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成长壮大的历史似乎离不开军事和海洋经济这两个关键词，军事设置基本可以体现厦门海防地位的重要意义，海洋经济的发展则直接决定了厦门经济的世界性。
一、厦门地位提升首先是从设置军事设施开始的
福建沿海地区大体都经历了从军事区域逐渐转化为行政区域的过程。虽然此前厦门岛称“嘉禾屿”（唐大中元年，847年），只是属于清源郡南安县大同场管辖的一个里。宋代泉州港兴起后，厦门居民有所增加，居民达1000余户，约6000人。元朝在厦门岛上设立了“嘉禾千户所”，明代厦门称“中左所”。“千户所”和“中左所”都是军事机构。民国《同安县志》卷一七《武备》记载：“元至元十九年调扬州合必军三千人镇泉州，戍列城，置嘉禾千户所”，道光《厦门志》卷三《兵制考》记载：洪武廿七年（1394年）二月，在嘉禾屿建立了守御千户所，调永宁卫（位于水澳，今属晋江县）管辖的中、左两个所的军队来戍守，称为中左所。中左所设指挥正千户1名（正五品）、副千户1名（从五品）、指挥百户1名（正六品）、镇抚1名（从六品），隶属于福建都指挥使。军队有编制1204名，营房987间，在所城内。这表明从元代到明代，朝廷日益认识到厦门岛的军事价值，设置军事治所也进一步提升了厦门的经济地位，海洋经济初步启动，人口有所增加。
明代以来厦门海防地位的提升进一步加大了厦门作为一个军事性城市的意义。明初，正处于封建割据时代的日本，南北两个朝廷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支持和勾结武装海盗骚扰我国沿海地区。当时，北起山东、南至福建，倭寇四起，到处劫掠，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连续派人出使东洋，但都无功而返。面对倭患日渐繁复的局面，明廷派周德兴在福建沿海修筑水寨。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后，根据东南沿海海岸线曲折、地形险要的特点，“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在闽省设置了包括厦门城在内的18个卫所。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在福建沿海督造了烽火门、南日、浯屿、铜山、小埕等五座水寨，各水寨“各为分汛地，严会哨，贼寡则个自为战，贼众则合力以攻”。浯屿水寨建成后，周德兴拨永宁卫、福宁所兵丁2242人，加上来自漳州的兵丁，共计2898人戍守，由1名把总统领。浯屿寨位于大担南太武山外。戍守浯屿寨的是来自永宁卫、福全所的兵丁2342人，加上漳州卫的兵丁2898人，由一名指挥官统领，称为“把总”。景泰三年（1452年），巡抚焦宏认为该寨孤悬海中，不便操控，将其移至中左所。当时，浯屿、铜山二水寨，浯铜、澎湖二游营均属厦门中左所管辖。嘉靖九年（1530年）在海沧设立了安边馆，派缉私队巡海。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又在厦门增设海防同知一员，改靖海馆为海防馆。隆庆四年（1570年），增设浯铜水寨游兵，统以“名色把总”一人，领兵536人，驻中左所。另外，卫所贴驾军300名，哨船20只。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又设澎湖游兵，驻厦门。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同安石浔巡司移驻厦门港，改铸炮局为巡检署，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泉州海防同知移驻厦门，建厦门同知署，俗称海防厅。明天启元年（1621年），设泉南游击1人，统辖浯屿寨军、浯铜游营，以防备“红夷”（泛指荷兰等外国侵略者），不久又裁撤。清代，浯屿水寨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水寨城墙周长602米，南北长164米，东西长120米，基宽4米，墙高7米，窝铺11间，城堞413个，箭窗1032个。四面设城门，东西二门筑有月城，城墙上有烽火台、瞭望台，并安放了铳炮。城墙还有二至三层的跑马道，四城各有一个水潭，有涵沟通向城外。城内建有墩台、馆驿、军营、演武厅等，军事防御体系相当完备，可见厦门一直是作为军事要地而受到重视的。历史上的浯屿水寨饱经战火，几度修葺又几度荒废。现浯屿村村部附近还有一块清道光四年（1824年）立的石碑，题为“浯屿新筑营房墩台记”，叙述的是当时在浯屿水寨寨城内新筑营房炮台的史实。立碑者是当时提督福建全省水师军务、统辖台澎水陆官兵的许松年。碑文说到“前明尝置守御所，有土城，久废，惟颓墙数堵而已”，这是浯屿水寨军事功能最直接的历史证据。
朝廷军事设置的主要目的一是防御倭寇以及西方殖民者，一是禁绝走私。防御倭寇、西方殖民者侵扰符合沿海人民的利益，官方海防力量常常能得到民间海防力量的配合，抗击倭寇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欧洲最早对海外血腥掠夺的殖民者葡萄牙贵族和商人，来到浯屿、大担一带，与当地不法之徒勾结，从事掠劫活动。巡海副使柯乔发兵攻之，葡人逃去。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倭寇侵犯浯屿，都指挥卢镗率兵出击，大败倭寇于浯屿，六月，倭寇再次进入大担海面，遭巡海副使柯乔攻击，寇退去。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一批倭船屯泊于厦门港外浯屿，分劫同安、南安、惠安诸县。次年五月，倭寇由沧泉至月港（今海澄镇），焚掠九都后出海，转攻同安县城。知县率众抵御，经铳击伤倭酋后，倭众始退。十一月，盘踞舟山北部的倭寇三千余人，在海寇高策、洪迪珍的导引下移巢浯屿。自此，倭寇不断劫掠厦门南北沿海诸县。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侵犯漳泉沿海，武装占据浯屿。四月初二，倭寇攻同安官澳巡检司，纵火屠城。同日，海盗谢万贯率船引倭酋阿士机自浯屿陷浯州。同安知县谭维鼎率乡兵出战，追击倭寇于浯屿海面，连战皆胜，生俘倭酋阿士机、安尾达等，使倭寇为之胆寒。五月，参将王麟、把总邓一贵于鼓浪屿及剌屿尾，打沉倭船几十只，打死打伤倭寇数百人。明天启三年（1623年），荷兰人进犯鼓浪屿、曾厝垵。浯铜把总王梦熊率兵出战，夺取3艘荷兰船，荷兰人败走。但入侵者不甘心，复率船直逼内地。王梦熊乃以小艇扮渔舟，藏火具，潜迫其旁，乘风纵火。此时，明军水师趁机进攻，焚毁荷船10余艘，生擒大酋件文来、律钦。是年十月二十四日，福建总兵谢隆仪与巡抚南居益又大破荷兰人于浯屿。十一月十七日夜，出其不意进行攻击，焚荷船一艘，俘获60余人。
防倭抗倭及反击西方殖民者斗争的胜利使朝廷加大了对厦门城市的建设，成为厦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二、厦门海防成效的取得也与该地蓬勃发展的地方经济相互支持
厦门的军事设施被海寇破坏之后，许多海商能积极捐助修复那些军事设施，如今仍立于厦门大学大礼堂附近的《建盖大小担山寨城积略》中说：“厦门海口有大小担山二座，对峙海中，为全厦出入门户。向有两山腰建设炮台各一座，派拨弁兵防守。嘉庆壬戌夏，洋盗蔡牵驾船乘夜突至，数百人蜂拥上山，弁兵仓猝，致被戕伤，抢去炮位。查大小担二山四面环海，弁兵数十名，腹背无应，势难固守，必须建筑寨城二座，上设大炮，堆积滚木、垒石，以上临下，盗匪断不敢登岸，庶可以永资保障。当经奏明，饬委员兴泉永道庆徕、厦防同知裘增寿察勘地势情形，公捐廉俸，鸠工购料，建筑寨城二座，周围三十三丈，连城垛高一丈四尺六寸。寨内各盖兵房九间，以资弁兵栖止；药库一间，以贮药铅，上盖望楼一间，输流了望。于是年九月二十八日落成。后之同事保斯城寨，勿至倾坏，庶全厦万家商民永无盗寇之警矣。嘉庆八年岁次癸亥，总督闽浙使者、长百玉德记。”碑阴记录为：“闽浙总督堂玉捐廉三百两；福建巡抚部院李捐廉三百两；布政史司姜捐廉二百两；按察史司成捐廉一百两；粮储道赵捐廉一百两；盐法道陈捐廉二百两；兴泉永道庆捐廉四百两；厦防同知裘捐廉四百两；职员：吴自良捐番六百员；吴自强捐番六百员；洋行：合成捐番六百员；元德、和发共捐番六百员；商行：恒和、天德、庆兴、丰泰、景和、恒胜、源远、振隆、宁远、和顺、万隆；小行：同兴、承美、隆胜、益兴、万成、庆丰、联祥、源益、瑞安、坤元、振坤、振兴、鼎祥、聚兴、联成、丰美、万和、联德、捷兴；鹿郊、台郊、广郊，共捐番银四千八百三十员。”捐助人包括了政府官员、职员和洋行、商行乃至鹿郊、台郊和广郊商人，说明这项军事设置既是政府加强海防的需要，也符合商人开展商业活动的要求。郑垣奎说：“方圣天子加意海疆，简舟师，严保用，将以肃清巨浸，奠安渔商。”可见海防与渔商发展相辅相成。
禁绝走私往往是以牺牲沿海人民的生计为代价的，因而遭遇到日益强烈的反抗。尽管代表农业文明的明朝廷力图遏制海洋事业的发展，但事实上海洋经济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限制的结果不但没有禁绝海洋经济活动，反而因限制利润更高，参与者从小打小闹，转为富家大户、官僚与富户通同走私，卫所的军户逃亡参与走私现象也日益严重，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削弱。本来设于海岛的军事设施也被移到了陆上，海禁的缺口越来越大。隆庆部分开放海禁以后，厦门的出海贸易合法化，并与漳泉山海区域形成联动，厦门的海洋经济初步显现。冯璋《通番舶议》：“泉漳风俗，嗜利通番，今虽重以充军处死之条，商犹结党成风，造船出海，私相贸易，恬不畏忌。”许孚远说：“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盗。”明后期，开禁设县通商之后数十年来，饷足民安。
厦门军户转为民户无疑加快了厦门地区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海洋经济的成分。明王朝时常从外地调来一些军队，这些军队的军人往往在当地安居下来。外来的商人，包括徽州商人也加入了海外贸易的行列，以致有的成为“假倭”，消极地反抗着明王朝的海禁政策，给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这是朝廷海防政策失当的重要表现。
三、明末，郑成功把厦门作为其抵抗清兵、收复台湾的根据地，厦门的军事化、商业化色彩更加浓厚
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将厦门、金门两岛设置为“思明州”（后改为思明县）。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攻占厦门岛，进一步统一了台湾，继而清政府将厦门和台湾作为同一军事区域加以管理，设置“台湾厦门兵备道”，设道台一员，每年各驻台湾和厦门半年。厦门港位于月港的外侧，港阔水深。郑成功盘踞厦门后，使厦门成为东南抗清驱荷的基地，郑成功在这里练兵，从这里渡海东征而收复台湾。在厦门期间，郑成功大力建造航海大船，通贩日本、吕宋、暹罗、交趾各国，就连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也接踵而至，英国东印度公司还在厦门设立商馆。厦门以弹丸之地，养下郑成功二十万军队，足见他经营厦门海运的成效。
明末郑成功海上势力使厦门港一跃而为东西洋贸易的主要商港。当时厦门港是福建的通洋正口，又是台运的专门口岸，对南洋和台湾的贸易盛极一时，尽管从行政上说，厦门只是同安县的辖地，却具有福建经济中心的经济实力。鸦片战争后，厦门是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又是台湾商品进出的转运港。厦门海洋经济逐渐实现着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此时厦门的军事地位依然明显。一方面多次抗击过英、日等海军的进犯，另一方面成为台湾反抗日本割让前的后援基地。20世纪在海峡两岸对峙中，厦门处于海防最前线。因此，厦门港军港、商港、渔港的结合特色显著。
厦门经济经历了从渔牧经济到海洋经济的转化。其海洋经济之取得巨大的发展是各方面因素协调配合的结果。
（原刊《团结报》2010年9月23日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