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也就是翁同龢被罢官第二天，皇上按照日程召见康有为。这既是康有为毕生第一次见到皇上，也是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可是这次会见给康有为留下很深印象，他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不论是炫耀自己辉煌的过去，还是鼓励那些追随者，康有为都反复强调这次召见的重大意义。这是康有为的重要政治资本。
康有为一直在等待着这一次召见。自1888年第一次上书皇上以来，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一时刻。他自认一直真心在为大清王朝的振兴出谋划策，相信皇上一定会找他当面谈谈，当然更应该授给他相当官职，以便能够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康有为的这种心情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但实在说来只是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步入政界，尤其是步入政治高层的另类和捷径。中国传统士大夫从来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所知道的学问只有一样，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是个人的事情，而治国平天下则是士大夫的外在追求和外在表现。两者结合，就是传统儒家学者所谓的“内圣外王”。不过，自有科举制度以来，士大夫一般是遵循科举正途步入官场。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科举，正是千百年的科举制度使中国传统社会保持着新鲜活力，不断为政治层面输入新鲜的血液。
当然，在传统中国，也有个别具有特异才能的士大夫通过某种另类程序达到同样目的，获得同样效果。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向最高统治者不断献策，不厌其烦地反复上书，相信终有一封上书会被看中。康有为是这些终南捷径的成功者，他的执著感动了上苍，漫长的十年不间断地上书，终于使他有机会拜见日思暮想的皇上了。
自从康有为确立要为大清王朝竭尽忠诚的信念之后，他遇到过无数尴尬与困难，遭到过无数羞辱与拒绝。正是在这无数次磨难中使康有为学会了自售的本领，使他知道怎样利用政治层面复杂的人际关系去建立自己的人脉。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时就明白了这些道理。从那时起，他就不断联络京城各个层级的官员，特别是那些掌握实权拥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高官，并利用自己的那支秃笔和那颗用之不竭的脑袋为那些官吏起草他们自己不愿起草、不能起草或不屑起草的奏折等文件，以此获得这些官吏的好感，进而由这些官吏保荐自己，从而达到自己步入官场、步入政治高层的目的。
经过几年磨难与潜心思考，1897年底的胶州湾事件终于给康有为带来的机会，他除了自己上书清廷呼吁变法外，还为许多官员起草过不同的奏折。在这一过程中，康有为期待这些官员能够保荐自己步入官场尤其是政治高层，可是他奋斗了几个月，等待了几个月，却始终没有消息。1898年6月11日，皇上郑重宣布变法维新，明定国是。这是康有为的期待，也是他的机会，也曾是他的建议，可是清政府使用了他的主意，却依然不愿使用他这个人，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困惑与着急。
困惑中的康有为从来不会消极等待，他急于自售，他实在不能满足于那个小小的工部主事的低级职位，他需要更高的职务，他觉得只有更高的职务才能发挥他的作用，才能使他不受制于他人。于是他想到了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想到了徐致靖的儿子徐仁铸，于是他通过徐仁铸联络到徐致靖，然后与弟子梁启超等人一起草拟了一封保荐自己和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等五人的奏折，请求徐致靖以徐的名义上奏。
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看在儿子的份上乐于在这封保荐书上签名，更何况皇上和清政府这段时间一直呼吁各级官员勇于推荐年轻有为的人才到政府中工作呢？
由康、梁代笔的这封保荐书写的文情并茂，十分感人，标题是“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自强”，背景、目的、意义，均一目了然。文中在谈到保荐人才的意义时强调非常之政，必待非常之才。政府既然已宣布要实行新政，就必须广求具有湛深实学、博通时务的非常之士方可成功，强调此次新政应该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破格超拔低级官员乃至草茅之士进入政府高层，以备顾问，甚至可以用其中一些优异之士去替代那些旧有官员。
保荐书在谈到康有为的能力和品格时，更是竭尽夸张渲染之能事，称康有为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原，其所论变法皆有下手处，某事宜急，某事宜缓，先后次第，条理粲然，按日程功，确有把握。其才略足以肩艰巨，其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其推荐康有为所要担任的职务则是皇上的顾问、师傅，俨然有替代翁同龢地位的企图。以为皇上若将康有为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
或许是这封保荐书对康有为的评估及职务建议刺激了翁同龢，或许是翁同龢已经知道恭亲王在临终时已向皇太后、皇上作了不利于自己的评价。总之，当皇上6月13日批阅这封保荐书，决定即日召见时，翁同龢却建议皇上不要着急。皇上虽然对翁同龢的建议稍有困惑，但也只好将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推迟了几天，当日的上谕令康有为、张元济于6月16日预备召见。
6月15日，皇上宣布将翁同龢开缺，改组政府。也正是这一天，康有为从城里赶到颐和园，住在户部公所等候次日清晨的召见。在这一过程中，康有为肯定已知道朝廷中所发生的变化，所以他对皇上的召见更多了一些期待，他甚至有可能以为将翁同龢开缺，是不是在给自己腾位置？
16日清晨，康有为入东宫门内朝房，等候皇上召见。他在那里与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不期而遇，荣禄也在等着面见皇上谢恩。
荣禄当然知道康有为是在等候召见，于是他问康有为：“以子槃槃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重申他几年来的思考，答：“非变法不可。”
荣禄又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
康有为此时已知翁同龢的处分只不过是开除公职，送回老家。他认为这个处分太轻了，不足以清除反对变法的旧势力。康有为恨恨地告诉荣禄：“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则新法行矣。”
对于康有为的这个建议，荣禄没有直接表态，或者有表态没有记录下来。只是这次见面成了康有为后来一个重要心结，使他总觉得荣禄后来总是与他为敌，康有为猜想大约是这次谈话触怒了荣禄，使荣禄成为变革的反对派。
荣禄后来确实坚定地反对康有为，他甚至在一定时间段里确实认为非杀康有为不可。但此时的荣禄似乎还不是一个坚定的守旧派，他之所以在政府改组的过程中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新秀，应该说是他此时清醒地意识到了大清王朝的未来不在于坚守旧的祖制，而是怎样与时俱进、弃旧图新。恭亲王在临终前向皇太后、皇上郑重推荐荣禄，以为荣禄是他死后最有资格、也最有能力代替他的满洲人，是未来不容置疑的满洲人领袖。恭亲王的推荐显然不是信口开河，由此可证此时的荣禄实际上代表着满洲贵族的进步势力、健康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说与康有为是同道。否则，康有为此时既已知荣禄为彻底的守旧派，他何以有兴趣与其谈论变法的事情呢？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荣禄不仅是满洲政治家继恭亲王之后最具新思想的人物，是他提议清政府批准袁世凯以新法训练新军，也是他请求清政府设立武备特科，还是他不仅默许而且支持其部下袁世凯等人参与强学会。总之，对于一切有利于大清王朝的改革举措，荣禄似乎并不反对。由此，他获得了皇太后、皇上的双重信任，皇上称他“办事向来尚属认真”，于是在改组政府的过程中先是用他替换掉翁同龢，接着又委派他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那可是一个最具全局意义的要职。皇上对荣禄寄于很大期待，皇太后更是对他言听计从，信任有加，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荣禄一言决焉。此其一。
其二，作为担负政府重任的荣禄，也决不可能是康有为这样的极端激进派，他盼望大清王朝的中兴，期待中国的富强，但他也知道大清王朝面临生死存亡的困境，期待有识之士有志之士能够为王朝振兴贡献心力，推动变法新政，但他更知道一二百年的成法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彻底废除，更不可能凭借滥杀大员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守旧势力。所以，他能够同情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但他根本无法同意康有为的变法办法。他只是一个稳健的变法运动领导人，他不可能超越自己的阶级局限去支持康有为。
康有为短暂谈话给荣禄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由此不仅注定了康有为无法获得皇上重用的机会，也为后来的一系列变故留下了重要伏笔。荣禄与康有为对话结束后迅即入见皇上，他在与皇上谈完自己的事情后，有意无意地试探皇上觉得康有为这个人怎么样？皇上尚未见到康有为本人，他只能从已看过的康有为著作，以及翁同龢的汇报及徐致靖的推荐书等二手资料中归纳，以为康有为应该是个人才。荣禄明显感到皇上有重用康有为的意思。
按照昨天刚刚颁布的新规，新任高级官吏在向皇上谢恩的同时也必须向皇太后谢恩。于是从皇上处退出的荣禄迅即来到皇太后处。时，李鸿章“放居”贤良寺，为谢皇太后赏食物，也正在皇太后处。荣禄与皇太后的关系非同一般，无话不说，他遂将刚刚在皇上那里所说的话告诉了皇太后，并明确指出康有为的激进办法并不可取，皇上如果过于听信康有为的主张，必将危害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他恭维在场的李鸿章政治经验丰富，经多见广，方便时多为皇太后说说其中的道理。老资格的政治家李鸿章是何等人物，他既看不惯荣禄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也不愿在未弄清真相时鲁莽行事，于是当他听到荣禄让他向皇太后详谈的建议后，吓得面色大变，赶紧叩头，称皇太后圣明，一切由皇太后做主。
荣禄的本意是暗请皇太后留神，在适当的时候能够阻止皇上一意孤行过于听信和过于重用康有为。而皇太后则叹息道：“儿子大了，哪里认得娘？其实我不管倒好。你现在出任直隶总督，应该晓得怎样做，怎样帮着皇上。”很显然，皇太后并不愿意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己仍在积极干预皇儿的政务，他们母子之间有另外的沟通渠道。
一切不利于大清王朝的事情，皇太后都有权力干预和过问，她自有办法及时提醒皇上在哪些问题上应该注意，而皇上自然也有渠道能够及时获知皇太后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再加上荣禄刚才莫名其妙的言辞，皇上对于怎样与康有为谈话似乎有了预案。所以当皇上召见康有为时，这一被康有为后来不断渲染的一般性会面其形式远远大于实质，只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康有为的谈话无论范围，还是深度，都没有超过他已经提交给皇上的那些文件。
根据康有为后来追忆，这次会面从皇上询问康有为的年岁及出身始，康有为在作了回答后切入正题。康谈道，如今列强环视中国，步步紧逼，试图分割中国，中国的危亡就在眼前。对此，皇上接着说：“皆守旧者致之耳。”皇上昨日刚刚免去翁同龢的职务，而翁同龢也确实是自胶州湾外交危机以来最主要的责任担当者，由此似乎也可以体会到在皇上的心目中，翁同龢并不是一个维新变法运动的推动者。
听了皇上的叹息，康有为对道：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变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
对于康有为的这种说法，皇上当然表示赞同。他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至于应该怎样变，这就是今天的谈话内容。他希望康有为尽其所知谈谈自己的看法。康有为说：现在的问题似乎已不是变法还是不变法，而是小变还是大变，是枝节改良，还是彻底变革。康的意思很明显，他不赞成枝节改良，他期待彻底变革。他称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知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这就像一座宫殿，既然它的基本框架已经败坏，那么小修小补已很难从根本上挽救其倾覆。正确的办法谁都知道应该是拆除旧的，建筑新的。然而谁都知道，新建筑必须要有统筹考量，要通盘设计，然后将设计方案交给施工者，新建筑就可成功了。在设计上如果存在缺陷，那么新建筑即便建起来了，也很难经得起风雨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