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美国前，我有一副戴了五年多的眼镜，两边的镜片分别是150度和100度。这应该算是我用过的第五副眼镜了。此前的一副两边镜片则分别是200度和150度。人到中年了，我近视的程度因为眼睛开始老花而减弱。这是我用过的最贵的眼镜，镜框是钛质的，轻便，镜片是树脂的，不会被扎破，时常调整松紧，却一直坚固不坏，只是镜片上磨出了许许多多痕罢了。我早知道在国外配眼镜贵，本也想再备一副出去的，但因为要置办的东西多，这件事就给落下了。
其实无论是200度，还是150度，基本上都该算是不用戴眼镜的，裸眼看黑板也基本没有问题。但在30年前，我却日思夜想，应该戴一副眼镜，因为就在我的右眼下方留着我12岁时被弟弟用很脏的砖块扎出的深色的伤疤，本来如果医生当时给我认真消毒，并不至于留下明显的痕迹。我想或许眼镜能帮助我遮盖住这一明显缺陷。因为身为穷学生，经济状况不好，我只能在一家小店里买了副5元钱的劣质眼镜。由于眼镜质地差，不是被我调得束缚着脸，就是会松得总是下滑，害得我不得不时常往上推推，以便镜框的下边沿能恰好遮住那道伤疤。因为时常调整，这副眼镜以镜框断裂、镜片掉落而退出舞台。后来经济好转之后，我换过变色镜、宽边眼镜等，也都因为与那副五元眼镜类似的原因遭到淘汰。每淘汰一副眼镜，我就像丢失了一次自行车一样失魂落魄，并会立即在伙食上有所体现——我只能用克扣自己伙食费的方法来实现心理的平衡和经济的平衡。
这次到美国访学，刚好得到的生活补贴也不高，我只好精打细算安排租房、伙食和日常的消费。我想平时就尽量不戴眼镜，以免因为不慎导致眼镜在需要时罢工。有一次我随我的室友去一新鲜农贸市场想淘点新鲜而又便宜的蔬菜，当时眼镜摘下随便捏在手上，等我想腾出手去拣择蔬菜时，一颗细小的东西从我的手背滑过，我定睛一看，是固定镜脚的小螺丝掉落了。当时，天色已晚，加上地面湿脏，且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我无法找到那颗细小的螺丝。第二天一早，我步行40分钟，赶到那个地方，再度画方格寻找，还是不见踪迹。我想就不戴眼镜了，糊过几个月回去再说吧。于是这副掉了一个小小螺丝的眼镜便躺在了我住处的抽屉里。
一次，我到奥尔玛超市购物，看到边上倒是有眼镜店。我走进去试探着问店员能否帮助修理，实际上就是配上一个小螺丝。店员告诉我：只要我将掉了螺丝的眼镜拿过来给他看，他就可以免费帮我装上一只小螺丝。可是我一般都是随别人顺便去购物的，当碰到有眼镜店的时候，我往往没有带那眼镜，而有时带了却又看不到眼镜店，于是我的眼镜仍然没法再登舞台。
有一次，我出差到旧金山，在唐人街我看到了不少眼镜店。这次也没带那副眼镜。我想向店里询问有没有螺丝配，店员也一样要看我的眼镜，我说我没带来，它们就拿给我一个小小的玻璃瓶，里面有不同规格的螺丝，还加上一个小螺丝刀，价格是3美元。我想我只需要一个小螺丝，这多出来的东西不是浪费吗？
又有一次我在我住的社区附近看到一家眼镜店。我回家取来眼镜，店员给我找了一螺丝，旋上之后，却多出长长的一截伸出来，还要收2美元，我说：谢谢了。我还是暂时收起戴上这副眼镜的心吧。
一周连绵的大雨之后，我到住处外面的路上散步，竟无意中发现一条废弃了的眼镜腿，捡起来一看，上面有一螺丝。我带着这个眼镜腿回家，拆下螺丝，装到我的那副眼镜上，竟如原配！
如今，我天天可以戴着这副眼镜，它竟是那样的贴体，不会像原来那个螺丝动不动就松动。我想我的这副眼镜终于获得了重生。
（原刊《厦门大学报》2010年10月22日第4版“海外生活”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