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三年的准备是必要的。如果立即执行废八股的方案，当年的考试根本就来不及，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些常年复读的考生会觉得前功尽弃，会觉得彻底绝望，因为所学不是考试内容，所有的功夫都白费。即便仅仅为了这一部分人的利益，政府也必须这样做，必须为改革留个缓冲期，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引导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且储备足够的生源。
对于三年后实行新制度的宣布，康广仁有个分析。他认为，士之数莫多于童生与秀才，他们差不多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现在宣布改革乡会试，只是使那百分之一的人受影响。而不宣布改革岁科试，就无法使这些生童在认识上发生改变，意识到旧有考试制度的缺陷，刷新耳目。而且，乡会试改革放到三年后，为期太缓。此三年中人事靡常，谁也无法预见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康广仁的意识中，皇上的宣布有点本末倒置。他认为，好的改革方案应该是自下至上，必须先改革童试岁科试，而且这个改革是越快越好，只有这样，才能为乡会试改革准备大量的生源。至于废除考试中的八股文，康广仁的态度更坚决，认为此项改革不必等待三年后，现在的低等级考试都应该按照这个方向进行，一律改为策论，不再学那些八股文。
康广仁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乡会试的准备确实需要足够的时间，而下一次乡会试的时间毕竟在三年后，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问题在于，三年后的乡会试废八股改策论，而那些将在三年后参加乡会试的童生秀才们如果不从现在开始废八股改策论，那么怎么保证三年后的乡会试必能废八股改策论呢？
基于这些分析，康有为等人度过了短暂欢娱后，立即感到皇上“不彻底”的上谕实际上受制于守旧势力的包围。为了打破这些守旧势力的包围，他们觉得有必要立即开展一次“立废八股”的运动，以期由此突破守旧势力对皇上的包围和影响。6月30日，康有为、康广仁、梁启超等人将讨论的结果起草成一折一片，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呈递。
在这份《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中，他们沿用中体西用的思路，提出培养通才的方式只能是立废八股改策论。其理由是中国人才衰弱的根本原因，皆缘于中西两学不能会通。科举出身的人对于西学无所闻知；而学堂出身的人，除了熟悉西学，对于中国学问也是茫然不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政府的既定原则。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现在的学人不是偏于这个就是偏于那个，徒相水火，怎能指望培养出大师、培养出通才呢？推原其故，皆因为考试制度所造成。
要改变这个考试制度，康有为等人在这份奏折中建议将经济岁举归并至正科，并且各省岁科试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废除先前的考试内容而改试策论。他们的理由是，没有不通经史而可以言经济者，也没有不达时务而可谓之正学。教之方法既无偏畸，则取之之方当无异致，似宜将正科与经济岁科合并为一，皆试策论。论则试经义，附以掌故；策则试时务，兼及专门。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且并两科为一科，省却无数繁费。不然，则岁岁举行乡会试，国家财赋断不能支。应该承认，这些理由确实比较充分，也比较合理。
至于童试岁科试立即改用策论的理由，康有为等人在这份奏折中也作了详尽的论证。他们认为，既然朝廷已决定废八股改策论自下科始，那么现在的生童就应该立即废八股改策论，如果仍用旧办法考八股、习八股，则明明为已废之制，灼然知其无益，且两年之后即将废弃，那么又何必让天下无数生童白白浪费这两年时光呢？所以，他们建议尽管乡会试废八股改策论自三年后下科始，但生童岁科试应该立即废八股改策论，经史时务，两者并重，这样生童就不必为旧的考试制度分心而专心致志于讲求实学，为三年后乡会试储备足够的人才。
应该说这份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呈递的奏折是有道理的，因此获得清廷高度重视。当天，皇上就发布御旨，修正6月23日御旨中三年后废八股改策论的意思，表示前因时文积弊太深，特令改策论。现在想来，乡会试既改试策论，那么经济特科和常科亦不外乎此，此应并为一科考试，以免分歧。至于生童岁科，更应该尽早按照新章程进行，不必等到下届乡会试之后。换言之，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已被朝廷全部采纳。
废八股改策论的决策应该说有利于人才培养，是戊戌年间最值得称道的一件大事。不过八股制艺毕竟流行了数百年，已成为许多人的饭碗，骤然将这一维系着无数人生计的考试制度一旦废除，自然会激起一部分人的反对。刚毅、许应骙等人如果真的对骤然废八股改策论有什么意见的话，估计也只是担心骤然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容易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反弹，引起社会动荡不安而已。
事实上，当废八股改策论的消息传开后，社会动荡已有发生征兆，因废八股而突然失学的大批试子对倡议废八股的康有为等人恨之入骨，据说直隶的一些准备参加考试的试子甚至准备行刺康有为。有人劝康有为多请几个保镖，严加防范，并建议他深居简出，以免意外。可见废八股在当时确实不是一件小事，也不应该将所有的反对、反抗都一律视为守旧势力。
今天看来，对废八股有不同意见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但在康有为等人看来却并不如此，他们认为这些反对一律来自守旧势力的挑拨，来自守旧势力对改革、对新政的敌视。所以，康有为等人在代御史宋伯鲁草拟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请求清政府在生童岁科试中立即实行的奏折时，又附在此折之后上一片，题为“请旨申禁复用八股试士”。
在这份建议书中，康有为的描述与分析或许都有道理，但他对守旧势力的渲染，以及诱导皇上坚决与守旧势力作斗争，则未免将原本并不复杂的阵营复杂化，使戊戌年间的新旧党争更趋于明朗。康有为写道：八股取士制度在中国已行之千数百年，守旧之徒舍此无所为学，一旦改革，失所凭依，必有起而力争之者。康有为认为那些强调八股不可废的人，或为自身衣食之谋，或为子孙前途考虑。假使他们有真才实学，那么考试办法无论怎样变化、怎样改革，也无法阻挡他们考取，妨碍他们进步。假如他们有真才实学，他们照样可以在新考试制度中达到自己的目的。现在他们之所以激烈反对改革，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他们所学就是那些学非所用的东西，而这种东西除了考试外，几乎没有任何用处。因此，废八股，为国家之大利，而守旧无用之人所大不利。大抵法之所以不能变，弊之所以不能除，由于恃旧法为生涯，以弊政求衣食之人充塞于天下。故一有兴革，群起而谣诼之，此新政之所以难成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还说他听说皇上废八股的诏书下发后，有些守旧之徒相顾失色，有窃窃然议阻此举者。康有为郑重建议皇上持以毅力，勿为所摇，并申下谕旨，严令如有奏请复用八股试士者，必系自私误国之流，重则斥革降调，轻亦严旨申饬，庶几旧势力或许能够有所收敛，人心大定，而真才可以日出。
康有为置改革措施于不容讨论的武断态度，开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激烈反传统主义之先河，它的结果不是化解矛盾，不是使那些一时间尚不明白改革意义的人逐步明白，而是用政治高压的办法迫使人们接受一种他们尚不熟悉的新举措。既然如康有为的分析，新的改革措施是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举措，那就应该让不同的看法充分表达出来，这样，政策制定者择善而从，通过辩论逐步说服人们接受新举措。中国现代化一再被延误不是中国人没有意识到应改变或怎样变，而是中国任何一个当权者都迫不及待将自己的主张付诸于实践，而不容任何人有不同意见。凭借政治威权去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这是近代中国一切改革者都没有真正认识和真正解决的问题。
更有甚者，康有为等人在清政府已宣布接受他们的建议，已将生童岁科试改为策论后，还不断在民间造势，通过其他各种活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制造声势，期望以此湮没所有反对意见，结果却激起了更多反感，激起更强烈的反弹。7月5日，梁启超在康有为授意下，联合各省在京已参加完当年会试的举人共同上书，重申他们的要求，请皇上特下明诏，明令下科乡会试停止八股试帖，皆归并经制六科举行；其生童岁科试以经古场为经制正场，四书文为二场，并废八股试帖体格。
就其内容而言，这次公车上书并没有多少新意，且其实际后果不仅在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中造成分化，促使一部分原本并不激烈反对的人极端痛恨康、梁，以至有人准备借用非常手段教训康、梁。自是各种各样的谣言传言遍布京师，无形中增添许多改革阻力。
原本为新政中应有之义的废八股、改科举竟然闹得沸沸扬扬，天下不得安宁。这一方面说明旧的习惯势力很难轻易改变，另一方面也说明康有为的激进措施除了制造舆论影响外，并没有为人们提供改革后的妥善保障，当人们并不清楚改革后的情形时，对改革的抵触乃至反对也就在情理之中。所以，八股取士的体制应当废除是一回事，如何废除则是另外一回事，这就不是康有为等人所能承担的了。
7月4日，以稳健著称的清廷重臣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联名呈递《妥议科举新章折》，就废八股后如何改进科举制度，如何保障青年知识分子的权益提供了全面方案，比较务实地解决了废八股改科举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那些矛盾。
在张之洞、陈宝箴的方案中，依然坚持儒家伦理中的道德精义不可废除的原则。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要坚守住儒家伦理的底线，坚守住历代帝王经天纬地之大政，至于八股弊病，已为天下所共知，自当改革。但由于科举体制为天下学术之所系，为国家治本之所关，所以任何改革都当慎之又慎，妥议方案。他们认为，八股科举考试的弊病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讨论，也就是说所谓改革也只是局限于这样五个方面：
一是正名。将多年来沿袭的所谓八股考试正名为四书义、五经义，以示复古，其格式大略如讲义、经论、经说。
二是定题。四书义出自四书原文，五经义出自五经原文，或全章，或数章，或全节，或数节，或一句，或数句均可，大要不得删改增减一字，亦不得用其义而改其词。
三是正体。所有考试文章，以朴实说理，明白晓畅为贵，不能提倡用华丽辞藻去写文章，更不能鼓励用谁也弄不懂的新名词、新概念去作晦涩难懂怪异文字。
四是徵实。所有考试的作文准其征引历史事实进行陈说，博采群书，详加论证，应当鼓励，但不得违背经旨，更不得以无所顾忌的时文混入其中。
五是闲邪。若周秦诸子之谬论，释老二子之妄谈，异域之方言，报章之琐语，凡一切离经叛道之言论，都必须严加限制，禁止使用。
张之洞、陈宝箴相信，如果能做到这样五个方面，所谓八股考试的格式虽然有所改变，但考试衡文的宗旨与要求，仍与清真雅正之圣训相符，自然不会引起考生们的反对，因为毕竟没有从根本上废弃他们赖以发展的道路。
如此看来，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的改革方案实际上只是稍微改变了八股取士的面目，并没有如康有为等人所要求的那样根本废弃八股取士制度而改策论。但是，张、陈方案的好处是逐渐变革，是在保留旧的考试形式前提下逐步变化其内容，这样自然比较容易被那些生员们所接受，引起的社会动荡就会小好多。
至于考试形式，张之洞、陈宝箴的方案仍主张三场定案，但对这三场考试内容与形式略有调整。他们担心，由于传统教育方式的影响，青年学子能够讲实学、治古文的肯定不多，鉴于这种情况，他们建议在改革开始阶段，不要要求过高，可能会有一些考生在试卷上稍变八股之面目，不免以时文陈言滥调敷衍成篇。如果这几场考试仍以第一场为重，为录取的主要凭借，那么第二、三场虽有博通之士，但仍然有可能被遗弃，与变法本意并不相合。
假若因为首场内容空疏陈腐而趋重于二、三场，那么首场考试更是形同虚设，其诡诞浮薄、骛趋风气者，或许会利用这个机会用那些荒诞之说、邪诐之词附会圣道，解释儒家经典微言大义，这样就会使那些离经叛道、心术不端之士杂然并进，其流弊尤多，为祸尤烈。
而且，政府已明令设立各种新式学堂，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已经有学堂出身的学生不少，他们由于没有正式的功名和出身，因此仍然会有一些人参加科举常科或经济特科的考试。而现在的情形是，经济特科虽并入乡会场，但并没有就六科如何分别，考试细则如何制定等事项拿出方针。因此究竟应该怎样分别考试科目，可能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否则，会将科举、经济、学堂合为一事，那么可能依然会偏重于词章，依然无法挽救过去八股取士制度迂陋无用之弊。张之洞、陈宝箴认为，为了克服这些弊端，必须设计出一个体用一贯之法，求才不厌其多门，而学术仍归于一是，方为中正而无弊的新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