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前校长、现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田长霖先生在谈到如何教育子女时说：“我告诉我的孩子，当你们与中国人在一起时，要完完全全地像中国人，而当你们与美国人在一起时，你们又必须完完全全地像美国人。”话虽平实，我觉得这却道出了融合的真谛。
在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唯我独尊与平等交融两种倾向。应该承认，中国文化在经历了长期发展后确有许多成熟优越之处，但由此培养起唯我独尊的民族情绪却至为不妥，事实上也屡次碰壁乃至丧权辱国。对于身在国内的中国人可能是因为闭关锁国的政策，但走出国门的华人有时也抱有誓死捍卫中华文化的固执，拒绝与外界的交流，有的甚至非中餐不食，非国货不用，大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虞。追究其原因，一方面恐因为“躲进小楼成一统”，唐人街的形成或许也部分地包括这种因素，另一方面恐因为屡屡接触到西方文化的不如意处，因而高呼“西方之没落”的口号，高擎“国粹”之旗帜。有的不知顺应时势，甚至把过时的迷信习俗也奉之若神明。其实，所谓“文化传统保存得最完好”这句话里既包含肯定的语气，又何尝不含有故步自封的保守意味。事实表明，不能因应时代而发展的文化势必没有活力，势必被时代所淘汰。
值得欣喜的是，环顾世界，唐人街的围墙并不能阻隔华人与外界的交往和联系，而且迁出现象还很频繁，这应被看作是障碍被消除，或是融合的结果。显然，文化的融合并不表现为表面上的加入别国国籍，使用别国语言，并从根本上否定自我的文化传统。文化融合之所以被肯定就在于一个人在本民族的圈子里认为是外人。在历史上首先跨出这一步的被称为文化交流的先驱，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了促成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自己能操熟练的中国语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都堪与学富五车的中国士人比肩，他亦穿中国官僚的袍服，遵守中国的礼仪，他是在服膺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从事文化交流的，因而产生了积极效果。
在当今世界舞台上，作为中华文化发源地的中国大陆已敞开了与世界交流的大门，江泽民主席也提出在发扬中华文化时“将注意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并且中国人也已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许多人正有意识地思考着中西文化的融合问题。田长霖先生说，他承蒙中西两种文化之惠，时常可以把以不如意开端的事情转化为美满的结果。他认为这既不是单纯的中国文化或单纯的西方文化所能做到的，只有有效地实现了文化融合的人才能得乎其趣，运用自如。田先生阐述其教子之道时说：“教他们掌握中国文化，有利于使他们产生有根的归属感，教他们在美国社会就做得像美国人，则有利于树立他们的自信心与主体意识。”可见，融汇了中西两种文化的人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已逐渐地显示出自己的优势，他们不仅在科技界，而且在参与政治方面都日益表现出强劲的力量。
文化的发展是在不同文化的平等交融中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目前普遍流行一种说法：“21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我们觉得，如果把中华文化凝固化、教条化，那么上述说法其实并不准确，正像我们可以为李远哲、朱棣文这类华裔科学家感到骄傲而无视美国社会的人才成长环境一样有失偏颇。如果我们认识到，发展到今天的中华文化绝不是一个凝固僵死的东西，而是一种融汇了多种文化仍具有生机和活力的文化汇合，今后这种文化仍将在“不断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前提下继续融入许多新鲜成分，李远哲、朱棣文等实是中西文化融合互渗的产儿，那么说“21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也许还有几分道理，必须明确的是这里所讲的中华文化既是中国的，同时又是世界的，掌握这种文化的人必将主导世界。但是因为这种文化仍在形成之中，其形成途径是中西文化的继续融合，所以能掌握这种文化的势必首先是致力于文化融合的文化先驱们，他们必须能克服文化优劣的偏见，坚持平等融合的原则，只有这样，中华文化才能发展成为21世纪的主体文化，也才能为人类的进步做出泱泱文化古国所应有的贡献。
（原刊《世界日报》1998年8月3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