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的见解和政治家的思考本不是一回事。
康有为的谈话并不令人满意，至少在皇上看来并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只是在重复过去几个月已通过不同渠道报上来的内容。紧接着，皇上多日来耐心听取梁启超、张元济、严复等人的改革意见，并鼓励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就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等方面充分建言。与此同时，改组后的政府在皇上主导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各项新政举措相继出台。在经济体制方面，清政府相继发布了振兴商务，整顿矿务，统筹管理全国商务、矿务；振兴农业，开设农学堂、农会，学习西方近代农学技术；利用国内外资金，加强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全国性的协调管理机构；奖励发明与著作，制定保护专利和知识创造的相关法律，为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切实的法律保障。在军事改革方面，清政府甲午后几年来一直在进行改革，基本宗旨是仿照西方近代军事制度创建新式军队，扩充团练，裁减、淘汰旧式装备和旧式军队；改革武科考试，实行从冷兵器时代向火器时代的转变，创办新式武备学堂，甚至准备筹组全国性军事学校；改革兵役制度，扩充和优化兵源；改善军人形象，提升军人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培养国民重武思想，直接影响后来的国民教育意识；考虑调整军队管理体制，甚至一些军队领导人或改革者有仿照日本成立参谋本部和大本营的考虑。这一点显然是在汲取甲午战争的教训，成立一个能够统一调度全国军队的机构。
废八股还是废科举
经济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改革并没有引发什么问题，这些改革措施或许下达得急了些，地方督抚并不容易很快将这些政策转化为实践。这些改革的方向大体上代表了中国近代化的方向，所以也没有遇到多大阻力，只是由于时间短促，仅仅100天并没有取得多少实际效果。
真正在戊戌年间引发新旧冲突，并为后来的政治变动潜伏下巨大危机的主要是文化教育和政治层面的改革，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存废。
科举制度是传统中国社会人才选拔的重要机制，这个制度形成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察举制。所谓察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考察、举荐。察是从上至下，是领导考察；举是自下而上，是群众推荐。这种制度形成的准确时间已经不太清楚了，但至少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时就曾下诏求贤，要求各郡国推荐有治国才能的士大夫。至汉文帝，察举制度成为汉王朝选拔人才的一项正式制度，各郡国按照一定的规则向中央推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才，以此为统治阶层提供新鲜力量。
应该承认，领导考察与群众举荐相结合的察举制度确实为统治阶级选拔了一大批合格人才，只是随着政治腐败日趋严重，察举不实的现象至东汉末年时有发生，察举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的工具，这一制度逐步失去其创设之初的功能和意义。
为纠正察举制的缺陷，曹魏政权开始尝试“九品中正制”。按照这个制度，中央政府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查访、评定当地士人，按其声望打分，分为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将这些等级报送中央吏部，由吏部根据中正官的考评分级进行选用。当然，这些士人的德才有变，中正官有权根据这些变化升降其品级。
九品中正制将士人评议品级的权力由豪门名士之手收归中央政府，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汉以来豪门大族操纵察举的局面，从而使人才选拔相对说来比较公平。但是到了南北朝，由于门阀大族势力重新抬头，九品中正制受到严重破坏，负责人才考评的官员利用职权营私牟利，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任意品评，败坏吏治，天下汹汹，但争品位，不闻推让，跑官、闹官、要官，各种各样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结果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士族子弟一代又一代垄断政权，九品中正成了九品不中不正，吏治腐败，以此为甚。
吏治腐败压抑了大批寒士步入政治的可能，从而使皇权政治人才老化陈旧，社会阶层无法进行有序流动，当然也就不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更重要的是，下层社会有才之士失去正常晋升的希望后，容易不自觉、不自主地走向与统治者相反的方向，成为敌对力量，这就更不利于政治统治。因此，设立怎样的人才选拔制度才有利于政治统治，便自然成为统治者关心的问题。
唐朝开国后，政治趋于稳定，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下令实行新的人才选拔制度，报名资格是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资格认定后，先由本县考试，继由州长重复。合格者由州长推荐至中央，谓之“举进士”，再经中央考试合格者，称为“进士”。这就将进士作为一个科目规定下来，并明确每年十月到中央考试，明确州县层级的考试只是预试，只是初选，只有到了中央层级的考试，才是国家大考。这就是科举考试的最初尝试。
科举制度由于实行相对比较严格的公平考试，为社会上下层的流动提供了空间。所以这个制度相对说来比较公平，因而受到读书人的欢迎，其制度也就逐步完善和规范。经唐宋两代不断改革完善，至明代，科举制度成为人才选拔的唯一方式，所有的文职官员非经科举考试不得任命，那时人们并不觉得科举考试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这个制度在一千多年中为中国社会选拔了大量的精英，对中国社会读书风气的养成和知识普及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功名利禄的引诱、光宗耀祖的期待，有时或许可以说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但在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鞭策、一种动力、一种激励。所以从总体上说，科举的风尚提升了民间社会的精神境界，净化了民间社会的风气，读书人虽然难免有着浑身的酸腐味道，但正是这种味道培植了民间社会的书香。
当然，科举作为一项制度，即便在充满活力的时候，也潜伏着相当的危机。唐宋以来逐次调整完善，其实就是要化解危机，重整体制，特别是王安石变法，也在科举制度改革上作了改进和调整，废除了诗赋等科目，认为以诗赋为标准选拔人才，华而不实，不合实用，遂改试经义，以儒家政治理论、伦理观念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王安石的改革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以儒家典籍作为考试内容，久而久之也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到了明朝成化年间，为了科举考试规范化、客观化，主观题在试卷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少，客观题越来越多，科举考试日趋教条化，成为八股。
所谓八股，通俗的说法类似于现在高考作文中的分段，即每篇文章均按照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及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
破题规定用两句话点明题义，即将题目之义破开。其实用今天的语言来解释，就是点题。也就是说，在开篇就必须用简略的文字点明题意，说明你这篇文章要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且规定点明题意只能用两句话，这两句话是概括题意、解释题意，但不能直说题意，要留有悬念。破题是八股文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破题好坏直接影响后面的表达。有一篇题为“子曰”的八股文，其破题的两句话为“匹夫而为天下法，一言而为天下师”。前一句破“子”字，后一句破“曰”字。这是比较标准的破题。
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紧要之点，是对主题的进一步补充，具有“导语”的功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三句、五句皆可。
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多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常思”为开端引出下文，以圣贤口气开始议论，比较深入地说明文章用意所在，但最多不能超过十句。
入手为起讲后入手处。这些是八股的前半部分。
接着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大部分才是八股文的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文字，所以又称“起二比”、“中二比”、“后二大比”、“末二小比”。有的研究者说或称“提比”、“小比”、“中比”、“后比”；或说是“提比”、“中比”、“后比”、“束比”。比者，对也，是全篇正式的议论。这样，四股当中，每股都有两段比偶文字，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都要相对，合计共八股，所以称为“八股文”。换句话说，在这四段文字中，要求尽量使用排比句，要讲究词性相对、平仄相对。由此不难想象，一句诗找出可对之句，似乎并不太难，难的是这长篇大论都要讲究排比，讲究词性，讲究平仄，讲究韵律，这确实不是那么太容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八股文是融经义、策论、诗赋为一体的考试格式，包容性比较强，选材范围也比较广，比较讲究文辞和格式。
明朝规定科举考试中的四书义不得少于200字，多则不限。到了清乾隆年间，规定每篇不得超过700字。批评者总是以为八股文不仅体制僵硬，而且要代圣贤立言，于是八股文大都是一些半通不通的文字，毫无文采和气势可言。清初学者徐大椿的《道情》描写八股文的害处时说：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便作了欺人技。两句破题，三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个批评对于八股末流可谓切中时弊，因为随着科举制度日趋规范，命题自然越来越有规律可寻，于是一些有经验的补习老师不是要求士子认真读书，结合实际充分理解儒家经典微言大义，而是凭借经验和聪明猜题、押题，结果正如顾炎武所批评的那样，士子连儒家经典都不要读了，只要按照老师划定的范围背诵几篇几十篇范文就行了。这与现在高考作文中的弊病如出一辙。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八股文无病呻吟，严重束缚了人的灵性和创造性。
八股文后来的弊病当然不是制度创设者的原初本意，这个制度的设立主要还是出于考试规范化、客观化一系列公平公正的考虑，因为只有在规定的字数内、时间内，才能考察各位考生的差异。这就像体育竞赛一样，所有参赛者必须遵循同一规则，没有例外。而且作文的评估从来都是阅读者主观色彩最浓的一门考试科目，如果不对文章结构进行细密解析，阅卷者势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这个制度的创设犹如苏轼所说，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是要求所有参加考试的人在一定规则限制下，从事创新，一决胜负，衡量优劣。而这个“一定规则”，就是设定文章的特定章法、规则、结构、引证、论据、材料以及理论深度、文采等要素。如果作者不能紧扣题目，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那当然也不能得分，所以那些补习老师就不断总结经验，终于归纳出能够紧扣题目，讲究文章气势、结构，而又能进行个性表达、张扬个性的办法。
在八股取士的几百年中，当然是鱼龙混杂，即便是那些所谓状元，也并非人人优秀，这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我们不能因为高考选出来的并不都是优秀人才而将高考废弃，因为这种相对说来最为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制度，所选出来的毕竟优秀者居多。翻看明清进士题名录，就可以深切理解这个制度的利弊得失。
然而八股取士的弊病在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年代里没有及时更新内容，这就使它背负了更多罪名。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逐渐感到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于是他们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难旅程。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强调应将中国传统学问从文史经义扩大到科学技术。稍后，冯桂芬提出改变科举考试的方法与内容，以为过去以八股作为考试内容，已经与日益变化着的社会需求严重不合，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无数的读书人将精力消耗在这种学问上，怎能指望中国崛起与强大？
冯桂芬等人的认识深刻启发了后来者，此后，许多有识之士都深切意识到中国用旧的方法去学习西方是不行的，中国困境的根本化解、中国的重新崛起，有待于中国的制度创新，特别是在教育体制上的创新。谭嗣同在甲午战前就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人才，而人才的关键在教育，教育的关键在科举。中国只有改革科举考试制度，才能培养有用之才，才能旋转乾坤、转移风气，播撒新社会的种子。
甲午战后，政治界、知识界议论纷纷，探究中国失败的原因，许多人将之归结为科举制度。陕甘总督陶模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缺少新人才，而新人才的培养绝不能依赖旧制度，明确将改革诉求指向科举制度。严复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失败的深层原因，这个僵化的制度禁锢智慧、败坏心术、滋长懒惰，因此必须改革甚至应该废除。梁启超也具有同样的认识，以为变科举为中国政治改革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他建议中国政府远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举于学校，创新自京师以至州县的大、中、小新教育系统，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