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爱伦堡正在斯德哥尔摩，代表苏联国际和平委员会向瑞典作家伦德克维斯特颁发列宁国际和平奖。帕斯捷尔纳克被迫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使他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设想一下那时的情况：苏联人向瑞典作家颁发列宁和平奖，瑞典没有引起任何风波。同一时期，瑞典人向苏联作家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当局却掀起了九级风浪，动员全民来声讨。
爱伦堡读过《日瓦戈医生》的手稿。他个人虽然不喜欢这部小说，但他确信“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是真诚的”。他赞赏书中的诗，认为写得“绝妙”。他尊重帕斯捷尔纳克的人格，深信他是爱国者。
爱伦堡在斯德哥尔摩街头到处看见各种报纸上的标题尽是“帕斯捷尔纳克”。他回到旅馆，打开收音机，传入耳鼓的仍然是“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爱伦堡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已变成冷战的工具。爱伦堡说：“我确信，帕斯捷尔纳克绝无损害我国之意。他的过错仅仅在于他是帕斯捷尔纳克，这就是说，他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他没有料到他的书会引起一桩恶劣的、轰动一时的政治性事件及必然随之而来的回击。”
爱伦堡回到莫斯科以后，不许家人替他接电话，并且不改声不变调地回答邀请他出席作协会议的人：“外出了，不会很快回来。”这是爱伦堡的表态方式，让对方知道他在莫斯科，就是不出席会议。当时这种表态方式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
“月1日苏联《文学报》第三版通栏标题：“义愤与怒火。
苏联人民谴责帕斯捷尔纳克”。除了报道前一天莫斯科作家大会的情况和通过的决议之外，还发表了各地读者的来信或来信摘要，要求把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国。来信者中有工人、工程师、农民、教师、教授、学者、演员、退休老人等等。
形势越来越可怕，有人建议帕斯捷尔纳克主动给赫鲁晓夫直接写封信，求得缓和。
上书赫鲁晓夫
提出建议的人找到了奥莉娅。奥莉娅赞成他的建议。于是奥莉娅等人便背着帕斯捷尔纳克，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语气起草了一封信稿，把信稿交给帕斯捷尔纳克过目，让他自己最后决定。帕斯捷尔纳克看了信稿，改了几个字，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帕斯捷尔纳克还用红铅笔写了一个便条给奥莉娅：
“奥柳莎，全部保留原样吧，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改一下，我出生在俄国而不是在苏联。”
这封信于11月2日在《真理报》第二版发表了。
信中说：“我从谢米恰斯内同志的报告中得知，政府对于我离开苏联。不会设置任何障碍’。这对于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我的出生、成长、工作，都是和俄罗斯联在一起的。我不能设想我的命运可以离开它而单独存在。不管我犯了什么错误，有什么迷误，我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西方围绕我的名字煽起的政治运动的中心。
“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便告知瑞典科学院：我自愿放弃诺贝尔奖金。
“让我离开我的祖国，对于我来说等于让我去死，因此恳求对我不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
“扣心自问，过去我为苏联文学尽了微薄之力，今后对它还可能有用。”
这时，西方作家纷纷表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声援。有的是以抗议信的形式寄给苏联作家协会，有的发表在本国报刊上，有的直接寄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家中。
美国作家和诗人、天主教修士托马斯·默顿得知苏联掀起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批判时，感到疑惑。1958年10月29日他给苏联作协领导人阿·苏尔科夫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
“难道你们，共产党人，看不出这部伟大的书如何宣扬了俄罗斯？您是否能够理解，这部书使全世界爱戴、赞扬和尊敬俄罗斯人民，因为他们以空前的英雄主义扛起历史加给他们的重担。
如果你们惩罚帕斯捷尔纳克，只能说明你们不爱俄罗斯、不爱人类，追求的完全是少数政治人物的利益。……我是作为朋友，而不是作为仇视你们的敌人给你们写这封信，我对俄罗斯人怀有最博大、最诚挚的爱，对俄罗斯人无限赞美。我既不恨俄罗斯当今的领导人，也不怕他们，我只为他们感到悲哀。”
巴西小说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若热·亚马多，法国作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尔贝·加缪，法兰西学院院士弗朗索·莫里亚克，英国作家托·斯·艾略特、格·格林、奥·赫胥黎、罗素、毛姆、普里斯特利、福斯特、韦斯特等人或单独或联名拍电报给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要求他保证不使帕斯捷尔纳克遭受迫害。
帕斯捷尔纳克从这些声援中得到了某些安慰和心理上的平苏联当局通过奥莉娅动员帕斯捷尔纳克再发表一个声明，向广大人民作个交待，从此可以结束这场风波。
帕斯捷尔纳克同意了。他以为从此可以喘一口气，可以平平安安地生活，可以与出版社签订出版作品的合同，可以出书，可以得到维持两个家庭生活用的稿费。
十月革命节前夕，11月6日《真理报》在第四版上发表了帕斯捷尔纳克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信中说：
“我把诺贝尔奖金看作是对文学的表彰，我为此曾感到高兴，并在致瑞典科学院秘书安德列斯·厄斯特林格的电报中做了表达。”
“但是我错了。我犯此错误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我就曾被推荐为该奖的候选人，譬如5年前，那时我的长篇小说还没有写出来。”
“过了一周，当我发现围绕我这部长篇小说掀起的政治运动已发展到何等规模时，我确信这次授奖是一种政治行动，如今已造成骇人听闻的结果，于是我凭自己的动机，不为任何人所强制，寄去了自己自愿的拒绝。”
他又说：“在这动荡不安的一周里，我没有受到迫害，我的生命、自由和一切都没有遭到危险。我想再次强调，我的一举一动都是自愿而为的。非常熟悉我的人都很清楚，人世间任何事也不能迫使我昧着良心说话，或干违背良心的事。这次也是如此。
任何人没有强制我，此话已属赘言。这一声明是我怀着自由的心，怀着对大家的和我个人的未来的光明信念，怀着为我生活时代和为我身边的人的骄傲而写的。
“我相信，我在自身中可以找到力量恢复我良好的声誉和被破坏了的同志们的信任。”
本来是让帕斯捷尔纳克写封信，向广大人民做一次表态，从而结束这一事件。但当局把帕斯捷尔纳克的“致人民的表白”变成了“认罪书”，而且利用他的声明表明他没有受到任何迫害，一切做法都出自他的自愿。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不会客”
节日过去了。
报刊上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攻击与谩骂不见了。
表面上似乎已风平浪静。
帕斯捷尔纳克的元气逐渐恢复，重新开始他的翻译工作。
可是当他一想到诺贝尔奖金给他周围的人带来的灾难时，心里就难过。他写了一首诗，倾吐胸中的块垒。
我遭了殃，像只野兽陷入围猎。
我和人群、意志、光明已经告别我身后是一片追捕的喧嚣，我冲出去的可能已被堵截。
一棵云杉，横在地上，树林黑压压，我躺在水塘旁边。
所有的道路已被切断。
听天由命吧，什么也不管。
我干了什么龌龊的事，难道我是恶棍，是杀人犯？
我让整个世界对着我美丽国土泪水涟涟。
围捕的圈子越缩越紧。
另一件事怪我，有口难言：
我的右臂不跟我在一起——可心的人儿不在我身边。
绳索勒住我的脖颈，这时还有一个希望与我相随希望我的右臂能够为我拭掉眼中的泪水。
这首不是为了发表的诗，偏偏传了出去。西方记者以《诺贝尔奖》为标题面世以后，又招来新的麻烦。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把帕斯捷尔纳克传去，说他犯了“叛国罪”，并警告他：如果继续与外国人交往，将绳之以法。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做任何解释，回家便在自己家的大门口贴出一张用英、法、德三种文字写的条子？不会客”。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要来莫斯科访问。当局估计到麦克米伦很可能要求会见帕斯捷尔纳克，于是发出警告让他回避。
恰好这时格鲁吉亚诗人塔比泽的遗孀尼娜·塔比泽写信给帕斯捷尔纳克夫人季娜伊达，邀请他们夫妇到格鲁吉亚去散散心。
1959年2月20日，帕斯捷尔纳克夫妇在麦克米伦抵达莫斯科的前夕，随身带着一本美国作家福克纳的书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启程去了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市。
英国首相回国了。帕斯捷尔纳克缓了一口气。
1959年6月3日，帕斯捷尔纳克与季娜伊达返回了莫斯科。
莫斯科啊，莫斯科！
每次从外地回来，他对这座城市都有一种游子回到母亲怀抱的感觉。他爱这儿的菩提树，这儿的花香：他爱这儿的街道，这儿的教堂：他熟悉这儿的每一条街，每一座桥梁。因此他更想把旧的莫斯科，那时的生活，那时的人们，还有他们的喜怒哀乐再现在纸上。
莫斯科人和这座城市一起，变了模样。它有自豪的历史，自豪的精神，也有清除不尽的社会污秽和庸俗习气，医治不了心中的创伤。
帕斯捷尔纳克继续过着双重的生活。爱是甜的，爱也是苦的。他既不能和季娜伊达离婚，又不能和奥莉娅正式结婚。除了这种感情上的纠缠外，他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置之度外了。他埋头翻译，要创作另一部不逊于《日瓦戈医生》的作品，即后来只完成一幕的话剧《盲美人》。
