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华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那么应该说儒家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说孔子是咏者的话，那么因为歌之者、和之者不断，故儒学蔚成中华文化的泱泱大国。
长期以来，人们多把第一部正史《史记》的著者司马迁看作是反对正统思想的先锋，是因为他不仅为不登大雅的巨商小贾立《货殖列传》，而且还为游侠、方技者立法，使他们与帝王将相一起进入正史典册。其实，距离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并不甚辽远的司马迁却是怀着无限景从的心情为孔子立传的。孔子一生立志从政，确实设计了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我发展方案。他周游列国，却处处碰壁，直至暮年，在仕途几绝的情况下才退而研习学问，开了私学，广招门徒，从而享有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美誉。他追求人生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他希望以立德成就立功，但是仕途多舛，只得退而求其次以“立言”，他曾说过“学而优则仕”，不仅强调了学问对仕的重要意义，而且更注重学得轻松的人才堪为仕，“优”者，悠也。孔子特别强调以理想的人格化育世人，使世人皆树立良好的道德和积极进取精神。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献身事业的人品铸就了堪为主流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灵魂。在这一点上，司马迁实是孔子的真正传人。他自己也曾说：“自周公五百年而有孔子，自孔子五百年而于兹也。”与司马迁相对，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班固是儒家学说的坚定信奉者，其实，他指责司马迁，却没有击中司马迁思想的真正意蕴。班固、司马迁在尊奉儒家学说上只是表现形式的差异，司马迁显得“圆而神”，班固显得“方以智”而已。不幸的是，后世正史家多奉班固为正史开山，而鄙视司马迁的融通做法，使得历史发展中因袭思想经常压倒革新精神。
西汉时期，董仲舒把儒家学说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这时的儒家思想实乃集先秦诸子学说之天成，即班固所说的，诸子已“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因此，董仲舒虽号称“废黜百家”，实际上是兼容百家为一家。应该说，儒家学说被引入政治之后，儒家人伦规范转变为政治伦理，其中平添了较强的政治功利色彩，王莽不分学术与政治，一味想在现实中复制孔子对西周的理想化描述景象，结果“新政”遂告败绩。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曾经历了与佛、道的大融合，一方面儒家学说成为了统治者生存的必备依据，另一方面也变得更具融通性，不同阶层的人们对儒家学说有不同的体认，儒家思想对不同阶层的人们也树立了不同的生活准则。这构成了中华文化多层次性的基础。士农工商各有所适，但这四民的分别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时在变动之中，其后科举制度的推行更为这种变动确定了制度条件。人们或高从，或低就，从而奠定了社会上曾不断被注入新血液的基础。
南宋时期，朱熹对儒家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改造，他力图通过思想上的更多钳制来抑制经济多元化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这给世俗的人们带来诸多生活的不便，却也有许多人尊奉得得心应手，宋代以后出现了许多努力践行儒家学说的实干家，不过走向了极端之后，一些人变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如海瑞、戚继光等。另一些人则变成阳奉阴违，心口不一的伪道学。尽管伪道学甚嚣尘上，但真儒学却以坚挺的脊梁竭力支撑着历史大厦经风历雨。
显然，在历史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人，一种理论咏者倡始之后，歌者、和者或发展了原来的理论，或把原来的理论引入歧途。我们不应因理论发展中有了支流，就否认理论本身。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理论，发展理论，不断推陈出新，当是对待理论的正确方法。故步自封、僵守教条是要不得的，目空一切、唯我独尊也是不可取的。
（原刊《世界日报》1998年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