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种判断与认识，张之洞、陈宝箴对三场考试的形式与内容作了相当仔细的设计。根据他们的设计，大抵第一场的宗旨在于选出那些博学之士，第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第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这样所选拔的人才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颇狂妄之弊。三场考试各有重点，前两场以中西经济时务之学为主，后一场侧重于考察这些生员对儒家伦理精义的认识与理解，范围限定在四书义、五经义。至于录取的顺序，他们建议不必等待三场考试全部结束，而是从第一场开始就进行淘汰，分场发榜，没有被录取者就尽早回去。这样三场下来，考生越来越少：寒士无候榜久羁京城省城之苦，誊录无卷多错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
至于三场考试之后的殿试，张之洞、陈宝箴认为不仅不应废除，而且应该加强，但应该加以改进。殿试的宗旨是由皇帝亲自考察人才，登进贤良，自宜求得正谊明道如西汉董仲舒、直言极谏如唐朝刘蒉者而用之，所以断不宜继续以小楷优劣决定去取。实际上所有经过殿试的考生都将被授予相应官职，他们日后的主要工作就是讲求实学实政，因此那些文艺小楷之类的内容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在殿试中出现，而应该以他们的政治见识、实际能力为依据，进行考察，并授予相应官职，从而鼓励他们汲汲讲求强国御敌之方，以切于任官修政之急务。
当然，词章书法润色鸿业，也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才，自亦不可尽废。不过，张之洞、陈宝箴认为，朝廷如果确实需要此类人才时，自可颁布特旨，偶一为之，不必列为常例，而应该像南书房选拔人才一样，针对需要，专门招考。
应该承认，张之洞、陈宝箴的设计在默认八股取士制度必须改革的前提下，对旧的考试制度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这主要体现在内容上，至于形式，这个方案尽量不作大的调整，以免引起激烈反弹，造成无谓争论。所以这个方案既迎合了新潮流，又充分照顾了数百年来所形成的旧习惯，是一个新旧两宜的折衷选择。诚如他们自己所评估的那样：如此办法，博之以经济，约之以道德。学堂有登进之路，科目无无用之人，时务无悖道之患。似此切实易行，流弊亦少，此举为造就人材之枢纽，而即为维持人心世道之本原。
张之洞、陈宝箴的方案新旧相宜两便，值得重视。7月10日，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人也根据皇上指示，就宋伯鲁原折中所涉及的问题提出修正意见，并对分场、命题等事项拟订详细章程。
怀塔布等人的奏折共有十条，对考试制度怎样改革有比较详细的讨论。他们认为，改革后的科举考试制度以通经致用为目的，自宜遵旨以四子六经为根底，尤宜博考史事，通达治体，以成有用之才。也就是说，考试的政治标准不会降低，只是怎样考，考哪些内容上应该进行改革和调整。他们建议凡乡试、会试首场命题，定为四子书论一篇、经论一篇、史论一篇。四子论以义理纯粹为宗，经论以考核详备为主，史论则求上下古今，胪列剀切。
至于考试的场期，怀塔布等建议进行适当归并，尽量减轻试子的负担，减少考试场次。首场既试以四子六经，已足观察士子学问根底，所以第二场可以参酌康熙年间旧例，试以策问五通，以便考生援古证今，各抒所见，务去陈言，期以实用。
在过去八股体制下，向来以五经作为命题依据。现在改试经论，究竟应该以什么作为命题依据，似乎依然值得讨论。怀塔布等人建议不应在这方面有多大改变，如果放弃经义改试诸史，那么势必大幅度加大考生负担。诸史卷帙繁博，一般考生不易掌握。当然，诸史中《通鉴辑览》业经圣断折中，古今政治得失均已赅备。所以史论类命题，可以《通鉴辑览》为范围。这样不致增加试子过多负担。考生在考试中当然可以旁征博引，但仍当就事论断，不得于题外逞辩，虚衍芜词。
在谈到考试标准答案或文本依据时，怀塔布等人建议，嗣后乡会试及各项考试，除策论可独抒所见外，四书论仍以朱熹注为主要参考，经论以恪守先儒传注及御纂、钦定诸说为断，要保持政治上的正确，可以自由发挥，但不能妄逞臆见，违背经旨，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总该有一个起码的统一标准。
至于考场纪律、生童岁科各试安排，以及考生备考工具书等，怀塔布等人都在这份奏折中有专门讨论，大要为改革后的考试制度制订新的规范。
张之洞、陈宝箴的新科举方案，以及礼部尚书怀塔布等礼部官员所上的新章程，为新科举制度规划了大致方向，较之过去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考试制度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后经相关部门综合议定，制订出详细规则，7月19日，皇上发布上谕，宣布以张之洞、陈宝箴的方案为基础，参照礼部以及宋伯鲁等人的建议，制订了一个新方案。
根据这个方案，新科举考试的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考察生员的中国历史知识、大清王朝的政治，论五题；第二场考察生员关于时务方面的知识与能力，专门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策五道；第三场考察生员对儒家伦理的认识与理解，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
至于录取方式，新方案决定首场按中额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取者始准试次场，每场发榜一次，三场完毕，如额取中。
新科举制度规定各省学政岁科两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试经古一场，专以史论、时务策命题，正场试以四书义、经义各一篇。
至于词章楷法等艺文类方面的人才选拔，新制度规定朝廷将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专门招考，偶一举行，不为常例。由于此项专门人才的来源已经确定，所以此后的科举考试不再如过去那样以书法水平高低决定录取，而是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以利硕学而黜浮华。
8月19日，皇上又下发一道御旨，重申朝廷造就人才，惟务振兴实学，一切考试诗赋概行停罢，亦不凭楷法取士，俾天下翕然向风，讲求经济，用备国家任使。
至此，关于废八股改科举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由康梁等人所竭力鼓吹的“立废”八股运动却终于由张之洞等“稳健改革家”的“稳健方案”得到落实。
张之洞、陈宝箴折中调和的方案获得皇上充分肯定，新科举方案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来的。然而对这个获得各方面认同的新方案，康有为依然不太满意，他期待毕其功于一役，既然改革，就应该向完美主义靠拢，选择最好的，而不是折中调和，新旧两宜两便。
7月6日，康有为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上了一份奏折，继续坚持彻底改革，强调既然规定以策论作为考试形式，那么各项考试自应归并策论，不得两歧。然而从已公布的方案看，似乎并不彻底。康有为建议，从考试科目上进行调整，尽量减少考试科目和考试场次，三场考试其实太多，考生体力精力都消耗太大。考试的目的就是要分出先后等级，其实两场考试就足够了。
根据两场规划，康有为建议第一场考时务，也就是结合现实进行命题，由考生结合现实进行回答；第二场考经史。康有为建议以四书题为首艺，五经题为次艺，史学题为三艺，反论三篇。康有为认为，以两场试士，第一场测试考生的现实关怀，第二场考察考生的知识储备，经过这两场考试，人才本末高下已经拉开，选拔人才的目的自可达到。
至于各项考试，康有为在这篇奏折中也谈了自己的建议，他主张除考御史向用策论外，其考试差、军机总署章京、中书、学政、满汉荫生、教习、誊录、优拔贡朝考，请一律用时务策一道，经议论一艺，凡二篇。其论题，四书五经皆可出，其策题中外掌故皆可问。生童岁科试、府县童试，并一律试时务策、经议论各一艺。至生童经古场向考专门者，听其仍旧，略分六科，并令必考经古，乃得应正场。其试帖诗赋，皆雕虫藻绘，不适于用，他建议各项考试一律停止，俾天下士人不必再费精神于此无用之地，然后学业专一，而人才可成。如此则中外兼贯，上下同风，通经史以达时务，体用兼备，庶不负朝廷维新作人之至意。
康有为代拟的这份奏折奉旨交礼部议，为礼部所驳，并未被采纳。而附片请将优拔贡改试策论，并请凡朝殿试勿尚楷法的建议，因与当时许多人的主张一致，所以被朝廷采纳，得旨允行。
统观清政府最终出台的新科举方案，我们不难看到这个方案虽然容纳了不少新的内容，诸如时务经济、五洲各国政治等，但不论其形式，还是其本质，这个方案都与先前主张改革旧的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体制的主张，特别是与康有为的主张相差甚远。按照康有为的见解，以科举取士必不能得人才，故不惟八股当废，即科举亦当全废，而一切人才，均应来自学校，而学校教育及人才选拔考试等，自是另外的新问题。
很显然，康有为的这个改革才是彻底的改革，也是中国面对西方新教育体制的积极回应。只是在当年，这个主张显得太激进，不要说朝廷能否接受，即便是那些正在矻矻而学的老幼童生，也不会答应。道理非常简单，如果实行新教育制度，一切人才来自学校，那么他们先前多年的努力不是全部泡汤了吗？数百万甚至更多的老秀才、老举人一旦尽失登进之路，那还不去与政府、与康有为拼命？
另外还有一个背景是，正像梁启超后来意识到的那样，学校教育也不可能立竿见影，人才的培养毕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学校生徒要想获得一定成就，怎么也得用个几年时间，所以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也是清政府实在不得已的办法。康有为如果明白这一点，就应该欣然接受清政府出台的折中调和的新科举方案。
事实上，康有为当年并没有这样的认识，即便是梁启超在当年也没有这样想，只有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认识比较清醒，他获悉新方案后，就断然劝说乃兄康有为在科举制度改革问题上适可而止，不要一意孤行，因为废八股改科举不仅来自那些以此为终身追求的老举人、老秀才坚决反对，而且不可能获得政府高层的坚定支持，清政府同意在一定程度上废除八股取士的旧有方式，改革者就应该适可而止，不要在这方面过多纠缠。他劝康有为等人好好想想，大家此次闹改革、闹改良，不就是要废除八股取士这一项吗？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八股取士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大家应该学会满足，学会容忍，不应该步步紧逼，追求完美，应该懂得适度且可容忍的缺陷，是社会的常态，也是制度的常态。
康广仁对康有为的性格当然最为了解，他之所以劝康有为适可而止，是他知道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他在取得废八股胜利后肯定不会满足，一定会乘胜追击，一鼓作气要求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而科举考试制度不能骤然废除的原因非常复杂，康有为如此坚持，不是能不能成功，而是引火烧身、自寻烦恼、自找麻烦，所以他想尽一切办法劝康有为放弃这些想法，甚至离开北京。
其实，康有为早已陷入困境，麻烦成堆，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或者装作不知道而已。早在新政开始之初，张元济就劝康有为利用朝廷号召各省广设学堂的机会离开北京，返回广东，韬光养晦，保存自己，以免成为众矢之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他劝康有为张弛有度，回广东专办学堂，搜罗才智，讲求学术，等待风气大开，政府中的人才构成发生根本变化，新人物掌权，那时自然会有人请你出山。在那种情形下出山，所发挥的功能和影响力肯定就不一样了，许多今天看来非常困难的改革到那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推动了。
康有为当然知道这番道理，但是他有自己的解释和理由。他执意要与旧势力斗争到底，执意要进行新旧党争，所以他在清廷已决定废八股的历史关头，不是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反而乘胜追击，向刚毅、许应骙发难，而且其真正目标似乎要对准他们背后的皇太后。
据康广仁的说法，他曾对康有为明白指出，当前的朝廷，新旧水火，大权掌握在皇太后的手里，所以仅指望皇上的支持，新政决无成功之望，那么何必冒此风险以罹祸呢？而康有为执意进行，其内心深处显然也有向皇太后问难的意思，这从他攻击刚毅、荣禄、许应骙的一些言行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就使得本可适可而止的改革最终退回到原点，而新旧党争则从无到有，终于在康有为等人促动下正式开启。
京师大学堂：新政第一大举动
废八股、改科举的活动在张之洞、陈宝箴等稳健派官僚干预调和下终于不了了之，科举制度的改革还要留待未来若干年之后。这是康有为等人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的事情。不过，康有为等一切关爱中国前途命运的人都应该想到，废八股、改科举，只是除旧，并非开新。除旧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涉及各方利益，不会一蹴而就。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在开新，只有建立起符合时代需要的新体制，并自然取代旧体制，才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正途。所以，1898年中国改革的主线，虽然是从废八股、改科举入手，但真正的切入点其实是要建立新的教育体制。皇上6月11日的明定国是诏，其实就是宣布创建京师大学堂，以先立后破的方式进行教育体制改革，以期减弱改革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