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是吃高粱长大的，就像牛一生只吃草。鲜嫩的带着露水和晨光的草叶，以及它那苦香的青色而有粘性的汁液，养育出了一个个高大壮实的牛的生命；草叶的一滴滴汁液，神奇地化为甜的奶汁，化为威武的牛角，化为宽阔的充满了爱的呜叫声。这些，我自小就能理会到。萨特说，童年最接近自然。童年的我，一口一口地吃高粱长成的骨架、血液，跟吃别的粮食长出来的骨架和血液，我觉得很不一样。因为，高梁酿的酒最醇香，一点就着，会腾一下升起清莹的火焰。高粱和它的魂魄所显示出的个性，在我的生命里无处不在，因而我也有了它那一点就着的火性子。
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不吃高粱了，但我不可能忘记它。对高粱的记忆不只是依靠心灵和梦，我的肺，我的手指和皮肤，也有着永不消褪的记忆。夏天的清晨，从高粱地里升起的凝重的雾与滹沱河上翻腾的雾，色泽和气味都不同。高粱地的雾是近乎湿润的液体，仿佛是从人的胸腔蒸发出来的，带着热汗气息。字典里，我们的语言里，真找不出能够贴切地说明高粱气息的那个词。高粱的热气与人身上的热气十分相似。当高粱长得高过人头，高粱地成为“青纱帐”，（唉，我暂且借用青纱帐这个词，我觉得它太轻柔，纱和帐在我的感觉上跟高粱连系不起来，高粱是绝对地男性的。）每天清晨，我的手弯上挎着竹篮。到我家仅有的一亩水地的田边摘金针菜。金针菜刚刚绽开一点头，还没开成花。当我摘下来，有的竟然在篮子里开了起来。我常常不走大道，执意地穿过一片一片的高粱地，高粱叶的浓重的清香气息里开始带出丝丝甜味，不用抬头看，就可知道高粱穗子正在由青转红。凉凉的有弹性的叶子，轻轻划过我的面颊和敞开的胸脯，觉得高粱伸长了手来抚摩我，痒酥酥地在胸前留下了淡淡的像成熟的玉米缨穗的痕迹，毫无疼痛感，过一会就如朝霞一样地消失了。阳光正升起，看不见远方的日出，但能感觉到一天最初的阳光的那派鲜亮与生气，身上落下了闪闪烁烁跳跃的光斑，它们在皮肤上弹跳时，有一点快感和亲吻的重量。从一株株挺拔的高粱秆的缝隙中，人摇摇晃晃地穿行，就像梦中游走，浑身浸濡在高粱的人性般的神采之中。高粱一定晓得我爱它，在微风中笑出清脆的声音。我甚至听懂了高粱的奇异的语言，它的语言是以气味、声息和颜色脉脉地传播向大自然的。
所有的庄稼地，不论是麦田或谷子地，对于我都不存在诱惑力，它们矮小、稠密，只能是蚂蚁和小虫的极乐世界。童年时，高粱地才是一个真正广阔迷人的境界，可以耀深地置身其中，隐藏在它的荫庇里。高粱拨节时期，不时能听见锄地的庄稼汉们拉长嗓子吼唱粗犷的情歌。我和同伴，多半是乔元贞，人秋后，常常躺在高粱的丛林里，比在河边的树林里还令人自在；人们即使知道我们在里面，可谁也找不到，我们消失在另一个世界。总有几处因缺苗而空间大点，我们就安逸地躺在这里。每块高粱地里又常有几棵野生的香瓜蔓，挂着几个长不大长不熟的瓜，它们绿得寂寞，闻着有青草气，咬一口苦得令人咋舌，我们勇敢地蹙着眉头连皮带瓤吞进了肚里。嘿，它好歹也是个香瓜。我们怜爱它。也理解它，它和我们都是苦的。我们家乡人说，半大的儿童，跟枣子、桃、杏和瓜一样。都有一段发苦的成长期。苦，是生命渴望成熟和酿出甜昧的前奏。我们的生命需要味道，愈强烈愈好。苦得钻心更能满足无名的饥渴，对于生命来说，苦似乎也有营养。
周围安静极了，有风的时候，最为舒畅，风在高粱林里变得很柔和，像被篦子梳过一样，把沙粒、尘埃等全都梳掉了。风，摇撼着沉沉欲睡的空气，风，携带着遍野昆虫的歌，草花的香气和高粱的温馨，爱抚地浸泡着我们，肺里、血液里全都充满了昆虫的歌和柔润的高粱味的风……从颤动的高粱叶片上筛落下的露珠，装饰着我们赤裸的躯体，我们不知不觉地沉八了无底的绚丽的梦中。高粱晒米的时节，高粱穗像一颗颗青春的心脏在膨胀和搏动着，生发出浓郁的热气，我们仿佛被这千万颗热烈的心拥抱着烘烤着，浑身汗涔涔的。我和元贞肤色鲜红，正像两穗红高粱。隐约地听到我的姐姐和海大娘（元贞妈）在高粱地的某一处呼唤我们，她们找半天才找到了烂睡如泥已经与大地溶为一体的两个地之子。哦，地之子，这个词创造得多美多神。天之于，应当是鹰或星星，绝不是皇帝，而地之子·却只能是我们，还有高粱。六十年之后，我仍感到幸福。
一大群乌鸦常常在高粱地上空低低地旋，飞哇哇的噪叫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我们仰天张望，乌鸦黑压压的羽翼扑扇着，闻到了一股霉湿的鸟窠的臊味。宁静的天空被搅得破碎了。当乌鸦拍击着羽翼落下来，在高粱穗上啄食。我们愤怒地立起身，齐声呐喊，用土块轰击它们，乌鸦哇地飞向高空，高粱丛林又恢复了宁静和原有的风采。但那股鸦臊味久久地留在空气里，使人非常厌恶。我们从深深的高粱丛林走出来，有梦醒的感觉。我们像告别亲人似地说：“高粱地，明天见！”
四
大革命失败后，父亲从北京回到家乡，虔诚地种了七年地，也就是说，种了七年高粱。他和别的庄稼人不同，他不仅养种高粱，而且欣赏和敬重高粱。有几次，我为他送水到地里，看见他坐在野外最高的那个地方：一截古代的土城，村里人叫它“大墙”，总有近两丈高，像陡峭的山峰，父亲独自坐在上面抽烟，好半天好半天不下来。村里人说他坐在上面是。心里编曲儿哩。”每天黄昏后，他带领村里的“自乐班”又拉又唱，直到半夜才收场。回到家里，我问他：“爸爸，你坐在大墙上面干甚？”父亲笑着说：“我在看远远近近的高粱地。”我又问：“高粱地有甚好看的？”他说：“高粱在庄稼里最有血性，我和你都不如它。”
我虽不理解父亲的话，但也能多少体味出他话里的意思，父亲有沉重和疚愧的心情，那些年他活得苦闷，有点捎沉。“高粱也有血？…有。”“它的血在哪里？…在我们身上。”“爸爸，你说的我不懂。”“长大之后，你就会明白。”六十年之后我才明白了。高粱的血的确还湍激地流在我的生命里，我有感觉。父亲的血管里，到死也一定有高粱的血性。正如下游的河水里蕴含着千里以远的源头的水。
父亲从北京回来已有好几年，他的打扮跟本村的庄稼人已没有两样，但他的面孔却又黑又瘦，没有别人那末结实红润。他的目光显得有些重浊，不像其他庄稼人的目光单纯透明。谁也不会想到，他常常深夜在油灯下诵读郭沫若和徐志摩的诗。他有时也伏在炕桌上写什么，我相信他多半在写高粱。他把几穗通红的高粱插在笔筒里，摆在炕桌上。不过我始终没有看到他写的什么。如果他写高粱，一定比我现在写的真挚，写的深沉。
父亲已经去世三十年了，他不会完成他心中的诗了。如今我来写高粱，苍茫的心灵感到惭愧，有愧于哺育我童年的高粱，也有愧于热诚地养种过高粱的父亲。
只有一次，学父亲的样，我爬到“大墙”上面，看遍野的高粱地，正是仲秋季节，高粱穗全都泛红，有的呈探红，有的呈粉红，在阳光下真正有着热烈的扑面而来的血性！因为地势高低不平，有的高粱地就如鲜血的河流自上而下地泻下来，我仿佛听到了雄浑的呐喊声，父亲也一定听到过。我被面前的景象所震慑。以前，只是钻在高粱的丛林里，闻高粱气味，做黑甜的梦。第一次看到如此壮丽而惊心动魄的高粱地，不是高粱的世界！整个空间，从天上到地下，都充满了高粱耀眼的光辉。过去我只知道白天的亮光来自天上的太阳，但高粱红的季节，火焰的高粱地。使白天格外的亮丽，天地问似乎多了另一种光，比阳光还要浓艳。一年四季里只有这一段时间能给人以这种感觉。的确，如果仅仅有平常的阳光是酿绘不出真正的秋日和秋色的。面前的高粱的血性的大地，不是由于你形容它修饰它，它才不朽和有了光彩，应当像养种高粱那样，创造新的只属于高粱的词语，让高粱雄伟地耸立在人世间。我写这篇文章，最终就是为了要找到这些词语，它不属于古旧的辞典，只属于新鲜的有血性的诗。
五
高粱的根，最使我敬佩，它是我的家乡所有庄稼中最强劲有力的根，而且很美。
高粱的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具有个性和力度。当然，最高贵的是它的穗儿和连着穗儿的那一段箭秆。穗儿就是粮食，箭秆皮可编炕席。高粱的挺拔而粗壮的茎秆，给人以自信和力量。使我惊异的是高粱的根，它不但在看不见的地下扎得很深很深，而且在高粱秆的下端离地尺把高的关节处，向下长出了许多气根，有点像椿树的根，看去是流泻的晶体，但用手摸摸，又是那么地坚韧。像鹰爪一样，它们不几天就强有力地抓住了地，仿佛擒拿住一个庞大的活物。我问父亲，为什么高粱下边长了这么多爪子？曾在朔县农业学校读过书的父亲告诉我，不要以为草木、庄稼都不如人，都无知无觉。不对，这是人类的偏见。庄稼都很聪明，它们对大自然的感觉，有些比人类还要敏锐。它们有的爬蔓，紧紧贴着大地，有的树一般地站着，都是为了生存，争得阳光和空间，延续自己的生命。高粱秆下部的气根是最不可缺少的，高粱很有预见性，是经受过千万次的灾难后才获得的。夏天暴风雨来临之前，就迅速地生出气根，深深地扎进地里，风暴才无法撼动它，就像一个捧跤手，脚跟稳稳定在地上，等着对手向他扑来。
父亲说：“高粱的根最苦，所有的虫子都不敢咬它，根是它的命。”高粱“意识”到了这点。父亲掐了一小截，他自己先尝，让我用舌头舐了一下，啊呀，那个苦劲儿到现在我还记得。
麦子、豆秧能用手连根拔，但是再有力气的后生都很难拨动高粱。我小时练摔跤时，教我的佩珍伯伯说：“站得像高粱一样，要有它那抓地的根，要练到根从脚脖子上生出来。”他还说；“我摔跤时脚定在地上，觉得我不是有两只脚，我有几十只！”高粱就有几十只脚，而且只只脚入地三尺。
我这一辈子练不出高粱的鹰爪般的根了。我只能靠两只赤裸的脚，艰难地立着，跋涉着……
六
高粱的根是好燃料。70年代，我在湖北咸宁写过一首诗，题目是“巨大的根块”。当时我就想到了高粱的根。我们家乡叫茬子，准确地说是指带点庄稼秆的根。家乡人用煤烧饭，高粱茬子是好引火柴。高粱秆有大用途，人们舍不得用它烧饭。我家的地很少，引火柴不够。一到收割高粱的那一阵子（十天八天），我和村里的孩子，肩头挂个小镐头，到地里去刨高粱茬子。
这是一种很累的活儿，须在收割的当天刨，当天不去刨，第二天就被别人刨光，而且晒几天后地也硬得刨不动了。因此，那几天人再累再累也得去刨。我们家乡把这种活儿叫“砍茬子”。不但砍高粱的，还砍谷子的。
我们总是成帮去，除去镐。每人还带一根煞绳（较粗的一种麻绳），到得地头，立即头不抬地刨了起来。有的地主家刻薄，开割前告诫长工“茬子留低点”。刨这种茬子，手没法拽着·很吃力。但是收割的长工们还是留的不算短，都是本村人，他们明白，不能让贫穷的人家没有引火的柴。刨完一块地，就把刨起的茬子归成堆，一边归堆，一边把上面的土磕打干净，这样便于晾干，背着也省劲。一天两趟，晌午一趟，黄昏一趟。我们把高粱茬子堆砌得像一堵夯实的墙。茬子咬茬子，十分的齐整。最后用绳子把它煞紧，留两个活扣儿正好卡着尖瘦的肩膀头。当时我们不过十岁光景，茬子垛的重量远远超过自身的体重。三五个孩子背着茬子垛艰难地走着，从后边看不见我们的头。只看到两条细瘦的脚脖子在动。背茬子垛须弯着腰，汗顺着披在前额的“马鬃”（儿童的一种发式）一滴滴地洒一路。我们的茬子垛一样大小，码垛之前谁刨的少，大家匀一点给他。乔元贞一向手脚慢，抢时间的活儿，他不如我快捷，而他们家却最穷。连一分地都没有。背进村子，乔海大娘立在门口夸奖儿子：“看我们元贞真能干。”元贞极老实，说：“我们刨好了平分的。”
背到院子里，茬子还得再晒两天。祖母能从茬子的高矮认出是从谁家的地里刨来的，姓安的地主家茬子最短，不足三寸。茬子干透以后，我把它们码在窗台下边。祖母看着我码好的高粱茬垛子，摸着我瘦削的肩头上一道道血印，心痛地说：“明天击带上我的罩头的布垫着。”我怎么忍心用她的罩头布，她只有一块，只在磨面时才用。我后来学背炭的大人，在肩头上垫上柔软的茅草或青高粱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