，由南学会创办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充任，负责会中具体事务、章程制定与执行；一类是“讲论会友”，聘请学识渊博、擅长言辞的学者充任，请他们定期向会友演讲新知识新思想，并随时回答会友的疑问。在南学会成立初期，这类演讲每月大约有四次；第三类为“通讯会友”，主要是指那些远离长沙不便即席听讲的各州县官绅及其他会友，只能改为通讯办法，提出问题，由讲论会友或议事会友们负责解答。据统计，先后加入南学会的全省各地会友达1000余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学会不仅是一个准议会机构，而且是一个开放的大讲坛。
南学会成立后，转眼就到了第二年，1898年2月21日，南学会第一次讲论在长沙孝廉堂举行，湖南著名学者皮锡瑞就为什么要成立南学会发表演讲。皮锡瑞指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但是进入近代，中国一步一步陷入困境，中国的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困境与困难来自西方、来自列强，但是如果仔细分疏，皮锡瑞认为，这些困难与困境的造成，从根本上还是来自中国内部，是中国内部机制出了问题，是中国的机体不再适应这个变化着的世界。
既然如此，那么怎样才能摆脱目前这样的困境、克服困难呢？皮锡瑞认为，中国如欲摆脱这种困境，重塑民族辉煌，就必须进行改革。这一点已为主政者所认识，主政者已深知变通以开民智，求人才以为急务。皮锡瑞希望南学会的成立能够有助于湖南官绅共同讲究有体有用之学，共求切磋之益。
在这次演讲中，皮锡瑞还对乾嘉汉学进行严厉批评，以为这种学问脱离实际，无补时艰。他希望南学会会友读书穷理，务其大者远者，将圣贤义理精义了然于胸，坚定信念，通古今之变，明中外情形。
南学会第一次演讲到会听讲者有200多人，陈宝箴、黄遵宪、谭嗣同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黄遵宪在皮锡瑞之后也发表了一个演讲，主旨是他一直在思考的地方自治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专制体制日趋严密，官民壅蔽，人民以官为扰，而期望无官。究其因，是因为官之权独揽，无所约束，官之势独尊，无法制衡。
在谈及现实时，黄遵宪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循吏本来就很少，而政府又规定本地人不得在本地做官，以防这些官员在当地做官营私舞弊。从制度设计层面说，这个规定本意上或许是要遏制官员贪腐，但其另外一个重要后果，是许多州县级官员对当地情况非常隔膜。既不了解本地特色，又无法产生乡土认同。原本期待的遏制贪腐，也并没有易地做官而根本化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这是政治发展无法逾越的规律。
要想解决传统政治体制中的这些缺陷，黄遵宪认为最根本的着力点就是实行地方自治。以当地人治理当地，自治其身，自治其乡。官员不仅有强烈的乡土认同，生于其乡，无不相习，而且因乡民对官员的背景有充分了解，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自然比较容易形成，官民上下，同心同德，以联合之力，收群谋之益。在黄遵宪看来，地方自治就可以从根本上克服郡县专政之弊。由一府一县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这样就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
黄遵宪的演讲说理透彻明白，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中的一篇重要文献。由于黄遵宪驻外多年，大约又研究过演讲技巧，因而其演说获得听众高度赞赏，许多人以为像天主教神父在传教。
继黄遵宪登台演讲的是谭嗣同。谭嗣同充满激情与使命，他的忧患意识和精神焦虑，使他的演讲显得非常痛心，他总是将中国的前途描绘得非常阴暗，以为中国情形大约像土耳其那样糟，中国正处在被瓜分的政治危机中。
在谭嗣同演讲之后，陈宝箴作了简要总结与概括。他认为，中国读书人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以救世之心行教学之事，孔子、孟子，历代圣贤都曾这样做过。从内圣外王的视角上说，不学无以开智慧、明义理，学习一切有用的东西不独是个人完善的必由之路，也是外王的一个重要途径，国家要摆脱贫困走向富强，也必须从学习一切有用的东西开始。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依然要见贤思齐，依然应该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依然应该向一切民族学习长处，摒弃自己的短处。陈宝箴希望湖南各界利用南学会这个交流平台，振作起来，讲究实学，发愤图强，不再单纯地用功于科举考试的雕虫小技，而是应该切实研究那些振国匡时济世安人之道。
南学会筹划者与组织者主要是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但担负演讲责任的核心人物则是皮锡瑞。皮锡瑞生于1850年，时年58岁，湖南善化人，虽然只是举人出身，但其长时期主持湖南、江西各大书院，不仅对儒家经学、中国传统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兼通西学，明了国际大势。所以在南学会组织的13次演讲中，皮锡瑞登台12次，基本上由他一人包揽。
在南学会的这12次系列演讲，不仅是皮锡瑞一生中重要经历，也是其学术思想得以较为完整阐发的难得时机。他在这些演讲中，第一次系统表达了对儒家经学的一般看法，系统阐释了他那不同于传统今文经学家的学术立场，以为真正的经学研究必须超越今古文的界限，学宜通达，不宜狭隘。大而能博，无所不包，才是一个大学者应该具有的学术胸怀。从学术史的立场看，汉学未尝不讲义理，宋学未尝不讲训诂。汉宋学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后学者不必严守各自门户，而要有宽广的胸怀包容各家，择善而从，有异同，不必争门户。讲汉学的，要看到宋学的优点，要通微言大义，方有实用，只懂得那些破碎支离不成片段的文字训诂，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大学者；讲宋学的，要看到汉学的优点，要注意身体力行，注意实用，只会空谈性命义理不求实践，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一种真学问。大学者、真学问的要点，就是要读有益之书，讲有益之学。
顺便说一句，皮锡瑞在晚清学术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特别是他不蔽于狭隘门户之见的通人之学，预示着经学史上一直纷争不休的今古文之争即将灭息，经学的进步与发展有待于超越今古文、汉宋学术等门户之见。然而，也正皮锡瑞这种超越今古文的通人之学，使他在当时的学术界受到来自今古文两个方面的夹攻。
除了皮锡瑞，在南学会讲坛发表演讲的还有几位，像乔树柟的《论公利私利之分》，谭嗣同的《论今日学西皆中国古学派所有》《论学不当骄人》，邹代钧的《论舆地经纬度之理》，欧阳中鹄的《论辩义利始自有耻》，李维格的《论译书宜除四病》，陈宝箴的《论不必攻耶教兼及周汉事》，曾广钧的《论开矿当不惜工本》等。从题目看，这些演讲均为当时湖南知识界共同关心的一些学术及地方发展问题。
南学会的设立及其系列演讲的开办，在湖南全省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府县在南学会的带动下，纷纷组织学会，开设系列演讲，传播新知识，鼓吹维新变法。有的学会还设法组织新式学堂，培养人才，为湖南新政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湖南的风气由此进一步开通，人人皆能言政治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名声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湖南维新运动如火如荼，轰轰烈烈，不可遏止。
南学会与时务学堂遥相呼应，一时间成为湖南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比较有力地推动了湖南新政的发展，也对全国正在兴起的政治改革有着较好的示范效应。然而由于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故作惊人之语，散布康有为的思想异端和那些野狐禅半吊子经学，这自然引起思想界、学术界的反感，特别是随着管学大臣孙家鼐出面举报康有为著作中的政治问题，随着张之洞对康有为思想的批判以及对梁启超的不满，湖南知识界开始发生分化，一些比较正统的学者由先前能够认同梁启超转而厌恶、反感，乃至排斥、反对。一股倒梁思潮在湖南知识界蔓延，并逐步延伸至京城的官场，引发1898年后半段政治上的风波。如果站在康、梁立场上表述这段故事，就是所谓新旧冲突。然而，如果从历史主义的层面仔细分疏，过程与原因可能另有说解或隐情。
南学会成立之初，就蕴涵着湖南知识界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无关乎新旧，只关乎尊严。湖南士林领袖王先谦是长沙知识界首屈一指的人物，他虽然对中国学术传统有很深的了解和研究，但其思想倾向并不是什么旧人物。在科举制度改革根本没有提上政治日程的时候，王先谦就在其主持的各大书院进行了相应改革，在顾及青年学子未来出身和功名的同时，改定课章，以经义治事，分门别类提倡各种新知识、新学问，为湖南知识界接受新文化、新思想打下了相应的基础，作了必要的思想铺垫。这对于一个功成名就的老学者来说，相当难得，也相当不易。对于自己从来没有研究过的算学，也就是谭嗣同等人看重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王先谦也并不排斥，而是另筹经费，非常谦虚和谨慎延聘专门人才，在其主持的书院中讲授，培养这方面的新人才。所以当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人主持的新政开始时，王先谦并没有站在对立面，而是积极参与，热情支持，并投资参与兴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等近代企业，是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坚人物和知识界领袖。
胶州湾外交危机爆发后，王先谦与湖南知识界其他新人物一样，表现出极大关切。他赞同谭嗣同等人“亡后之图”的动议，认同黄遵宪以地方自治推动中国进步的政治变革路线图，他视时务学堂和南学会诸君为同道，乐观其成，积极支持。梁启超下车伊始，王先谦以湖南知识界领袖的身份张罗欢迎，使梁启超感到莫大的荣光；南学会筹备过程中，王先谦也是一马当先，是南学会早期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正如他后来自述那样，时务学堂的成立、南学会的成立，都与他王先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都曾到场祝贺。时务学堂因为是奉旨创建，而南学会则因为湘抚陈宝箴殷殷注意和高度重视，所以他就在南学会成立会即第一次讲会时随同陈宝箴前往，以示庆贺。此后他确实没有再参加过南学会的活动，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并不是有所避忌和回避，而是实在太忙，无暇顾及。
王先谦没有继续参加南学会的活动，但他对南学会的活动一如既往地高度关注，由于各次演讲的演讲辞都被整理发表在《湘报》上，又由于南学会的每次演讲都是议论新奇，影响不小，人人共见，并引起一些争论。这不能不引起王先谦的注意，使他对南学会的活动特别是思想倾向有所警惕和保留。
南学会成立后约两个月，也就是1898年4月的光景，南学会负责人邀请王先谦专题演讲，然而王先谦此时却不再领情，不知道是南学会迟迟不邀请他演讲有所怠慢，还是他确实发自内心不再赞成南学会所鼓吹的激进主张。总而言之，这次邀请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成为王先谦与南学会疏远乃至分裂的标志。
按照过去的研究与表述，王先谦之所以对南学会演讲邀请予以拒绝，除了表示他对南学会不满外，也意味着他实际上已脱离湖南新派人物的思维轨道，开始与守旧势力结盟，而守旧势力的核心人物据说就是年龄不大但能量、影响不小的叶德辉。
叶德辉，字奂彬，号郋园，湖南湘潭人。生于1864年，时年不过34岁。1892年中进士，与张元济等同年，授吏部主事。然而由于叶家先世经商致富，叶德辉坐拥庞大资产，所以也就对官场不太感兴趣，而是热衷于收罗图书，终成一代图书收藏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