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代浙东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万斯同认为，没有从事过专门研究的人，要想写出有价值的著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说：“自唐以后，设馆修史，集众人成书，而所成之书利少弊多，关键就在于这些人大多均无专门之学。”他还打比方说，学问“譬如入人之室，始而知其堂寝内室，继而知其蓄产礼俗，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习察，然后可治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扰招市之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万斯同所强调的是著述之人必须接受过较为专门的训练，如有较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娴熟的连守专业研究规范的能力等等。
文章千古事，我国历代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是有优良传统的。20世纪初，大思想家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校长听说陈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觉得不好办，梁公忿然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梁公之辞，固然有自谦的成分，却也表明作为一个专家对于文章的谨严态度，可惜的是，梁公遗风在今日学界鲜见矣。
顷翻《书摘》，读到署名冀一民的《＜“老”、“实”、“忠”、“厚”的河北人＞写了些什么？》一文，不禁深表认同。作者说：“现在有一种浮躁之气也浸入到学术界，一些作者既没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对一个地域的历史人文和现实状况缺乏基本的了解，又不肯完整地深入地审视所研究的对象，仅凭几本参考资料甚至道听途说，就敢出大题目，作大文章，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应该说，这确是概括了近几年学界的一种不良倾向。
走进书店，我们常常看到一套又一套装帧精美的“丛书”赫然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单看书名，我们多会产生是书定能解开我们思考已久之谜团，或定能满足我们某方面知识之欠缺的解渴企求，于是解开羞涩之囊一行慷慨。可拿到舍下，细细品读，且不说印刷、装订等方面的谬误，就说书的内容，读后经常不免有“帽大头小”、“骨架大血肉少”之遗憾。有的新书甚至让人觉得或某些地方似曾相识，或章节、段落互不连贯，或内文不对标题等等，读书求知的“与伟人对话”式的享乐一下变成了纠讹改错的订正式的苦差。从智者那儿得知，如今书市，炒旧翻新、重复出版、三教九流竟相挤入著作者行列之风已司空见惯。
在各行各业纷纷建立起职业行业规范之时，学界建立规范的呼声也日趋强烈。日益正规化的学术批评将逐渐地把假学术挤出学坛，但我们不应以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在现实中，针锋相对的不计个人恩怨的学术批评风气尚未养成，专家之学与非专家之学的区分也不像工农业产品那样可以客观地检验。另外，我们的出版部门还较热衷于以“上规模、上效益”的模式经管着出版事业，我们的著作评奖也还较注重那些大部头的“重头”之作。其实，这些所谓“重头”之作，其“效益”多半体现在经济方面，而那些所谓“名家”的“著作等身”，其价值恐怕也比不上真正专家的寥寥数百字。
（原刊《厦门日报》1997年1月5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